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深秋，南京永利硫酸铔厂的实验室突然腾起火光。一位戴着圆框眼镜的中年人亲手点燃了毕生心血，全套化肥生产图纸在火焰中蜷曲成灰。

他转身对助手说："这些技术，宁可烧掉也不能留给日本人。"这个决绝的背影，正是被称作"中国化学工业之父"的范旭东。

范旭东

盐罐子里的民族尊严

1900年的天津码头，17岁的范旭东攥着半袋粗盐发呆。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他，发现中国人吃的盐里混着泥沙，而外国轮船卸下的精盐雪白透亮。

更刺痛他的是，当时全国90%的食用精盐都依赖进口，英国人垄断的"卜内门"公司（注：即帝国化学工业前身）掌控着定价权。

"咱们自己的海水，凭什么让别人赚走白银？"这个念头让他在1914年抵押全部家当，在天津塘沽搭起几间草棚。

当第一批精盐从铁锅里结晶而出时，工人们激动得用筷子蘸着尝,没有苦涩味的精盐，从此打破了外国企业30年的垄断。当时报纸记载：“每产一担精盐，海关就少流失一两白银。”

酸碱战争中的孤勇者

1920年代的南京长江边，矗立着一座冒着黄烟的奇特建筑。这是范旭东创建的永利碱厂，正在用"侯氏制碱法"挑战英国公司的霸权。外国工程师曾嘲笑："中国人要是能制碱，太阳就从西边出来。"

但当1926年纯碱样品在美国博览会斩获金奖时，英国公司连夜把每吨碱价从12银元压到4银元。

范旭东在日记里写道："他们降价1元，我们成本就降2元。"最艰难时，他变卖妻子首饰维持生产。

到1936年，永利碱厂年产4万吨纯碱，让中国化工品进口量骤降60%。经济学家马寅初后来评价：“这是用算盘珠子打退了洋货的机关枪。”

战火中的技术长城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时，范旭东正在试产硫酸铵——这是制造炸药的关键原料。日军参谋部专门标注："永利工厂必须完整接收。"接到拆迁令当晚，他带着2000多名员工，用扁担挑着设备西迁。

有个细节令人泪目：为保护核心的"碳化塔"技术，工程师们把图纸誊抄在油纸伞上，雨天撑伞赶路时，雨水会自然模糊字迹。

在重庆重建的工厂里，他们用陶土罐代替钢制反应釜，竹子管道替代金属导管。当时《大公报》记载："范先生用泡菜坛子造出了硫酸，日军飞机炸毁一次，他们就重建一次。"这种近乎悲壮的坚持，让战时中国维持了60%的化肥自给率。

玻璃瓶里的遗产

1945年抗战胜利时，范旭东的办公桌上放着三样东西：半块没吃完的窝头、一摞员工欠薪条，还有装满淡黄色液体的玻璃瓶。

瓶子里是他最后的发明——用桐油代替汽油提炼的合成燃料。医生警告他肝病已到晚期，他却笑着说：“等这个实验成功，咱们的汽车就不用看洋油脸色了。”

这年10月，62岁的范旭东在贫病交加中离世。整理遗物时，人们发现他中山装口袋里还装着1938年的工厂债券，那是他为筹军需主动认购的。他的墓碑没有墓志铭，但永利碱厂烟囱冒出的白烟，成了最好的纪念。

今天，我国纯碱产量占全球40%，每吨化肥成本比1949年降低97%，这些数字或许就是给他最好的告慰。

当我们在超市随手拿起一包盐，在田间看见雪白的化肥颗粒时，那个在火光中焚烧图纸的身影早已远去。

但范旭东留下的不止是工厂，更是一种决绝：核心技术必须攥在自己手里。

就像他常对青年工程师说的那句话：“化学方程式没有国籍，但科学家有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