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武汉沦陷后的日军庆功宴上，19岁的加藤美代子第一次听到了“女子挺身队”这个光荣的称呼。作为京都女子专科学校的优秀生，她和37名同学被校长亲自召集，被告知将前往中国进行“文化慰问”，为前线将士“注入大和魂的力量”。三个月后，在上海郊外的日军野战俱乐部里，美代子被剥去了校服，换上半透明的纱裙，编号“17号”。那一夜，她接待了23名士兵。当皮带扣的响声和刺鼻的酒气成为日常，她才明白所谓“挺身而出”，是将身体化作枪炮的延伸。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国内动员达到疯狂顶峰。“国防妇人会”的喇叭响彻大街小巷：“去前线吧！成为皇军的‘补给’！”无数女学生、年轻女工被“献身即爱国”的谎言裹挟。她们被许诺：服务期限仅一年，将有护士陪同，只从事洗衣、护理等后勤工作。官方文件上，她们的名字前被冠以“报国”“恤兵”等美化头衔。然而，运送她们的船只径直驶向中国战场最前沿的“慰安所”。在河北某地，曾发现一本挺身队员日记，扉页还贴着樱花，内页却用血写道：“第三天，我成了所有人的‘妻子’。这里没有名字，只有数字和不断掀开的门帘。”

近年解密的日本陆军省《军慰安所增设相关文件》显示，仅1942年，就有超过1400名日本女性被编入“女子挺身队”派往中国。她们与朝鲜、中国慰安妇被混合管理，但享有“细微差别”——略好的伙食、单独的名册，以及来自军官“这是圣战需要”的定期训话。这种区别待遇是更精密的心理操控。让她们在肉体被践踏的同时，保有虚幻的“为国立功”的优越感，从而更顺从。一位化名“清子”的幸存者在晚年回忆：“当中国女孩哭泣时，军官会指着我们说，‘看，她们才是真正的日本人’。” 这种撕裂感，让她们既是被害者，又在不自觉中成为加害体系的帮凶。真正的噩梦在抵达时开始。山西某据点记录显示，“挺身队员”每日需“服务”15至60名士兵。特殊时期如大战前夕或占领新城后，数字会翻倍。生理期不是休息的理由，生病也只能得到最低限度的治疗。怀孕者会被强制流产，注射一种被称为“荣光注射液”的不明药物，许多人因此永久失去生育能力。更残酷的是精神摧残：她们被禁止流露痛苦，必须始终保持“感激的微笑”，违者将遭受宪兵队“思想矫正”。

1945年8月，战争终结成为压垮她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在东北，一些日军部队在撤退前销毁文件、处决非日籍慰安妇，而对“女子挺身队员”，则分发手榴弹，暗示她们“维护最后的尊严”。长崎出身的石川绫子回忆，在黑龙江的溃败途中，中队长命令她们二十余人走进山洞，说“天皇的臣民不能受辱”。最终只有她因外出取水侥幸存活，回头望去，山洞已被炸塌。她们用生命实践的“爱国”，结局是被祖国像处理废品一样抹去。

那些幸存者回国后，遭遇的是更深的寒冬。政府竭力掩盖这段历史，她们被视作“国家的污点”。许多人改名换姓，终身未婚，在孤寂中死去。官方从未给予她们正式道歉或赔偿，因为承认“女子挺身队”的实质，就是承认国家曾系统性地将本国女性作为性武器使用。直到1990年代，个别勇敢的幸存者打破沉默，却遭到右翼势力“辱国”“谎言”的疯狂攻击。她们的名字未能刻入任何官方纪念馆，故事被刻意从国民记忆中切除。

历史的讽刺在于，当那些当年的决策者们在战后编写的回忆录中大谈“苦难”与“牺牲”时，对这群女性，他们只字不提。 这些女性，被军国主义绑架了青春，又被和平时代的遗忘再次埋葬。她们的故事，是战争如何将人异化为工具的最冰冷例证，也是对所谓“爱国狂热”最凄厉的控诉。在战争的宏大叙事背面，这些破碎的人生提醒我们：有些罪恶，即使套上再华丽的外衣，也依然是反人类的肮脏暴行。而今日某些势力对历史的篡改与美化，无异于对受害者的第二次屠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