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的瑞典，已经通过海上贸易进入中国市场。当时欧洲国家对东方贸易的兴趣不断增加，瑞典东印度公司也参与其中。中国的茶叶、瓷器和丝绸为瑞典商人带来商业机会。这个阶段，两国的关系更多建立在商品交换之上，但欧洲对中国的认识始终带有自身文化和政治视角，双方并非在完全平等的历史环境中相互理解。

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欧洲国际秩序几经变化，瑞典的国家安全观念也发生了调整。瑞典长期奉行军事不结盟政策，试图在欧洲大国竞争中保持回旋空间。1950年1月14日，瑞典承认新中国，5月9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这一决定说明，瑞典过去并非没有独立处理对华关系的能力。

两国关系曾经有过相当长的合作时期。1957年，中瑞签订政府间贸易协定，之后又建立经贸合作机制。瑞典的机械设备、汽车、通信技术和工业产品进入中国，中国的制造业产品也逐步进入瑞典市场。到了改革开放以后，瑞典企业较早参与中国市场建设，双方形成了产业互补关系。这样的历史基础，恰恰说明今天的矛盾并不是由某个古老民族仇恨单独造成的。

真正需要关注的是21世纪以来瑞典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变化。2007年，瑞典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受访者比例约为41%，2016年上升至59%，2018年一度回落至52%，2019年又升至70%。到了2020年，这一数字达到85%。短短几年间，社会态度发生明显变化，说明政治事件、媒体议程和国际环境共同推动了舆论转向。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2015年桂民海事件。桂民海具有瑞典国籍，其失踪、被中国有关部门采取措施以及后续司法程序，引起瑞典政府持续关注。瑞典方面将此事视为领事保护和公民权益问题，中方则按照相关法律处理案件。双方对事件性质、法律程序和外交责任的理解存在严重分歧，这一事件此后多年持续影响两国政治互信。

问题在于，这类外交争端很容易被国内政治和媒体放大。瑞典媒体对桂民海事件进行了长期报道，部分政界人士也把案件与中国的整体政治制度联系起来。原本属于具体司法和领事争议的事件，逐渐成为瑞典公众认识中国的重要窗口。一个普通瑞典民众未必了解中国的产业结构、社会发展和地方经济，却可能反复接触有关外交冲突的报道，负面印象便容易不断累积。

2018年至2019年，两国关系又经历了几轮外交摩擦。瑞典文化界围绕桂民海获奖问题产生争议，瑞典文化部长出席相关颁奖活动，中方对此提出严正交涉。双方在外交表态和媒体报道方面的分歧不断扩大。需要看到的是，外交关系一旦被国内政治议题绑架，政府就容易受到舆论压力，原本能够通过谈判处理的问题也会变得更加复杂。

另一个具有实际影响的节点，是瑞典对华为参与5G网络建设的限制。2020年10月20日，瑞典邮政和电信管理局宣布，在5G网络建设许可条件中排除华为、中兴设备，并要求逐步清除相关设备。2021年6月，斯德哥尔摩行政法院驳回华为方面的相关上诉，支持有关限制措施。法院给出的核心理由是国家安全。

这件事的影响远远超过一家企业的商业损失。5G网络涉及通信、工业控制、金融服务、交通管理和国防信息系统，哪个国家掌握关键网络设备，都会引起政府高度重视。瑞典把中国通信企业纳入国家安全审查，说明其对华政策已经从一般贸易摩擦延伸到数字基础设施领域。中方对此类缺乏公平竞争基础的限制当然有理由提出反对，因为企业不能仅仅因为国籍而被预先认定存在安全风险。

瑞典之所以在这一领域态度强硬，还有一个现实原因：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普通中立国家了。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瑞典的安全环境发生变化。波罗的海、北欧和北极方向的防务问题被重新提到国家战略的突出位置。2024年3月7日，瑞典正式加入北约，结束了长期以来的军事不结盟政策。国家安全框架发生改变，对外政策也开始更加重视与美国及欧洲盟友的协调。

这就引出了瑞典对华政策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逻辑：它开始从欧洲整体战略的角度看待中国。过去，瑞典可以根据自身经济利益和外交传统独立决定对华合作的深度；加入北约以后，军事安全与盟友协作在政策中的权重明显提高。中国又是全球重要的大国，双方在科技、贸易、国际秩序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于是中国越来越容易被纳入瑞典的战略风险讨论。

2026年2月18日，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在议会发表年度外交政策声明，将支持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以及强化安全合作列为政府重点。声明还明确表示，瑞典对华关系将继续以欧盟对华战略为基础，并对中国的国际政策提出批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瑞典政府将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纳入欧洲安全问题的讨论，认为相关合作会对瑞典及欧洲安全产生影响。

这意味着瑞典已经不再单独衡量中瑞双边关系，而是把对华政策放进欧洲整体战略之中。中国与俄罗斯保持正常国家交往，有其历史基础和现实利益，不能因为欧洲安全形势紧张，就要求中国按照瑞典的战略偏好调整外交政策。瑞典可以表达自身担忧，但也应当尊重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选择。将正常的国际交往直接解释为对欧洲安全的威胁，容易造成不必要的政治对立。

2026年10月19日，瑞典政府又向议会提交了关于2027年参与北约集体威慑和防务的提案，计划提供陆上、海上和空中力量。其中包括向拉脱维亚和芬兰方向提供地面部队，参与北约海上力量行动，并计划在2026年12月向波兰北约防空行动提供爱国者系统。瑞典的军事角色正在从本土防御向联盟共同防务延伸。

这项安排与中国并没有直接的军事冲突关系，却说明瑞典的国家安全战略已经深度嵌入北约体系。一个国家越依赖军事联盟，越容易从联盟的共同安全叙事出发理解国际局势。中国并没有与瑞典处于军事对抗状态，但瑞典对华政策受到北约整体战略和欧洲安全判断的影响，这种外部因素不能忽略。

瑞典的另一层顾虑来自产业竞争。瑞典拥有萨博、爱立信、沃尔沃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企业，在航空、通信、汽车、轴承和工业设备方面有较强技术基础。中国制造业的升级，使欧洲企业面对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过去，中国更多被看作产品销售市场和生产合作伙伴，如今中国企业在新能源汽车、电池、通信设备和智能制造等领域也成为国际竞争者。竞争关系变化后，瑞典部分政治力量更倾向于从经济安全角度审视中国。

这其中有一个值得深入分析的矛盾：瑞典需要中国市场，却又担心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不断增强。中国拥有完整的工业门类、庞大的应用市场和不断完善的供应链体系，能够为瑞典企业提供投资、生产和技术合作的机会。瑞典如果将正常的市场竞争全部上升为安全问题，实际上会限制本国企业参与中国市场的空间。产业竞争应该依靠技术、质量和创新解决，而不是单纯依靠政治排斥。

2026年的调查数据，也能看出瑞典社会内部并非只有一种声音。皮尤研究中心7月15日发布的全球调查显示，瑞典在受访高收入国家中仍属于对中国评价较为负面的国家，整体负面评价超过七成。按照年龄划分，18至34岁受访者为61%，35至49岁为72%，50岁及以上为75%。年轻群体的负面评价明显低于年长群体，这说明瑞典社会对中国的认知仍然存在代际差异。

同年6月16日公布的《亚洲晴雨表2026》则提供了另一组值得注意的数据。这项调查由瑞典国际事务研究所相关研究机构与哥德堡大学社会研究所合作开展，调查对象是瑞典公众，最新一轮问卷于2025年末发出。结果显示，瑞典民众对中国政治的负面评价略有缓和，支持与中国开展合作的人数有所增加，赞成中国加大对瑞典投资的受访者比例也有所上升。

这组数据比简单强调85%更有分析价值。它说明瑞典公众并没有完全被政治对立固定在某种态度上。人们可能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存在不同意见，却同时希望本国企业能够进入中国市场，希望中国投资能够带来就业和经济收益。政治认知与经济利益之间存在差别，瑞典政府制定对华政策时也必须考虑这种现实。

2026年7月4日，中瑞关系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积极进展。中国外长王毅在斯德哥尔摩与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举行会谈，并会见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瑞典政府此前也明确表示，愿意通过恢复高层互访和外交对话，讨论双方关心的双边问题以及贸易、安全等欧洲共同议题。中方则提出应当客观看待彼此，坚持相互尊重、妥善处理分歧和互利合作。

会谈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经济信号。中方介绍，目前有超过1万家瑞典企业与中国开展贸易往来，并欢迎瑞典企业继续利用中国市场、完整产业链和丰富应用场景拓展业务。这说明即便两国政治关系经历波折，经济合作依然有相当大的现实基础。瑞典不可能只依靠北约安全体系发展经济，也无法绕开中国这个全球重要的制造业和消费市场。

从中国的立场看，中瑞关系没有必要被塑造成敌对关系。瑞典有权维护自身安全，也可以依法制定通信和投资审查规则，但规则必须透明、公平，不能把国籍直接当成企业存在安全风险的证据。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靠的是产品、技术和产业链能力，应当享有正常参与国际竞争的机会。双方有分歧可以谈判，有争议可以通过法律和外交渠道解决，没有必要不断扩大矛盾。

2026年11月，瑞典对华政策仍然处在安全防范与经济合作并行的阶段。北约军事部署继续推进，瑞典政府对中国的战略疑虑没有消失，但今年7月的高层会谈和6月的民意调查，也说明双方并没有失去改善关系的空间。接下来真正需要观察的，不是瑞典政界又发表了多少强硬言论，而是它能否在通信、投资、贸易和科技合作方面拿出更加公平、稳定的政策。

持续三个世纪的历史交往，留下了贸易合作，也留下了文化认知和国际政治方面的距离。瑞典对华负面舆论之所以长期突出，既有桂民海事件带来的外交冲击，也有北约战略转向、欧洲安全焦虑、科技竞争和媒体议程等多重原因。将这些因素放在一起，才能看清瑞典对华态度变化的真实脉络。

对中国来说，面对瑞典的质疑，既要保持战略定力，也要坚持原则底线。该开展的正常经贸合作继续开展，该维护的企业合法权益坚决维护，该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分歧积极沟通。一个国家是否值得合作，不能只看它在某个时期发表了多少强硬言论，更要看它能否尊重平等交往的基本原则。

瑞典曾经率先与新中国建交，也曾从中国市场获得发展机遇。今天的中瑞关系虽然面临新的考验，却并非没有重新改善的基础。对瑞典而言，真正有利于自身长远利益的道路，不是把中国长期放在对立面，而是在维护自身安全的同时，摆脱不必要的意识形态偏见，尊重中国的发展道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重新寻找合作空间。历史已经证明，合作能够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政治偏见却可能让双方同时失去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