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魏书·卷十五》是六个人的合传，分别是：刘馥、司马朗、梁习、张既、温恢、贾逵。由于陈寿把这六人合为一传，称赞他们“咸精达事机，威恩兼著，故能肃齐万里”，后世称他们为曹魏六刺史。

司马朗，字伯达，是司马懿的大哥。他们的父亲司马防生了八个儿子，都比较出色，时人称为“司马八达”，这是河内司马氏传承与积累的成果。

少年聪慧，智对董卓

司马朗九岁时，有人直接称呼其父的字，司马朗便对那人说：“轻慢他人的亲长，就等于是不尊敬自己的亲长。”那人因此而道歉。光和五年（182年），在司马朗十二岁时，便通过经学考试而成为童子郎，但是当时的监考官觉得司马朗身体高大强壮，怀疑他匿报年龄，便质问他。

司马朗回答说：“我的家族中人世代以来的身材一向都很高大，我虽然年轻幼弱，却没有急功近利向上层攀缘的习气，从而谎报年龄以求得在仕途上早有成就，这不是我要做的事情。”监试官因此觉得司马朗品行才能果然异于常人。

初平元年（190年），董卓进入洛阳，关东各州郡军队起兵反董。之后董卓挟天子西迁长安，当时司马防担任治书御史，跟朝廷一起西迁，司马防因战乱四起，因此要长子司马朗带着家人返回家乡温县，但是有人告发司马朗想要逃亡，军队便抓住他去见董卓。董卓对司马朗说：“你和我已去世的儿子同岁，为何要背叛！”

司马朗回答说：“明公以高世之功德，在天下大乱中辅助天子，清除了宦官的秽乱，举荐了许多贤士，这的确是虚心深虑，即将成为复兴社稷的治世啊。但是随着威德的隆重，功业的著大，而兵灾战乱却日渐严重，地方州郡有如大鼎煮沸一般，连京城的近郊，人民都不能安家乐业，因此要抛弃住家田产，四处流亡躲窜。

虽然已在四方关口设置禁令，以重刑加以杀戮处罚，也不能阻止逃亡的风潮，这就是我为什么会想回故乡的原因。希望明公仔有所借鉴，稍加反省深思，那么名声就可像日月一般的荣耀，伊尹和周公也不能相比了。”董卓听完很满意，也说：“我也有这种感悟，你说的很有道理。”

历任郡县，宽政爱民

196年曹操担任司空后，征辟司马朗为司空掾属，后出为成皋县令，但因病去职，后来又复职为堂阳县长。

司马朗治理政务相当宽惠，不行鞭杖之刑，而民众也没有触犯刑律。当时，县里有民众迁徙充到都城里去的，后来县里征调百姓服役造船，迁走的百姓唯恐司马朗这边人手不足，于是彼此相邀私下里回来相助，司马朗就是如此受到百姓的爱戴。

建安十三年（208年）之后，司马朗被曹操征辟为丞相主簿。司马朗认为汉末的乱世，是因为秦朝取消了五等爵位（公、侯、伯、子、男）的制度，而地方郡国又没有练兵备战的缘故，现今虽然不需恢复五等爵位，但可令地方郡国召集常备士兵，既可抵抗外族的侵略，亦可威吓有不轨之心的乱臣，可以作为长治久安的对策。

司马朗又认为应该恢复井田制度，之前人民世代相传拥有土地，难以征收后重新分配，现今正值乱世，人民流离失所，土地无主，刚好可以借机恢复井田制。司马朗的建议虽然没有被采纳执行，但地方州郡领兵这项政策，原本是出自司马朗的意见。

司马朗建议恢复五等爵、井田制，其实值得聊一聊，说明他推崇周代的分封制，尊崇古制。后来西晋终于恢复五等爵，并大封宗室为王，可见司马家对于分封制有些执念。至于州郡领兵，确实符合当时的社会背景。

主政兖州，卒于任上

后来司马朗又迁任为兖州刺史，他实施许多政策，都被百姓们称赞。司马朗在军旅之时，亦穿着简朴的衣服，吃粗糙的食物，以身作则带动节俭的风气。当时钟繇、王粲等人发表言论说：“只有圣人才能有太平治世。”

司马朗则说：“伊尹、颜回虽然不是圣人，但是他们的德行言论在民众中累世相传、深入人心的话，也可以成就太平治世。”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司马朗跟随夏侯惇、臧霸等人征伐东吴，到达居巢时，士兵之间发生严重的瘟疫，司马朗亲自巡视士兵病情，给士兵们医治药物，自己却感染了疾病，因而病死，时年四十七岁。

司马朗留下遗言说：“刺史蒙国厚恩，督司万里，微功未效，而遭此疫疠，既不能自救，辜负国恩。身没之后，其布衣幅巾，敛以时服，勿违吾志也。”他去世之后，兖州的人民都相当怀念他。

相比较而言，司马朗担任刺史的政绩，似乎不如刘馥、梁习、张既等人那么耀眼，但他宽政爱民，所过之处都受到吏民百姓的交口称赞，也算是一位合格的刺史。他给曹操提的三条施政建议，尤其值得注意。

参考资料：《三国志》裴松之注、卢弼《三国志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