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 年，52 岁的金庸，对一位年仅 16 岁的女招待动了心。

他下定决心，与相伴多年的妻子结束婚姻。妻子没有争执，却提出了一个条件：“离婚可以，但那个女子必须做绝育手术。”

金庸同意了这个要求，但这场婚姻的变故，很快就让他吃到了苦果——没过多久，他的长子，在遥远的美国，以自缢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金庸与女招待的情缘，始于一杯咖啡的闲聊。

当时金庸常来这间餐厅休憩，这位女招待一句 “查先生，我喜欢看你写稿时皱眉的样子”，让身处中年疲惫中的他愣神许久。

那时的金庸已是武侠文坛泰斗、《明报》创办人，可家中等待他的，是妻子朱玫积压多年的委屈与争执。

朱玫从不是寻常主妇。这位懂英语的新闻记者，是金庸事业最坚实的同路人。

《明报》初创时，她凌晨推着婴儿车跑印刷厂，变卖首饰支撑运转，甚至背着孩子在厨房校对新闻；《明报月刊》十周年时，金庸还在文中感念 “妻子每日从九龙送饭到香港”。

可岁月渐渐吞没了她的牺牲，夫妻间的裂痕在金庸频繁借故缺席报馆、让后生去跑马地取稿的反常中，终于彻底暴露 —— 朱玫循着线索找到爱巢时，正撞见金庸在教林乐怡写字。

“你真的想离婚？” 朱玫沉默良久才开口。

金庸点头的瞬间，她看向林乐怡提出条件：“可以在一起，但必须做绝育手术。” 这是母亲护犊的本能 —— 她与金庸已有二男二女，不愿子女将来被继母的孩子分走关爱。

金庸犹豫再三终究应允，却没料到这个决定会成为终身烙印。

离婚数月后的深夜，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宿舍里，19 岁的长子查传侠结束了生命。

这个 4 岁能背《三字经》、6 岁诵《增广贤文》的 “小神童”，本就因感情失意与学业压力郁郁寡欢，父母离婚的消息成了最后一根稻草。他曾给金庸打去最后一通电话，彼时金庸正赶稿，只匆匆说 “回头再聊”，这竟成永别。

噩耗传来，金庸瘫坐在编辑部椅上，泪落沾纸仍要坚持写社评；朱玫则在出租屋里抱着儿子照片跪倒在地，此后拒绝金庸所有资助，靠摆摊、抄稿独自谋生，晚年甚至在铜锣湾街边卖手袋，1998 年病逝时，竟是医院员工替她领取死亡证。

而林乐怡虽与金庸相伴到老，却终身背负 “绝育” 标签。

这位喜欢《白马啸西风》中伤感意境的女子，即便在欧阳碧眼中 “爽朗无心机”，也终究未能完全摆脱这段关系的阴影。

多年后，金庸在采访中红着眼眶坦言：“我这一生最对不起的人，是朱玫。” 彼时《鹿鼎记》正连载至尾声，书中韦小宝七美环绕，现实里的他却亲手撕碎了最珍贵的患难情缘。

他笔下的江湖，情义能抵岁月漫长；可现实中的一次抉择，便让半生相守落得满目疮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