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骗我钱的东莞白裙姑娘，让我记了 10 年

2013年的东莞像台不停转的马达，油光锃亮的瓷砖铺就的商圈里，霓虹灯把每个人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

穿西装的业务员夹着公文包小跑，厂服还没来得及换的工人啃着馒头疾行，连路边卖炒粉的摊贩都在颠勺间隙瞄着来往人流——谁都没空在这热闹里多站一秒，大家都在赶，赶订单，赶工期，赶一场不知道终点在哪的生计。

我就是这股人潮里最普通的一个，26岁，揣着中专毕业证在城郊一家电子厂拧螺丝。

每天的生活比车间里的流水线还规律：早上七点被出租屋隔壁的闹钟吵醒，啃两个五毛一个的肉包冲去打卡，中午在食堂抢一份八块钱的盒饭，晚上八点拖着灌了铅的腿往回走。

工资卡上的数字每月雷打不动地多三千二，扣掉二百三的房租和基本开销，剩下的都要攒着寄回乡下给爸妈。

出租屋的墙皮掉得像头皮屑，床底下堆着没洗的袜子，唯一的娱乐是花五十块钱买的二手彩电，搜得到三个台，还总飘雪花。

改变发生在九月的一个晚上。

那天加班到九点，月亮已经挂在电线杆上了，我攥着刚领的加班费，盘算着买两斤猪肉改善伙食。

路过城中村口的公交站时，眼角余光瞥见个白影，停下脚步回头看——是个姑娘，站在路灯底下，长头发垂到肩膀，穿件洗得发白的连衣裙。

东莞的夜里从不缺漂亮姑娘，但这姑娘不一样。她皮肤白得像刚剥壳的鸡蛋，眼睛亮得能映出路灯的光，就是脸色太白了，像蒙了层薄纸，站在风里微微晃着，像株没扎根的含羞草。

我本来都走过去了，脚却像被钉住似的，又倒了回来。不是有别的心思，就是觉得奇怪——这时候公交站早没车了，她既不看手机也不张望，就直挺挺地站着，像尊精致的瓷娃娃。

我放慢脚步蹭到她旁边，正琢磨着要不要问句“姑娘你等人啊”，她先转过头来了。

睫毛颤了颤，对着我笑了笑，那笑容真干净，比厂里食堂刚蒸好的馒头还冒着热气。

接着她抬起手，手里捏着张折叠的白纸，展开来，上面用黑笔写着几行工整的字：“我是聋哑人，出门遇困难，求好心人帮衬，感激不尽。”

我心里“咯噔”一下。聋哑人？这么漂亮的姑娘，居然不能说话也听不见？我想起老家邻居家的傻儿子，也是天生残疾，三十岁了还只会啊啊叫，顿时就软了心。

我摸了摸口袋，刚领的加班费是整叠的百元钞，舍不得拆，翻了翻钱包，找出张皱巴巴的十元纸币递过去。

她双手接过去，指尖有点凉，然后双手合十对着我弯了弯腰，眼睛弯成了月牙。那笑容比刚才更甜了，像是我给的不是十块钱，是块蜜糖。

我脸一下子就红了，挠了挠头，含糊地说“没事没事”，转身就往出租屋跑，心跳得比车间里的机器还快。

回到家才发现，买猪肉的事早忘了，满脑子都是那姑娘的笑容，连做梦都梦见她对着我合十道谢。

从那天起，我每天下班都绕路走公交站。有时她在，有时不在，在的时候我就给点钱，十块二十块不等。

有次发了奖金，我给了五十，她惊讶地睁大眼睛，对着我连鞠了三个躬，还从口袋里摸出颗水果糖塞给我。糖是橘子味的，含在嘴里甜了一路，我舍不得咽，含到出租屋，糖纸都化了粘在手上。

现在想想，那时候的我真是傻得可爱。

自己省吃俭用，中午食堂的汤都要喝两碗撑肚子，买瓶三块钱的可乐都要犹豫半天，给她钱的时候却眼睛都不眨。

同宿舍的老王笑话我：“阿明你是不是看上人家了？不如直接要个联系方式啊。”

我急得脸红脖子粗：“你别瞎说，人家是残疾人，怪可怜的。”

老王撇撇嘴：“东莞的骗子多了去了，小心被骗。”我当时还跟他吵了一架，说他把人想太坏了——那姑娘的眼睛多干净啊，怎么可能是骗子？

不知不觉就过了一个月。我渐渐摸清了她的规律，每天晚上八点到十点在公交站，周末会早一点。

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我一出现，她就会笑着迎上来，我给钱，她鞠躬，有时会给我颗糖或者一张小纸条，上面画着简单的笑脸。

我开始好奇，她叫什么名字？家是哪里的？为什么一个人在东莞？

我决定跟她“聊聊天”。那天我特意去文具店买了个崭新的笔记本和一支圆珠笔，磨磨蹭蹭到公交站时，却看见个穿花衬衫的男人正拽着她的手腕。

那男人染着黄头发，脖子上挂着条假金项链，正抢她手里的钱袋。

姑娘急得直跺脚，想把钱袋抢回来，却没力气，脸色更白了，眼里都泛起了泪光。

我当时脑子一热，什么都没想就冲上去了，一把抓住那男人的胳膊：“放手！光天化日抢东西，要不要脸！”

那男人回头瞪我，一脸横肉抖了抖：“关你屁事！这是我女朋友，我拿我女朋友的钱，怎么叫抢？”

我看向姑娘，她拼命摇头，指着那男人，又指了指自己，眼里全是求助。

“你少胡说！她是聋哑人，怎么会是你女朋友？”我攥紧拳头，心里的火直往上冒。

周围渐渐围了些人，有路过的工人，还有卖水果的摊贩，都对着那男人指指点点。黄头发见人多了，气势弱了半截，但还是恶狠狠地瞪着我：“小子你别多管闲事！她的钱也不是干净的，都是骗来的！”

我气得想揍他，胳膊刚抬起来就被姑娘拉住了。她拽着我的袖子，轻轻摇了摇头，然后对着黄头发摆了摆手，像是在说“算了”。

黄头发“哼”了一声，骂骂咧咧地走了，走之前还回头撂了句：“你等着瞧！”

我赶紧检查姑娘有没有受伤，她摇摇头，从口袋里摸出纸巾给我擦汗，又对着我鞠了一躬。

我问她“你没事吧”，才想起她听不见，只好用手比划着。她看懂了，又笑了笑，把钱袋塞进怀里，指了指公交站的方向，像是要我赶紧走。我不放心，陪她站了会儿，直到她对着我摆手，我才一步三回头地离开。

回到出租屋，我却睡不着了。

黄头发的话像根刺，扎在我心里拔不出来。

骗来的？怎么可能？她的笑容那么真，道谢的样子那么诚恳，难道都是装的？

我翻出她给我的那颗水果糖，糖纸都发黄了，含在嘴里，却尝不出甜味了。我安慰自己，肯定是那黄头发怀恨在心，故意挑拨离间，可心里的疑团却越来越大。

第二天我特意提前下班，五点就跑到公交站，却没看见她的影子。

我在旁边的小卖部买了瓶水，跟老板闲聊：“老板，昨天在这站着的那个姑娘呢？穿白裙子的。”

老板吸了口烟，撇了撇嘴：“你说那个聋哑人啊？走了呗，今天没再来。”

我心里一沉，又问：“她常来吗？”老板说：“来了一个多月了吧，每天都在这儿，不少人给她钱呢。”

接下来的三天，我每天都去公交站，从傍晚等到深夜，路灯都灭了，也没看见那个白裙子的身影。

她就像从来没出现过一样，没留下一点痕迹，只有我笔记本里那张画着笑脸的纸条，提醒我那一个月的相遇不是梦。

疑团解开是在一周后。

那天中午在食堂吃饭，隔壁桌的两个女工正叽叽喳喳地聊天，我本来没在意，直到听见“聋哑人”“骗钱”这两个词。

我凑过去听，其中一个女工说：“你们不知道吧，城中村口那个聋哑姑娘是骗子！我表妹昨天看见她在另一个公交站，跟个男的一起数钱呢，嘴里还说着话，哪是什么聋哑人！”

另一个女工接话：“我早就看出来了！听说他们是一伙的，专门找长得漂亮的姑娘装残疾人骗钱，骗够一个地方就换个地方。”

我手里的筷子“啪嗒”掉在地上，食堂里的喧闹瞬间离我很远。

原来老王说的是真的，黄头发的话也是真的，那干净的笑容，真诚的鞠躬，还有那颗橘子味的糖，全都是演的。

我想起自己省吃俭用给她的钱，想起自己为了她跟老王吵架，想起她被抢时那楚楚可怜的样子，突然觉得像吞了只苍蝇，又酸又涩。

那天下午我没上班，请了假在出租屋里躺着。看着天花板上掉下来的墙皮，我突然笑了，笑自己傻，笑自己天真。可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

不是心疼那些钱，是心疼自己的善意。我想起小时候妈妈教我，要做个好人，见人有困难要帮忙，可现在，我的善意却被人当成了赚钱的工具。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去过那个公交站。再遇到路边要钱的人，我都会绕着走，有时甚至会恶狠狠地瞪一眼——我怕再被人骗，更怕自己的善意再被践踏。

老王说我变精明了，我却觉得自己心里的什么东西碎了，像那姑娘给我的那颗糖，化了之后就再也回不来了。

年底我换了家工厂，搬到了另一个区。春节回家，妈妈炖了我最爱喝的排骨汤，跟我说：“村口的张奶奶病了，我给她送了点鸡蛋过去，她无儿无女的，怪可怜的。”我愣了愣，想起2013年那个晚上，路灯下的姑娘，还有自己递出去的那张十元纸币。

过完年回东莞，我在菜市场买了些水果，去了城中村的养老院。那里有十几个孤寡老人，我帮他们洗了衣服，剪了指甲，陪他们聊了会儿天。有个失明的老奶奶拉着我的手，说：“小伙子，你真好，比我那没良心的侄子还亲。”我鼻子一酸，想起了那个姑娘的笑容，突然就释怀了。

我后来再也没见过那个白裙子姑娘，也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有什么苦衷，更不想去证实她是不是骗子。

因为我渐渐明白，善意这东西，从来不是给对人的奖励，而是我们自己心里的一盏灯。那盏灯可能会被风吹灭，可能会被雨淋湿，但只要我们愿意重新点燃它，它就会一直亮着。

就像东莞的夜晚，总有路灯会坏，但第二天早上，电工师傅总会把它修好。因为这座城市需要光，我们每个人心里，也需要光。

那些被欺骗的善意，就当是给那盏灯添的油，虽然烧了点，但只要灯还亮着，就总有温暖能照到该照的地方。

去年我在老家县城买了套小房子，搬进去那天，我特意去超市买了两斤橘子味的糖，分给了邻居家的小孩。

看着孩子们甜甜的笑脸，我突然想起2013年东莞的那个晚上，路灯下的姑娘，还有我递出去的那张十元纸币。原来善意从来不会白费，它可能会绕个弯，可能会换种方式，但总会以另一种温暖的样子，回到我们身边。

毕竟，在这熙熙攘攘的人世间，我们每个人都在赶路，都难免遇到风雨。你递出去的那点善意，可能就是别人手里的伞；别人给你的那点温暖，可能就是你心里的光。善意不是用来衡量别人的尺子，而是用来照亮自己的星辰——哪怕被乌云遮过，也终会在夜空里闪烁。

听说关注我的人都暴富了~

创作不易！！！对于以上内容有什么看法和想法，欢迎点赞、转发、评论！

我是贤东，期待与您的交流~（图片来自网络，图文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