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个月，不少农村家庭都拿到了一份新合同。第二轮土地承包陆续到期，国家决定再延30年。
今年3月18日，中办、国办为此专门印发了意见。除贵州、西藏以外的29个省区市，今年都在搞整省试点。
安徽起步早，全省1200万户的延包任务已签下九成多，剩下的农户力争在6月底前基本签完。意见开头提了四个“坚持”，排第一位的就是集体所有制不动摇。
农户承包土地来种，所有权还在村集体手里。为了这条底线，60多年前就有过一场激烈争论。毛主席在包产到户这件事上，为什么一直不肯松口？
1950年6月，《土地改革法》颁布施行。
到1952年底，除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土改基本完成，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到了田。种自家的地，农民劲头很足，粮食产量年年往上走。
隐患也跟着冒了头：一些人家缺劳力、缺耕牛，碰上天灾扛不过去，只好把刚分到的地又卖掉。针对这些苗头，中央在1953年12月作出决议，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
农民先组互助组，再办初级社、高级社，收成按工分来分。
公共食堂到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后才大范围兴办，1961年前后就陆续停了。合作化这条路，河北晋州的周家庄一直走到了今天。
当地1952年办起合作社，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80年代初全国推行家庭承包，周家庄多数社员不愿把地分到各户，选择继续集体生产，原来的体制就这样保留了下来。
现在的周家庄，行政上叫乡，经营上还是集体统一核算。社员照样记工分，活干得多，工分就记得多。
早在2006年就有媒体报道，阀门厂是当地的支柱企业。
公开报道显示，2013年周家庄人均纯收入14104元，那一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是8896元。再说回那场争论。
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紧缺，社员的干劲受了挫。1961年3月，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向毛主席汇报了责任田的办法。
主席同意安徽试一试，搞坏了做检讨，搞好了能多打10亿斤粮食，就是件大好事。没过多久，主席又托人带话，叮嘱先挑少数地方试。
同年7月，曾希圣在蚌埠又汇报了一次。主席表示，安徽觉得没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开。到10月中旬，全省八成多的生产队用上了责任田。
按照安徽对36个县的典型调查，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粮食平均亩产比上一年高出38.9%。形势刚好转，主席的口风就变了。
1961年12月，他找曾希圣谈话，提出生产已经恢复，这个办法是不是该改回去。曾希圣请求让群众再搞一段时间，主席没有明确表态。
很多读者读到这里都想不通：产量明明上去了，为啥还要改？
在主席看来，责任田是渡难关的应急办法，他担心应急的办法慢慢变成长期方向。1962年夏天，一些地方要求单干的声音越来越大。
中央负责农业的部门里，也有同志公开讲包产到户的好处，分歧摆到了桌面上。1962年8月9日，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开中心小组会。
西南地区的负责同志说，单干两年，分化就很明显。主席当场插话，认为用不着两年，一年多阶级分化就会冒头。
他还讲了可能出现的局面：一边是个别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边是贫苦农民破产。讲话里还有个细节，常被人一笔带过。
主席专门点到军属、烈属、工属、干属这四属户，再加上五保户，强调这些人恰恰是社会基础，必须依靠。1956年的高级社示范章程里已经写进了五保，吃、穿、烧、教、葬由集体兜底。
土地一旦分到各户，没劳力的人家靠谁？往深处想，还有两层顾虑。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延续了上千年，扛不住大灾，也修不起大水利。
新中国家底薄，外部压力大，要搞工业化，就得先把农村组织起来。河南林县的红旗渠1960年开工，1969年全部配套完工，是集体组织群众在太行山上一锤一钎凿出来的。
后来的事大家都清楚。1978年冬，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搞起了大包干。
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肯定了包产到户等生产责任制，亿万农民从此吃饱了饭，这份功劳谁也抹不掉。很多人没留意，改革调整的是经营方式，土地集体所有的根基一直没动，土地买卖的口子也始终没开。
再看今年的政策，很多条款都能和当年那份担忧对上号。2月3日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加强对长时间大面积流转土地的风险监测预警，支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还要严查严防违法违规购买农房宅基地。
延包意见也提出，缺地少地的困难农户，可以通过集体收益分配、公益性岗位安置等土地以外的办法解决。小农户单打独斗的短板，现在也在靠“统”的力量来补。
国家统计局6月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末全国有111万个经营性主体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服务小农户近9300万户。耕地、播种、收割都能托管出去，各家的承包地照样稳稳当当。
5月印发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也把完善这套服务体系列为重点。家庭承包让农民吃饱了饭，集体所有守住了公平，两样都丢不得。
说主席高瞻远瞩，分量在于他心里一直装着最弱势的那部分农民，早早看到了地一分了之可能带来的分化。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土地怎样既稳得住又用得活，这份答卷还在接着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