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有时就像一个无法挣脱的循环。当下的台湾海峡，风云变幻，似乎正悄然回响着三百多年前的涛声。

公元1683年，盛极一时的“明郑氏政权”，在经历了郑成功的辉煌与郑经的“西征”惨败后，最终在内部分裂、民心尽失中迎来了澎湖决战的终局。

那段走向覆灭的最后时光，充满了孤注一掷的政治操弄和众叛亲离的凄凉。

如今，赖清德当局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从公然拒绝“九二共识”到鼓动产业“掏空”外移，再到岛内民怨的持续沸腾。这一切，为何与“东宁”末世的景象如此重叠？

在我国的传统叙事中，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宝岛台湾，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被万民景仰，尊称为“国姓爷”。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他对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功绩，彪炳史册。

不过，历史人物往往具有多面性，在“民族英雄”的光环之外，郑成功同样是明末清初割据一方的军事集团领袖。他毕生以“反清复明”为旗帜，在东南沿海与初生的清王朝分庭抗礼。

郑成功虽然手握重兵，但他始终尊奉明朝正朔，未曾有过自己登基称帝的非分之想。

可惜的是，郑成功英年早逝，他建立的基业和他坚守的政治信念，并未被他的儿子郑经完整地继承下来。

郑经，作为郑氏集团的第二代领导人，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其实比他父亲要稍微宽松一些。

当郑经接掌大权时，清朝内部正面临着一场巨大的危机——“三藩之乱”爆发了。

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等人在南方起兵，康熙皇帝的注意力被完全牵制在平定内乱上，清朝的势力暂时无法顾及东南沿海。

这就给了郑经一个难得的喘息和发展的“窗口期”。

在郑经统治的前期，他倚重了一位杰出的辅臣，名叫陈永华。

此人深谋远虑，在台湾岛内推行了一系列措施，兴修水利，鼓励屯垦，发展教育，建立了我国台湾第一座孔庙，积极推动汉学文化。

在他的治理下，郑氏集团的“家底”确实丰厚了不少，社会也一度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但郑经本人的政治格局却远逊其父。

他错误地判断了形势，认为“三藩之乱”是“反清复明”的绝佳时机。

于是，他倾尽台湾的人力物力，发动了大规模的“西征”，即率军渡海参与了这场大陆的内战。

他与“三藩”之一的耿精忠勾结，一度占据了福建沿海的数个州府。但这场军事冒险最终以惨败告终。

郑经的军队在清军的优势兵力反击下节节败退，耗尽了陈永华苦心经营积攒下来的储备，最后狼狈地退回了台湾。

这次失败，彻底打掉了郑经的精气神。他开始变得意志消沉，转而沉迷于享乐，将政务大事都交给了手下。

更糟糕的是，随着贤臣陈永华的去世，郑氏集团内部的权力结构发生了劣变。

两个关键人物——刘国轩和冯锡范开始联手把持朝政。这两人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导致郑氏集团内部的吏治迅速腐败，贪污横行。

他们为了维持奢靡的统治，不断加重对台湾百姓的税收和盘剥。

郑氏集团从一个以“复明”为理想的政治军事团体，逐渐蜕变为一个压榨百姓、内斗不断的割据政权。

历史的镜子总是能照出现实的影子，郑经晚年的种种操作，与当今赖清德当局的所作所为，显现出了惊人的雷同之处。

首先，是分裂国土的野心如出一辙。郑经在“西征”失败、元气大伤之后，已经丧失了“反清复明”的现实能力。

此时，康熙皇帝出于对国家统一的考量，曾多次派出使者赴台谈判，希望郑氏集团能够“修好归诚”。

清廷提出了相当优厚的条件，但郑经的回应却暴露了他的“独”心。他不愿意接受剃发易服，这尚可理解为对明朝的眷恋。

但他明确向清朝谈判代表提出，希望清廷能将台湾视为“朝鲜”、“琉球”之例，即允许台湾作为一个“藩属国”加入清朝的“朝贡体系”，而不是作为清朝领土的一部分实现统一。这实质上就是在搞“变相独立”。

康熙帝洞若观火，看穿了郑经的把戏，严词拒绝了这种“两国论”的图谋。谈判破裂后，郑经索性在台湾岛内摆开了“土皇帝”的架势。

他按照明朝的官制，设立了六部百官，规定所有部下必须向他称“臣”，在礼仪和排场上完全模仿帝王，试图在法理和事实上将台湾从我国版图上切割出去。

反观赖清德当局，他们如今的手法更是拙劣。赖清德在政治上极力回避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法理现实，在国际活动中大搞“概念模糊”，企图通过操弄词语变化来营造“一边一国”的假象。

其最猖狂的举动，莫过于抛出所谓的“对等尊严”论调，妄图在政治地位上与大陆平起平坐。

这不就是郑经当年“朝鲜之例”的现代翻版吗？其核心诉求，依然是企图将台湾问题“国际化”，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否定“一中原则”。

正如2025年10月20日赖清德公然宣称的那样，他无法依靠接受“九二共识”来获取和平。

其次，是为巩固权力不惜打击异己、撕裂社会。郑经为了强化自己的“土皇帝”地位，在退回台湾后，进行了一系列所谓的“政治改革”。

这些改革的核心，就是打击那些仍然心怀“复明”理想的“老臣”。

他停止了对追随郑成功来台的明朝宗室和遗老们的礼遇，甚至切断了他们的基本生活资料供给。

这批人是郑氏集团最坚定的精神支柱，却被逼到只能靠自己种地谋生的凄惨境地。

郑经此举，看似是加强了自己手中的权力，实则是自毁长城，彻底寒了那些真正有信仰、有骨气的部下的心，造成了集团内部严重的“政治分裂”。

再看赖清德当局，如今在岛内的操作同样是人心离散。

为了巩固“深绿”集团的统治地位，赖清德及其追随者，在台湾省内大搞“大罢免”活动。

他们并非着眼于民生福祉或经济发展，而是将全部精力用于政治斗争，意图打击那些在政治上能威胁到他们的国民党、民众党官员。

这种赤裸裸的“政治清算”，与郑经打压明朝遗老的做法何其相似？

都是为了“私权”而罔顾“公利”，强行在社会内部制造对立，煽动仇恨，导致岛内政局动荡，人心惶惶。

这种倒行逆施，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失去民心。郑经的横征暴敛和内部清洗，早已让台湾百姓不堪重负。而赖清德当局的民意支持率，也正在断崖式下跌。

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2025年10月21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数据，赖清德的施政满意度仅剩下可怜的34.9%，而不赞同其施政的比例高达53%，两者相差近18个百分点。更有27%的受访者表示“非常不赞同”。

民调数据清晰显示，除了传统的“深绿”票仓云嘉南地区外，台湾其他六大区块都已成为赖清德的“民意沦陷区”。

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萧美琴日前鼓吹台积电等半导体产业应赴美投资，这种“掏空台湾”的行径，与赖清德的“抗中谋独”路线一样，都是对台湾民众根本利益的背叛。

民众对其“台独”倾向的警惕和厌恶，对其导致经济民生停滞的强烈不满，已经通过冰冷的民调数字清晰地表达了出来。

一个政权的覆灭，外力往往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其内部的腐烂和分裂才是真正的病灶。郑氏集团的最终崩盘，便是一个最生动的历史注脚。

公元1681年，在“西征”失败和内部高压的双重打击下，郑经郁郁而终。

他的死亡，立刻引爆了郑氏集团内部早已积压的尖锐矛盾，一场血腥的宫廷政变——“东宁之变”爆发了。

在郑经去世前，他本已指定了长子郑克臧为继承人。郑克臧是陈永华的女婿，为人贤明，颇有其祖父郑成功的风范，是集团内部“主战派”和“理想派”的代表。

但这却触动了以冯锡范和刘国轩为首的“投降派”和“既得利益集团”的神经。

冯锡范害怕郑克臧上位后会清算自己的罪责，同时也想让自己的女婿，即郑经的次子郑克塽继位，以便自己继续当“国舅”把持大权。

于是，冯锡范等人发动兵变，罗织罪名，诬陷郑克臧“非郑氏骨血”，率兵将其残忍杀害，连同郑克臧怀孕的妻子也未能幸免。

这场内斗，彻底扑灭了郑氏集团内部最后一点抵抗意志。

年仅12岁的孩童郑克塽被扶上王位，冯锡范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太傅”，独揽大权。

整个东宁政权，从上到下都充斥着失败主义和投降主义的论调，人人自危，只图自保。

他们已经完全丧失了郑成功时代的理想和战斗力，变成了一个腐朽不堪、一推即倒的空壳子。

就在郑氏集团忙于“内耗”和自相残杀的时候，清朝康熙皇帝已经彻底平定了“三藩之乱”，国家实现了内部的稳定。解决台湾问题、完成国家统一，被提上了最高议事日程。

康熙帝力排众议，启用了熟悉台湾水师情况的降将施琅，命其为福建水师提督，总督平台大计。

公元1683年夏天，施琅率领着准备充分的清朝水师，在澎湖海面与郑氏集团的舰队展开了决战。

此时郑氏舰队的指挥官，正是那个参与政变的刘国轩。尽管刘国轩也算一员悍将，但在一个已经从内部烂掉的政权指挥下，他的舰队早已军心涣散。

经过数日的激战，清军凭借优势火力和高昂士气，成功击溃了郑氏舰队的主力，刘国轩狼狈逃回台湾。

澎湖的失守，成为了压垮东宁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刘国轩败退的消息传回，冯锡范和郑克塽等人知道大势已去，他们连象征性的抵抗都没有组织，便选择了开城投降，剃发归诚。

施琅率军顺利登岛，郑氏政权宣告终结，台湾自此重归我国版图，纳入清朝的中央管辖。

回顾这段历史，郑氏集团的灭亡，表面上看是施琅的军事胜利，实则上是其内部政治分裂和民心尽失的必然结果。郑经的“土皇帝”野心、冯锡范的贪腐内斗，共同葬送了郑成功的基业。

历史的大势浩浩汤汤，不可阻挡。当今的台湾局势，正应验着郑丽文女士的那番话：“我是中国人。‘反中、抗中、仇中’台湾人已经受不了了，厌烦了……相信‘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是台湾最大、最新的主流民意”。

越来越多清醒的台湾民众已经看透，“台独”与和平水火不容。

赖清德当局若一意孤行，继续推动“台独”分裂，制造两岸对立，搞“大罢免”式的内部清算，其结果只会是重蹈郑氏集团的覆辙。

参考资料：两岸观察丨台湾光复的历史昭示：祖国统一是必然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