关键词：国家边界，市场的生产要素属性，闭环平衡，不完全成本，资本治理，发展主体性

引言：问题的浮现—全球化的矛盾与中国道路

我们正身处一个矛盾的时代。一面是“去全球化”的浪潮与地缘经济“堡垒”的兴起，另一面则是主要经济体深陷债务泥潭、内部贫富分化加剧的普遍困境。主流叙事将之归结为大国博弈或政策周期，却难以解释其同步性与结构性。对于中国的我们，既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之一，也承受着其内在矛盾最沉重的转嫁--表现为前所未有的房地产债务杠杆、金融风险与社会成本的累积。

本文认为，无论是全球性的倒退，还是中国当下的经济难题，共同指向了一个被掩盖的元问题：主导过去数十年的自由市场理论及其全球化实践，存在一种系统性的缺陷。它幻想存在一个脱离社会、政治与生态约束的“纯粹市场”，并在此幻觉上构建了不可持续的“不完全成本”发展模式。当这一模式的真实成本--社会撕裂、环境透支、金融风险--最终在国内政治容器（即“国家边界”）中显形时，激烈的反弹与调整便成为必然。

因此，本文旨在进行一次双重的“破”与“立”。“破”，在于揭示上述理论如何导致实践走入“国家-社会为资本打工”的异化陷阱，并以中国“土地财政”的兴衰作为核心案例进行病理学解剖。“立”，在于提出一套新的认知框架：将“市场”本身重新定义为必须由国家与社会共同生产、分配与治理的“核心生产要素"，并在此基础上，倡导一种效益与消耗线性平衡、代际公平的“闭环”发展理性。最终，探讨的不仅是如何规避风险，更是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中国发展的“主体性”--使资本与市场，牢牢服务于社会主义的终极目的：人民的共同福祉与国家的长治久安。

第一部分：理论诊断--自由市场理论的“元缺陷”于全球化中的显现

一、 理论的“抽离”：市场如何被抽象为“幽灵”

新古典经济学及其政策化身，构建了一个精妙的理论体系。其核心方法论在于“抽离”与“简化”：它将“市场”从一个具体、嘈杂、充满权力关系的社会历史建构中抽象出来，视作一个由价格信号自然驱动、仅由细胞化个体和公司构成的中性资源配置平台。这种抽象产生了双重割裂：劳动力被简化为“人力资本”的社会割裂及国家角色被淡化的政治割裂。由此，“市场”成了一个无根、无史、无差别的幽灵，以此作为全球化最优配置的天然基础。

二、实践的“恶果”：“不完全成本”全球化及其内在矛盾

基于上述理论构建的全球化，催生了“不完全成本”竞争模式：跨国资本在全球搜寻并转移社会成本与生态成本，使商品国际价格不包含这些真实代价；产生的超额利润被私有化；而被转移的成本最终由国家内部消化，表现为社会矛盾激化。当矛盾积累至临界点，“国家边界”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保护机制必然启动，通过保护主义等手段反制资本流动，形成经济逻辑消除边界，政治逻辑重塑边界的对向悖论。

三、关键洞察：一切经济行为的“效益驱动”同构性

理解这一悖论需引入“广义效益驱动”框架。资本、消费者、国家均在追求自身认定的“效益”最大化：资本追求财务回报，消费者追求复合效用，国家追求多元目标集合，这三层反馈出的性价比原则。传统理论的致命缺陷在于只系统性地优化了资本的效益函数，却漠视了国家与社会的整体效益。全球化危机，本质上是不同主体效益函数的剧烈冲突。

四、动态模型：资本“洼地狩猎”与国家“边界防御”的冲突

在“效益驱动”原则下，资本的全球流动呈现为一种“洼地狩猎”模式。资本持续在全球搜寻并迁往劳动力、环境、税收等成本更低的“生产要素洼地”。当一个国家因资本迁出而出现产业空心化、失业率上升时，或当资本迁入国因过度开发导致社会与环境危机时，该地区的“国家边界”机制便会启动。前者表现为贸易保护、产业补贴，后者表现为社会动荡、政策收紧。这两种反应，都是政治共同体对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外部负面性的强制性自我防御。

因此，全球化并非平滑的融合过程，而是资本“洼地狩猎”效益与主权国家“边界防御”效益之间不断产生摩擦、冲突与再调整的动态过程。当前的“去全球化”浪潮，正是这一冲突在多年积累后的一次总爆发。它彻底证明，将资本效益置于国家与社会效益之上的全球秩序，具有天生的内在的不稳定性。

第二部分：中国镜鉴—从“改造驾驭”到“陷入陷阱”的双重实践

一、历史经验：通过“改造”实现资本工具化的成功奠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对工商业资本的历史性驾驭。这一过程的核心是“所有制革命”，将关键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收归国有与集体所有，从而在根源上消除了资本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的经济基础。其成功在于：明确设定了资本的边界与使命，使其完全成为服务于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工具”。尽管付出了消费抑制等代价，但确保了效益被最大限度地用于国家体系的建设，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不可或缺的主权独立性与工业基础。这证明了，在中国语境下，国家有能力对资本进行根本性的制度塑造。

二、当下困境：“土地财政”作为“不完全成本”发展的典型陷阱

“土地财政”模式是中国近二十年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亦是理解“不完全成本”发展模式如何导致系统性风险积累的绝佳样本。

“不完全成本”的掠夺性体现：成本转嫁与溢价收益

“土地财政”模式下的商品房价格，绝非“不完全”，它实则高度“完全”--其价格已充分涵盖了土地稀缺性、金融风险溢价乃至未来公共服务透支的全部预期成本。然而，这一模式的掠夺性奥秘在于：成本的支付者与风险的最终承担者被系统性错配。

风险成本的全额转嫁：商品房价格中的金融风险溢价（由高杠杆开发与预售制催生），已通过高昂的房价转移给购房家庭。当市场下行时，资本方（开发商、部分炒房资本）可提前套利离场或申请破产保护，而“房奴”家庭的资产负债表崩溃和银行的坏账风险，则留给了居民部门与国家金融系统来消化。资本参与了风险的定价与售卖，却逃避了可能的最终风险。

资源成本的代际与公众转嫁：土地作为不可再生的战略资源，其耗竭性开发的社会成本（如优质耕地流失、城市生态承载能力下降）已被资本化为当期地价与房价，并由当期购房者预付。但资源的实质性枯竭与生态修复的代价，则作为 “负遗产”留给了全社会和后代。资本在交易中攫取了资源变现的巨额收益，而将资源空洞化的长期代价甩给了社会共同体。

公共成本的对冲缺失：房价中隐含了对未来学区、医疗、交通等公共服务的昂贵预期。然而，资本在获取了这份预期溢价后，并未在其开发利润中计提相应的反哺基金，以足额覆盖这些公共设施的长期运营与升级成本。这部分成本最终仍需由未来地方财政（即全体纳税人）填补，形成了“公共投资，私人套现” 的扭曲循环。

因此，问题的核心并非成本未被涵盖，而是一场精密的“成本大挪移”：

资本通过定价权，将长期风险、资源枯竭和公共负债等真实成本，打包进商品价格，一次性出售给消费者和未来的社会管理者国家。资本在此过程中，扮演的不是风险共担者，而是“风险的包装者和转销商”，其收益是确定的，其代价是虚拟的。这才是“土地财政”沦为“挖坑埋自己”的根本逻辑：它鼓励并将巨额社会成本制造出来，将其货币化并私有化收益后，却把成本的实体部分留给了国家与社会去艰难消化。

最终结果：这种模式在宏观上诠释了“收益私有化、成本社会化、风险国家化”的畸形分配格局。当资产价格膨胀不可持续时，其留下的将是消费者为代表的社会的沉重债务、金融体系的潜在坏账、地方财政的可持续性困境，以及被过度消耗的发展空间--所有风险与代价，最终都指向了“国家-社会”这一终极兜底者。

第三部分：范式重构--“市场”作为生产要素与“闭环平衡”发展观

一、理论突破：市场作为“社会性生产要素”

要跳出上述困境，必须进行理论范式的根本革新。首要之举是颠覆对“市场”的认知：市场不是先验存在的自然秩序，而是一种需要被持续投资、维护、规制和分配的“社会性生产要素”或“核心公共基础设施”。

它需要被“生产”：法治环境、信用体系、交通网络、支付清算系统、数据基础制度等，都是构建现代市场所需的巨大公共投资。

它产生“收益”：一个高效、公平的市场能降低交易成本，激发创新，其产生的“网络效应”和“制度租金”是巨大的社会财富。

它的“产权”与“接入权”至关重要：因此，市场规则的制定权、关键平台的接入权、数据流量的分配权，必须被视为一种战略性的经济权力，由国家代表社会公共利益来主导和掌控。将市场纳入生产要素范畴，为分析国家与资本在规则层面的竞争提供了理论闭环。

二、发展观革新：提出“闭环平衡”发展理性

为从根本上克服“不完全成本”发展模式，本文提出“闭环平衡”的理念作为一种规范性的理论替代。它直接针对以债务驱动、资源透支为特征的 “开环”增长函数。

理论渊源与实践依据：它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对社会再生产的分析，生态经济学对增长极限的思考，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量入为出”的治理智慧。其实践雏形体现于中国在粮食与能源安全上的“战略底线思维”、生态保护中的“红线”概念 以及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都蕴含着将发展约束在系统可承受边界之内的理性。

核心内涵：一个健康可持续的经济系统，其创造的社会总效益应与同期消耗的物质资源、生态环境容量及社会承受力（总消耗）保持大致的线性平衡，追求代际正义，强调平衡循环。

衡量与实施：建立一套包含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的 “国家综合资产负债表”。发展的净值增加必须显性地高于各类资本的耗用，并以此作为评价发展的核心准则。国家必须扮演强有力的“平衡器”，通过规划、分配与规制，防止系统因资本无限逐利而失控，确保发展服务于长远整体福祉。

第四部分：路径探索--重建发展主体性的中国方案

一、财政根基重构：从“土地金融”到“开源-节流-赋能”的新型财政体系

必须彻底扭转对“土地财政”的路径依赖，构建一个收入多元、支出高效、运行智能的现代财政体系。这一体系应建立在 “开源”、“节流”、“赋能”三大支柱之上：

支柱一（开源）：开拓“国家权益财政”与“市场要素财政”

国家权益财政：作为社会最终风险兜底者与公共利益的代表，国家必须理直气壮地确立并行使对关键领域稳定盈利行业（如电网、骨干通信网、核心数据基础设施等）的经营权益。通过现代公司治理、特许经营等方式，将其“稳定租金”与“溢价收益”转化为全民共享的国家财政收入与战略储备基金，铸就“财政主权基石”。

市场要素财政：基于“市场作为生产要素”理论，开征“市场占用税”。任何商品的价值实现都无法脱离通过社会共建的“市场”这一生产要素。此税针对那些因用户规模、数据控制或特许地位而高强度占用公共市场资源的资本主体（如头部平台、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征收法定租金。其本质是 “社会对其所创造的、被资本占用的关键生产要素--市场--的价值回收”，精准矫正“不完全成本”，具有独立的法理正当性。

支柱二（开源与投资）：培育“创新-民生”财政

培育未来税基：通过国家战略引导，在数字经济、绿色产业、高端制造等前沿领域培育强大、健康的实体经济税源。

优化支出结构：财政支出坚决从过度投资物理“铁公基”，转向对“人”的投资（教育、医疗、基础科研）与对“自然资本”的投资（生态修复），为长期可持续发展积累核心资产。

支柱三（节流与赋能）：构建“效能财政”，以数字化与AI驱动行政体系革新

数字化与AI驱动的行政流程再造：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对财政供养的行政、司法及公共服务流程进行根本性重塑。实现审批、监管、服务、内部管理的自动化、智能化与精准化，大幅压缩事务性岗位与中间环节，从根本上抑制行政成本扩张。

硬化预算约束与绩效闭环：建立跨周期财政规划，对“国家权益财政”等收入进行专款专用的“隔离管理”。建立以结果为导向的全面绩效预算体系，利用数字技术对重大支出进行全生命周期效果追踪，形成“预算-执行-监督-问责-优化”的数字化管理闭环。

目标：在保障公共服务质量的前提下，实现行政运行成本显著下降与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质的飞跃，打造一个 “更精准、更高效、更透明” 的现代治理体系。

二、资本治理升级：从“招商引资”到“战略引领”

重构国家与资本的关系，变“被动依赖”为“主动驾驭”。

设定明确赛道与红线：通过产业政策、负面清单等，明确鼓励资本进入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乡村振兴等战略领域，严格限制其在金融空转、垄断扩张等方面的无序行为。

强化社会责任内嵌：不折不扣严格实施劳动法对劳动者权益的保障承诺，将环境成本、安全成本、数据安全内化为企业的刚性约束。

完善金融监管：实行穿透式监管，确保金融风险与收益相匹配，坚决防止“收益私有化，风险国家化”的再现。

三、筑牢“新公有制”根基：掌控新时代的核心生产要素

在数字经济与绿色转型时代，必须筑牢新的“公有制”或“社会控制”根基。

数据要素：确立公共数据国有或社会信托原则，防止其成为少数平台的私有垄断资本。

生态要素：完善碳排放权、用水权等生态产权制度，使其成为国家调控发展模式、实现生态价值的有效工具。

战略平台：对具有基础设施属性的数字平台、支付系统等，确保国有资本的控制力或强有力的公共规制。

四、分配正义回归：夯实内需与认同的基础

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民。必须扭转分配格局，使发展成果惠及绝大多数劳动者。

提高劳动报酬份额：从财务报表上强化生产力报酬与限制劳动力替代程度，在初次分配中体现劳动尊严与社会责任。

完善社会保障网：构建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释放内需潜力。

拓展财富积累渠道：探索通过员工持股、集体资产股份化等形式，让劳动者分享资本收益。

结论：从草根之问到大国之路

本文始于“草民”对高房价与债务世界的困惑，终于对世界经济与中国道路的系统性思考。

全球与中国面临的困境同源：皆因主导性的经济理论遗忘了市场的社会政治之根，从而纵容了“不完全成本”的掠夺性发展，并在此框架下，导致了“国家-社会-资本”关系的严重异化，以及资本“洼地狩猎”与“国家边界”被动防御的全球性冲突。

然而，比理论缺陷更深层的，是一种文明路径的抉择。当前盛行的高负债国家运行模式，不仅是上述经济理论的必然恶果，更标志着一种“债务文明”的自我强化。它将GDP增长拜物教、金融炼金术与资本中心论奉为圭臬，最终走向对子孙后代资源与发展权的制度性透支。

这种将未来贴现至今的处事逻辑，从根本上违背了东方治理智慧中“量入为出”、“为子孙计”的可持续与负责任传统。当部分主流论述仅以“技术中性”或“国际惯例”为由，将中国亦引向此高负债路径时，我们失去的不仅是财政稳健，更是一种文化主体性与代际责任感。这，是比任何经济失衡都更为深刻的“主体性”迷失。

因此，中国的独特使命与机遇在于，它拥有社会主义的制度记忆与政治遗产--我们曾成功改造过资本，我们深知国家主体性的重要；更拥有“天人合一”、“政在养民”的深厚治理文化资源。今天的任务，绝非在“债务文明”的道路上争当更娴熟的追随者，而是要在开放与复杂的现代经济中，完成一次“文明的综合与超越”。

这要求我们敢于进行理论再造（视市场为生产要素），勇于实践转型（践行“闭环平衡”），最终重建发展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既意味着发展的目的、节奏与规则必须由这个国家的主体（人民及其代表）来定义，让资本回归其服务“国家-社会”整体利益的工具本位；更意味着，我们必须从自身的历史与文化深处，汲取一种超越“债务驱动增长”的、更为健康、持久且负责任的新发展理性。

这并非易事，它触及全球性的利益结构与深层的观念惯性。但这关乎国运与民心，关乎我们留给后世的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家园，还是一叠需要偿还的账单。

道路就在脚下，关键在于选择——是延续透支未来的全球惯性，还是开创一条基于东方智慧与社会主义原则的、真正可持续的现代文明之路？让我们再次解放思想！

以上仅个人观点，欢迎讨论。

（全文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