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评：流量异化下的新闻伦理缺失：从报道“王俊凯”到专访郭美美

文：cc孙聪颖

这一定是当红小生王俊凯（Karry）最困扰的一天——一个与其同名的普通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竟被部分体制内媒体大张旗鼓地报道。

全国非法集资案件数量庞大，非公众人物的涉案事件本无全民传播的公共价值。

即便要聚焦明星违法相关议题，在嫌疑人阶段，也应该有模糊表述，例如吴某凡等。

但涉事媒体偏偏刻意回避“同名”这一关键信息，拿着明星姓名做噱头制造误导性传播，这场刻意为之的“碰瓷式报道”，不仅让明星无端躺枪，更撕开了媒体行业伦理失守的残酷真相——在流量焦虑的裹挟下，部分媒体早已将“真实”“责任”等核心准则抛诸脑后，沦为单纯收割注意力的工具。

近年来，“传媒专业无前途”的论调在张雪峰等博主的放大下持续发酵，其背后并非行业本身的价值枯竭，而是部分从业者的自我放逐。

从红星新闻为郭美美“假意悔过”提供流量背书，到各类“标题党”“虚假关联”报道泛滥成灾，媒体行业的公信力正在被一次次伦理失范反复消耗。在市场化竞争与流量考核的双重压力下，“黑红也是红”的畸形逻辑正在主导舆论场的逆淘汰，而守住新闻伦理，既是媒体行业的自救之道，更是其重塑社会价值的核心命题。

双重失范：从虚假关联到流量背书

媒体的核心竞争力，始终根植于对真相的坚守与对公共利益的敬畏，但这一底线正在被流量逻辑持续侵蚀，两起极具代表性的事件，正是伦理失守的典型代表。

“王俊凯”报道的荒诞之处，在于其完全背离了新闻传播的基本逻辑。涉事媒体明明知晓当事人只是与明星同名的普通人，却刻意模糊这一关键信息，用明星姓名作为传播爆点，通过制造虚假关联收割点击量。

这种操作本质上是对新闻伦理的三重践踏：

违背真实性原则，将完整事实裁剪为流量附庸；

违背人文关怀原则，既无端损害同名明星的名誉权，也未对普通涉事者的身份进行必要保护，让其后续生活陷入困境；

更违背公共利益原则，以无意义的炒作挤占优质信息空间，破坏网络信息生态的良性循环。

无独有偶，红星新闻对郭美美的专访，则呈现了另一种伦理失守的典型范式。2019年郭美美首次刑满释放后，红星新闻为其推出专访，镜头前的她声泪俱下忏悔“愿放弃一切回到最初”，成功塑造出“浪子回头”的悲情形象，一度误导不少公众。

但事实很快打脸，她借媒体曝光收割热度后，迅速回归炫富炒作的老路子，2021年因销售含有西布曲明成分的减肥糖，构成“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

作为具备国企背景的新型主流媒体，红星新闻本应承担起真相核查与价值引导的责任，却未能对郭美美的“悔过”进行深入核实，反而放大其刻意营造的情绪叙事，背离了《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中“对真相负责是第一准则”的核心要求。

更值得警惕的是，该类专访报道违背了“传播伦理预防伤害原则”——郭美美的过往行为早已严重违背公序良俗，其拜金价值观曾对社会风气造成恶劣影响。红星新闻的主动曝光不仅为其提供了流量背书，更让不良价值观获得再次传播的渠道，本质上是对社会责任的漠视。

两起事件虽形式不同，却共享着同一套畸形逻辑：当流量成为衡量报道价值的唯一标准，真相、责任与公共利益，便都可以被牺牲。

逆淘汰危机：“黑红也是红”的畸形逻辑

如果说单个媒体的伦理失守是个案，那么其背后催生的“黑红也是红”舆论逆淘汰机制，则正在让整个传播生态变得畸变——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反而成为流量变现的捷径，进而扭曲社会价值导向。

在这一机制下，“争议即流量”“丑闻即红利”成为部分主体的行动指南，甚至连TCL这样的行业巨头也深陷其中、自毁口碑。作为中国最大的家电企业之一，TCL国际化起步早、品牌积淀深厚，本应成为坚守商业伦理、传递正向价值观的行业标杆，但其旗下雷鸟创新高调签约深陷负面舆论漩涡、职业公信力饱受质疑的网红王自如，这一操作绝非偶然，恰恰暴露了整个TCL集团在品牌传播上的致命缺陷：没有章法、没有底线、没有标准。

面对争议人物，集团既无明确的合作审核机制，也无对品牌价值观的坚守，反而将“越有争议越有流量”奉为传播逻辑，对旗下品牌的不当操作视而不见、默许纵容。

这种将流量噱头置于企业伦理和品牌声誉之上的短视行为，不仅拉低了TCL的品牌格调，更向市场传递了“劣迹争议可变现”的错误信号，作为行业龙头，如此带头违背传播伦理、追捧争议人物，直接扰乱了健康的传播生态，成为推动畸形舆论生态的帮凶。（详情见：王自如欠债何以达到一个小目标？雷鸟能否成为他的应许之地？）

除此之外，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与孟羽童从公开“互撕”到突然“重归于好”，一场明显的流量剧本反复收割公众注意力；中石化出轨事件的女主角，转头就想借着丑闻开启直播带货，将个人丑闻转化为商业利益；百万粉丝网红符某（网名航某）婚内出轨粉丝并诞下非婚生女，经法院二审判决需支付抚养费，却在内部讲话中毫无悔意地宣称“塌房不算大事，起码又火了一把”，最终被抖音平台永久封禁。（详情见：孟羽童回答！离开了董明珠，流量密码在哪儿？

这些案例共同印证，流量异化已让“丑闻变现”成为一条成熟的投机链条，而媒体的推波助澜、企业的盲目追捧，正是这条链条得以顺畅运转的关键环节。

这种逆淘汰的危害，远比表面看起来更大：

其一，消解伦理底线。当“越争议越走红、越出格越获利”成为常态，传递出的信号便是“伦理道德无关紧要，能博流量就是王道”，这无疑会侵蚀社会公序良俗的根基；

其二，加剧价值观扭曲。问题网红的“流量价值”本质是畸形泡沫，但其背后隐藏的规则意识淡薄、价值观扭曲等问题，一旦经正规媒体放大、企业追捧，便会向社会广泛扩散，尤其对青少年群体产生误导；

其三，挤压优质内容生存空间。当“撕逼”“负面”“碰瓷”主导传播风向，那些关注社会民生、传递正向价值的深度报道反而被边缘化，最终导致舆论场陷入“劣币驱逐良币”的困境。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伦理失守直接引发了公众对媒体行业、企业社会责任的双重信任危机。

近年来“媒体专业无前途”的论调之所以能广泛传播，张雪峰等博主的负面评价之所以能引发强烈共鸣，核心原因正是部分媒体人、企业经营者自己乱了初心——新闻本应以真相为圭臬、企业本应以责任为底色，可现在有些媒体、企业眼里只有流量，把新闻、品牌传播当成了单纯逐利的工具。

久而久之，行业公信力、企业美誉度一点点被透支，“媒体无价值”“企业无底线”的偏见也就越来越深。而抖音等平台对出轨举报者、网红符某的直播封禁行为，则从侧面证明：抵制畸形流量并非无章可循，关键在于媒体、企业是否愿意主动坚守底线。

疏解焦虑：伦理重建与机制革新

面对流量焦虑带来的生存困局，媒体行业的自救绝非单纯的道德说教，而是需要在伦理坚守与机制革新中找到平衡点，主动走出“唯流量论”的误区，用专业价值重塑行业尊严。

同时，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更应摒弃“黑红变现”的短视思维，重拾社会责任底色，与媒体共同守护健康的传播生态。

将“真实与公共性”锚定报道核心，是媒体破局的根本。真实是媒体的立身之本，公共利益是报道的价值根基。

面对可能引发误解的事件，深耕事实细节、厘清逻辑链条，远比刻意制造关联博眼球更有意义；面对争议人物，聚焦其行为本质与社会警示意义，而非过度放大情绪叙事。

媒体需要清醒认知，真正能沉淀为公信力的，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专业内容——就像深度调查报道对社会问题的推动、公共事件中理性客观的舆论引导，这些才是媒体不可替代的核心价值，而非转瞬即逝的流量峰值。

以机制革新优化行业生态，为伦理坚守提供土壤，是破局的关键路径。

一个值得探讨的方向是：平台取消阅读量、点赞数等即时流量数据的公开显示，或许能有效消解媒体、企业的流量焦虑。

从逻辑来看，流量数据“隐身”后，媒体可从“逐点击量”的短期博弈中抽离，企业可从“追争议热度”的短视操作中清醒，转而共同关注内容与合作的长期价值、社会影响。

当传播效果、品牌曝光无法用数字即时量化，媒体更可能回归新闻本身，企业更可能聚焦合规经营与正向价值传递，让流量成为优质内容、良性合作的自然结果，而非刻意追逐的目标。

构建“责任共同体”凝聚行业共识，是破局的重要支撑。

媒体应主动摒弃“唯流量”的考核导向，建立以“真实性、专业性、公共性”为核心的评价体系，让坚守伦理的从业者获得更多认可；企业需重塑价值导向，建立清晰的品牌传播标准与合作审核章法，将社会责任纳入合作决策、品牌传播的核心考量，拒绝为争议劣迹主体“站台”，以实际行动践行正确价值观——尤其是TCL、格力这类行业龙头，更应正视自身品牌传播的底线缺失问题，纠正旗下品牌的不当操作，建立健全传播伦理规范，用负责任的经营行为引领行业风气。

平台与行业协会可协同发力，通过设立伦理红线、开展专业培训、推广正向案例等方式，引导媒体、企业形成“向善才会红、守规才长久”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