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初，中央红军尚未离开中央苏区，一场秘密谈判已在江西寻乌罗塘进行。
谈判的一方，是红军代表何长工、潘汉年；另一方，是广东实力派陈济棠派来的代表。经过数日交涉，双方形成五项秘密约定，内容涉及停止敌对、解除封锁、互通情报和必要时互相借道。按照相关安排，粤军将在红军通过的方向后撤，让出一段通道。
这是一幅颇为反常的画面：陈济棠原本参加过对中央苏区的“围剿”，长期镇压革命力量，此时却没有把红军死死堵在广东门外。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改变了政治立场，更不是在帮助革命。摆在他面前的其实是两种危险：红军进入广东腹地，会冲击他的统治；蒋介石的中央军以追击红军为名开进广东，同样可能夺走他的地盘。
长征路上，各地实力派几乎都面临类似选择。他们想挡住红军，却又怕为蒋介石消耗自己的部队；他们奉命“追剿”，同时还要提防身后的中央军。红军面对的，因而不只是一条军事封锁线，更是一张充满猜疑和算计的政治地图。
## 陈济棠让出通道，却没有放下枪
陈济棠被称为“南天王”，掌握广东党政军大权。他与蒋介石表面服从、暗中提防，尤其不愿中央军借“剿共”深入广东。
中央苏区存在一天，便在赣粤之间形成一道缓冲；一旦红军被完全消灭，蒋介石的部队就可能顺势南下。正因为如此，陈济棠既反对红军，又不愿替蒋介石承担决战的代价。
红军方面抓住了这层矛盾。
罗塘谈判后，红军并未获得一条毫无阻碍的道路。由于消息未能及时传达到粤军所有前线部队，中央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时仍遭遇战斗，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洪超壮烈牺牲。此后，陈济棠将主力收回广东腹地，采取守境姿态，红军突破第二、第三道封锁线的阻力有所减轻。
“借道”不是结盟，而是双方在特定局势下形成的有限默契。
陈济棠要保住广东，红军则要冲出包围。两者目的完全不同，却在蒋介石企图控制地方实力派这一点上出现了短暂交集。
这种局面很快又在湖南、广西重演，只是那里的结果要惨烈得多。
## 通道曾经出现，湘江最终仍成血战
中央红军进入湘南后，湖南实力派何键奉命堵截。何键既要防止红军留在湖南，也不愿在苦战中损失过重。他最理想的结果，是把红军赶出自己的防区。
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同样有两层顾虑。他们不允许红军深入广西，却更担心蒋介石的中央军尾随而入。对桂系来说，如果红军从边缘地带迅速经过，远比把双方主力都拖进广西腹地有利。
一些亲历者后来把这类部署概括为带有“送客”色彩的策略。不过，这种说法只能解释桂系最初希望驱赶红军、避免决战的盘算，不能把随后发生的激战说成真正的礼让。
桂军曾调整湘江一带部署，红军前方一度出现可以利用的空隙。然而中央纵队携带大量辎重，行动迟缓，未能及时全部通过。等湘军、桂军和国民党中央军重新合拢，短暂的缝隙已经变成了包围圈。
1934年11月底，湘江战役爆发。
何键的湘军从北面压来，桂军从南面进攻，中央军在后追击。红一、红三军团在两翼阻击，红五军团等部担负后卫任务。新圩、光华铺、脚山铺等阵地反复争夺，许多红军指战员为掩护中央纵队渡江壮烈牺牲。
中央红军虽然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人员却从长征出发时的八万余人锐减至三万余人。地方实力派不愿替蒋介石卖命，并不等于他们不会作战；一旦红军被迫停留，威胁到了其防区和统治，他们同样会投入重兵。
湘江的鲜血，揭开了地方实力派态度中最残酷的一面：他们可以暂时留下通道，也会随时把通道关上。
红军不能把生存寄托在对手的矛盾上，只能利用矛盾赢得时间，最终仍靠自己的决断和牺牲突围。
## 王家烈忙着守贵州，中央军却进了贵阳
进入贵州后，红军遇到的是另一种局面。
贵州内部派系林立，王家烈虽掌握省政权，实力却并不稳固。蒋介石命令黔军堵截红军，王家烈不敢公开违抗；可他也明白，中央军一旦进入贵州，未必还会退出。
因此，他一面布置黔军防守乌江和贵州东部，一面观察红军究竟是要占据贵州，还是仅仅过境。当发现红军没有长期经营贵州的迹象后，他更关心贵阳和自己的基本地盘，不愿把主力全部压在前线。
红军强渡乌江、占领遵义时，尾追而来的薛岳部却迅速进入贵阳。中央军以追击红军为名控制省城要地，王家烈进出自己的大本营，甚至要接受检查。
这场变化比战场上的一次失利更令地方实力派警惕。
不久，王家烈被迫交出贵州省政府主席职务，随后军权也逐渐被削弱。蒋介石没有在贵州建立红军根据地，反而借追击红军之机，将中央势力伸进了过去难以控制的西南省份。
王家烈最担心的事情，最终不是被红军实现，而是被前来“助剿”的中央军实现。
四川的刘湘、云南的龙云也看到了这一点。刘湘担心红四方面军发展壮大，却又不愿中央军大举入川；龙云既要防止红军进入云南，也要防备蒋介石借机控制昆明。他们会调兵堵截，也会把保存本部实力和守住地盘放在重要位置。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改变此前较为僵化的作战方式，在川滇黔边机动作战。四渡赤水期间，红军调动川军、黔军和中央军来回奔走；随后佯攻贵阳，迫使龙云将滇军主力调往贵州增援。
毛泽东等正是要把云南守军调出本省。
滇军离开后，红军突然西进云南，兵锋逼近昆明。龙云急令孙渡部回援，并调集地方武装保卫省城。就在云南当局集中注意力守昆明时，红军迅速转向北进，抢渡金沙江。
1935年5月，中央红军主力渡过金沙江，终于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包围圈。
这场行动重新解释了长征途中地方实力派的“态度”：他们并非简单地追或不追、打或不打，而是在红军与蒋介石中央势力之间反复权衡。红军则从最初利用陈济棠让出的通道，逐渐发展到主动调动各路敌军，让对手彼此猜疑、各守地盘。
陈济棠让路、桂湘军封江、王家烈观望、龙云回援，看似是几种截然不同的选择，背后却有同一个逻辑——既要阻止红军，又不能让蒋介石借机吞并自己。
然而，地方实力派的算盘并不能决定历史走向。真正把一道道缝隙变成生路的，是红军对复杂局势的判断，是将士们付出的巨大牺牲，也是遵义会议后逐步形成的独立自主、灵活机动的军事指挥。
如果你身处当时的地方实力派位置，一边是必须堵截的红军，一边是可能借道夺权的中央军，你会选择集中兵力决战，还是守住地盘、尽快让红军过境？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理由。
参考资料：
① 何长工《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
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编《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91年
④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红军长征过广西》
⑤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