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军长征历史上，有这么一支特殊的部队，全团上下总共仅1400余人，却走出了两位大将，五位上将，十余位中将。数十位少将。听到这儿，许多朋友应该就知道了。这支部队不是别人，正是在长征历史上留下浓重笔墨的红军干部团。

1934年10月，红军准备踏上漫漫征程，出发前，为了适应战争，也为了保存红色的火种，中央军委决定，将之前从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分出去的红军大学，红军第一步兵学校，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和红军特科学校再次合并。组成红军干部团。

全团人数共1400余人，团长是我们熟悉的陈赓将军，政委是宋任穷将军。干部团下辖3个步兵营，一个特科营，一个上干队。

光看这些名字，大家或许也并不是很清楚这是些什么部队。那么就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它们。

上干队，上级干部队，人员配置是干部团中级别最高的，由原红军大学学员合编而成，主要是为了培养师团级干部，也可以把他们当成未来红军中的“将官预备队”。

特科营，由红军特科学校学员编成，主要是为了培养专业的技术人员、干部，主要培训方向为炮兵、工程兵等，是中央红军早期的技术兵种。

步兵营，由红军第一步兵学校，红军第二步兵学校编成，一营、二营负责培养连、排级军事干部，三营负责培养连、排级政治指导员。而这也是红军基层干部的摇篮。

而且，红军干部团的每一位成员，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全部都是全军连、排级别或以上的干部。而且装备配置极为豪华，每人配备一长一短两支枪。部分成员配备MP18冲锋枪及钢盔。

从这一点上来看，红军干部团能够走出几十位开国将帅，也是有迹可循的。

因为从一开始，红军干部团的成员，起点就比别人要高，他们本就奔着培养高级干部而去的。

当然，除了起点高之外，红军干部团的成员，都是立下了不小功劳的，不说其他的，光说从1934年10月到1935年9月，红军干部团存在的这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立下了数十次大功。

当时，建立红军干部团的初衷，就是为了给军委纵队担任前卫、沿途警戒、掩护和工程保障的作用。可以说，这就是中央的最后一道保险。

沿途的大江大河，要是想要过河，没桥怎么办？那就需要红军干部团特科营工兵连去架桥。

1934年10月，在红军出发时，工兵连就在于都河上架设两座浮桥，确保中央红军四路纵队顺利离开。

1934年11月27日，在湘江战役中，工兵连在敌人炮火轰炸下，一夜时间抢修浮桥，保证了红军主力顺利突破敌人封锁线。

1935年1月2日，工兵连急行军60里，赶到乌江江界河渡口，36小时搭好浮桥，让中央红军顺利渡过乌江，直下遵义。

除了类似的架桥任务外，红军干部团更多的是沿途的作战任务。

1935年1月，土城战役。

国民党3个旅9个团万余人撞到了中央红军，一度打到了中央军委指挥部前，关键时刻，红军干部团顶了上去，以牺牲百余人的代价，成功得稳住了防线。

1935年2月，再夺遵义。

老鸦山的归属，成为了重中之重。

红军干部团从桐梓急行军120里，投入战斗，打退敌军，配合红一军团歼灭敌两个师及八个团，俘虏敌3000余人，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层胜利。

1935年5月，为了打开金沙江的通道，红军干部团一昼夜再次急行160里，抵达皎平渡，缴械敌保安队，搜到7条船，这7条船在后面也发挥了巨大作用。

1935年5月下旬，在安顺场，红军干部团又负责防卫工作，面对敌人的猛攻，红军干部团严防死守，激战至天黑，击退来犯之敌。成功守住了安顺场。

1935年6月中旬，在向四川天全进军的时候，四川军阀杨森的一个团摸到了军委驻地，红军干部团全团投入战斗，保卫了中央的安全。

1935年9月，红军干部团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与红一军团教导营合并，组建“陕甘支队随营学校”，后又与西北红军军事政治干部学校合并，成立“西北工农红军学校。”

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红军干部团能够走出那么多将帅，是有迹可循的，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培养优秀将领的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