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表妹在医院上班，是县医院感染科的护士。她年纪不大，才二十七岁，可在那个科室已经待了五年。平时她不爱跟我们提工作，家里人也只知道她忙，三班倒，逢年过节总缺她一个。直到有一次我们俩单独吃饭，她喝了一点啤酒，忽然说：“姐，你知道不，艾滋病感染者其实并不少。”我筷子差点掉地上，在我这个普通人的认知里，那种病似乎只在新闻里、电视剧里，跟我们的生活隔着十万八千里。表妹看着我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有种说不出的疲惫。她说：“我光上个月就接了两个初筛阳性的，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这还不算老病号呢。”我一边听一边心里发紧，她接着说：“姐，你要是有空，我把那个女人的故事讲给你听吧。”我点了点头，那顿饭吃了很久，久到窗外路灯都亮了。表妹的故事，就是阿霞的故事。
阿霞是三十二岁那年住进感染科的。她家在县城边上的杨树村，嫁的男人叫大伟，在省城建筑工地上扎钢筋。他们有个女儿叫小雨，刚上小学二年级。阿霞自己在镇上的毛巾厂干活，起早贪黑，一月挣两千多，日子过得紧巴巴，但她总爱把小雨收拾得干干净净，扎两个小辫儿，小书包上挂个铃铛。阿霞常说：“再苦再累，把孩子养好了就行。”她没想过自己会跟艾滋病沾上边。
那年入冬，阿霞总是低烧，浑身没劲，以为是感冒，吃了感冒药不见好。后来开始干咳，夜里盗汗，被子能湿透一层。她去镇上卫生院挂了三天水，烧退了又起来，反反复复。大伟从省城回来过年，见她又黄又瘦，咳嗽咳得脸通红，就带她上县医院。拍了个胸部CT，医生说肺部有感染，但不像是普通的肺炎。输了一个礼拜的头孢，痰里带血丝了，还是压不下去。感染科的老主任看了看检查单，沉默了一会儿，把阿霞和大伟叫到办公室，问：“你们要不要查个传染病四项？”阿霞没反应过来，问：“什么传染病？”老主任轻描淡写说：“就是乙肝、丙肝、梅毒、艾滋病那些，常规排查一下。”阿霞当时还不高兴，说：“我又没乱搞，查那玩意儿干啥。”大伟站在旁边，脸色有点白，没吭声。老主任说：“不是那个意思，你这种不明原因的肺部感染，排除一下总是好的。”阿霞想了想，抽了血。第二天下午，结果出来了。老主任把阿霞叫到单独的房间，先把门关上，又拉了窗帘，然后才说：“你的HIV抗体是阳性。”阿霞的耳朵嗡了一下，眼前发黑，扶着桌子问：“啥？你说啥？”老主任又说了一遍。阿霞一下子瘫在椅子上，嘴唇哆嗦着，半天只挤出一句：“医生，是不是弄错了？”
弄错是不可能的。疾控中心复核结果还是阳性。阿霞躺在病房里，整个人像被抽走了骨头。她翻来覆去地想，自己这辈子只跟大伟一个人上过床，没输过血，没纹过身，连牙都没拔过。那这病是哪来的？她越想越怕，越想越恨。大伟也被老主任叫去查血，他当时还骂骂咧咧，说我不可能得那种病。结果出来，他也是阳性。那一瞬间，阿霞什么都明白了。她盯着大伟，眼眶里全是血丝，声音抖得不成样子：“你在外面是不是找过女人？”大伟低着头，咬死不说话。阿霞的眼泪涌出来，冲上去撕扯他的衣服：“你对得起我吗？你把我害成这样，你还装死！”大伟一把推开她，梗着脖子说：“你吼什么吼，说不定是你自己传染给我的呢！”阿霞一口气堵在胸口，张口却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站在那里浑身发抖。她想，自己认识的人里，只有大伟这一个男人，自己干干净净，反过来却被泼脏水。那一刻，她觉得天塌了。
大伟妈第二天赶到了医院。那是个六十来岁的农村老太太，嗓门大，性子硬。她一进病房就指着阿霞的鼻子骂：“你个不要脸的东西，我儿子辛辛苦苦在外头挣钱，你在家里偷人，还偷出这种脏病来，你让我们全家脸都丢尽了！”阿霞刚想解释，老太太不听，一口一个“脏病”“婊子”，走廊里的人都围过来看。阿霞的病友吓得躲出去。小慧当时正好在值班，赶紧跑过来拉开老太太，说：“阿姨，这病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别这么大声。”老太太反而更来劲了，拍着大腿嚎：“哎哟，我可活不成了，我儿子被你害了，我孙女也完了！”阿霞坐在病床上，嘴唇咬出了血，突然伸手拔掉手背上的输液针，针眼处的血珠一下子冒出来，她光着脚就往窗口跑，嘴里喊：“我不活了，我死了你们就干净了！”小慧一把将她的腰抱住，死死往回拖。阿霞的力气大得吓人，两个人在地上扭成一团。最后还是邻床的家属帮忙，才把她拉回床上。大伟站在门口，像根木头一样，一动不动。他妈妈还在骂，小慧忍无可忍，吼了一声：“你们还有完没完！她现在是个病人！你们是要她死了才安心吗？”老太太被吼得愣住，嘟囔着退出了病房。
那天晚上，小慧没有下班。她坐在阿霞床边，握着阿霞冰凉的手。阿霞的眼睛哭肿了，只剩一条缝，嘴里反反复复地念叨：“护士，我女儿才八岁，她以后怎么活？”小慧给她倒了一杯温水，说：“你听我说，这病现在不是绝症了，只要按时吃药，活到七八十岁没问题。国家有免费药，县里就能领。你能活，你就能看着小雨长大。”阿霞摇头：“你不懂，得了这个病，走到哪都被人戳脊梁骨，跟死了有什么区别。”小慧说：“我在这干了五年，什么病人没见过，比你难的多了去了。可他们都还在撑，你凭啥不撑？”阿霞不说话了，眼泪沿着眼角流进枕头里。小慧替她掖了掖被角，心里又酸又涩。
阿霞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抗病毒药吃下去，副作用接踵而至。她头晕、恶心、拉肚子，吃什么吐什么，体重又掉了好几斤。小慧教她饭前半小时吃止吐药，少食多餐，还从家里带了小米粥和腌萝卜给她。阿霞吃两口吐一口，但硬是往嘴里塞，她说：“我不能死，我死了小雨就成没妈的孩子了。”小慧看着她这样，觉得这个女人骨子里其实很硬。
出院之后，阿霞回到婆家。她手里攥着出院单和药袋子，走到家门口，发现锁换了。她婆婆隔着门骂：“你别进这个门！我们家不要你这个脏人！”阿霞蹲在门槛边，把药袋子搂在怀里，一声不吭。她没去处，娘家在三十里外的村子，爹妈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她不敢回去，怕丢人。邻居们远远看着，指指点点，没有人上前说一句话。后来阿霞坐在墙根下给小惠打电话，声音平静得像一潭死水：“护士，我在我婆家门口坐了半天了，人家不让进，你说我是不是该去跳河？”小慧那天正好轮休，挂了电话骑上电动车就往杨树村跑。半路上下起了雨，她没带雨衣，到了村里衣服都湿透了。她看见阿霞坐在墙根下，雨水顺着头发往下淌，身边放着一个编织袋，袋里装着几件衣服和一双小雨的旧鞋。小慧冲过去把阿霞拉起来，说：“走，跟我回去。”阿霞抬起头，木然地看着她，好半天才站起来，腿都坐麻了。小慧把她带回自己租的房子，找了自己的干净衣服给她换，又煮了一碗姜汤。阿霞喝完汤，忽然趴在小慧肩头大哭，哭得像个小孩子。小慧的鼻子也酸了，拍着她的背说：“哭吧，哭出来就好受一点。”
阿霞在小慧的出租屋里住了下来。小慧去上班的时候就带着她，让她在值班室坐着。科室里的其他护士都认识阿霞了，也不避讳，有时候还跟她聊天。阿霞渐渐知道，这个病区里不止她一个。有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早年跑长途运输，在外头嫖过几次娼，把病带回了家，媳妇一气之下喝了农药，没救回来，儿子跟他断绝了关系，他一个人在医院里进进出出，每次来都坐在角落里默默发呆。还有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小姑娘，大学的寒假里突然高烧不退，查了一个多月才确诊，她爸妈蹲在医生办公室门口，哭得死去活来，说女儿从小到大都很听话，怎么也得这个病。小姑娘后来休学在家，有一次吃完药呕吐，她妈妈在卫生间门口抱着她哭，她却笑着说：“妈，没事，吐完就好了。”阿霞听着这些，慢慢觉得自己不是最惨的那个。但她心里始终放不下小雨。
小雨那阵子住在奶奶家。婆婆一直瞒着孩子，只说妈妈得了传染病，不能跟她亲近。小雨很想妈妈，偷偷拿奶奶的老人机给小惠打电话，奶声奶气地问：“阿姨，我妈妈生病了，什么时候能好？我好想亲亲她。”阿霞在旁边听到这句，捂着嘴不敢出声。后来有一次，小雨放学路过县医院门口，阿霞正好站在台阶上晒太阳。小雨远远看见她，脚步骤然停住，两只小手紧紧攥着书包带，嘴巴瘪着，不敢上前。阿霞笑着冲她招手，小雨犹豫了几秒，到底没有过来，转身跑开了。阿霞的眼泪唰地就掉了。她跟小慧说：“我生的闺女，现在见了我跟见了鬼一样。”小慧安慰她：“她小，不懂这些。等她大了，知道真相就好了。”阿霞摇头：“妈教她恨我呢。”
过了几天，学校开学了。可小雨没能进校门。班主任不知从哪儿听说了阿霞的病，在办公室里跟别的老师嘀咕，一传十十传百，好几个家长在班级群里炸了锅。有人打电话给校长，说要是那个得艾滋病的小孩来上课，他们就把孩子转走，还有人说要把小雨的事情发到网上曝光。校长扛不住压力，让小雨先别来学校，说等把事情调查清楚再说。小雨背着新书包兴冲冲地跑到校门口，却被保安拦下来，说：“你回去吧，你家长没通知你？”小雨傻了，站在校门口哭，说：“我要上学，我作业都写完了。”保安也左右为难，后来还是班主任出来，把她拉到一边，给她奶奶打电话。婆婆把孩子接走的时候，嘴里骂骂咧咧：“都是你妈那个小娼妇干的好事！”小雨一路哭着，怎么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不能进教室。
阿霞知道这件事后，在小慧面前没有哭，只是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过了好半天，她突然说：“小慧，我想死。”小慧一巴掌拍在她背上：“你说什么胡话？你死了小雨就能上学了？你死了他们就更觉得你见不得人了！”阿霞咬着嘴唇：“那我能咋办？我连校门都让她进不去，我活着有啥用？”小慧说：“明天我们去找教育局，找疾控中心，这国家有政策，学校不能因为你妈妈的病不让孩子上学。”阿霞不敢相信：“真的吗？”小慧使劲点头。
第二天一早，小慧请了假，带着阿霞去了县疾控中心。疾控的刘医生听完情况，拿出一本小册子，翻到“艾滋病防治条例”那一页：“看，第三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那咋样算歧视？不让孩子上学就是。”他又说：“这种病日常接触不传染，你们去跟学校说清楚。如果他们还不让，就告他们。”阿霞心里有了底。随后，小慧又辗转找到县妇联，妇联的一个大姐很热心，带着她们去了教育局。副局长五十多岁，头发花白，听完情况，沉吟片刻，说：“学校这么做确实不对。明天我让工作人员去协调一下。”阿霞眼睛一亮，像溺水的人抓住了一根绳子。
三天后，在教育局和疾控中心的协调下，学校开了一个现场会。阿霞、小慧、校长、班主任、几名家长代表坐在会议室里。疾控的刘医生带着幻灯片，讲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血液、性、母婴。他说：“在一起吃饭不会传染，握手不会传染，共用教室更不会传染。就算孩子母亲有这个病，不住校、不输血，对孩子影响为零。国家法律规定，患者及其家属享有平等的入学权利，学校没有权利拒绝。”开始有家长半信半疑，有个男的还嘀咕：“万一打架出血了咋办？”刘医生耐心说：“医务人员会定期做健康教育，也有应急处理措施。另外，我们要保护病人隐私，你们现在这样议论，已经侵犯了人家的隐私权。”一阵沉默。校长最后表了态：“既然卫生部门和教育局都说没问题，我们按照政策办，明天小雨恢复上课。”阿霞当时坐在后排，手一直紧紧攥着小慧的袖子，听到校长这句话，眼泪无声地流了满脸。
小雨复学那天，是阿霞亲手送去的。她特意给自己换了一件干净的外套，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在校门口，小雨抬起头问她：“妈妈，我能进去了吗？”阿霞蹲下来，把女儿抱在怀里，轻轻说：“能，妈妈以后每天都送你来。”小雨搂着她的脖子，在她脸上亲了一下。阿霞愣住了，小慧站在身后，转开头抹了抹眼睛。那天下着小雨，阿霞没有打伞，任雨水混着泪水往下流。她跟小慧说：“这是我这辈子最高兴的一天。”
但家里的冷还没有完全化开。大伟从省城回来，整个人瘦了一圈，头发乱糟糟的，胡子拉碴。他在物流站找了个开车的活儿，不再去外地了。有一天晚上，他喝了几口酒，跪在阿霞面前，一边扇自己嘴巴一边说：“霞子，我不是人。去年在工地上，跟一个发廊的女人，就那一次，我鬼迷心窍。我没想到会这样。你打我骂我都行，千万别再寻死了。”阿霞坐在床沿上，看着他，嘴唇发抖。她恨他，恨不得他死。可是她又想起小雨，想起那些难熬的夜里，自己一个人咬牙吃药的日子。她没打他，只是平静地说：“你起来吧，大伟，你要是真觉得对不起我，往后好好把孩子带大。”大伟跪在地上不肯起来，肩膀一耸一耸地哭。阿霞的眼泪也一串一串地掉，但她始终没去扶他。小慧后来说，那几天阿霞整个人像被掏空了，但她还在吃药，还在吃饭，她知道自己的命不再是自己一个人的。
日子一天天过去，阿霞和大伟的关系虽然没有回到从前，但也不像最初那样剑拔弩张。他们搬回了自己那间平房，婆婆经过这事，心里也有点愧疚，嘴上不再骂了，偶尔还给他们送点菜。阿霞和大伟分开房间睡，但每天早晨，大伟会给她把药和水放在床头。阿霞跟小慧说：“他这是赎罪呢。”说这话的时候，她眼里已经没有了恨意，只是淡得像一碗放凉的开水。
阿霞的病控制得很好，半年后病毒载量检测已经低于检测下限。医生说，只要坚持服药，传染性趋近于零。她开始参加疾控中心的病友互助会，用自己的经历去开导那些刚确诊的人。有一次，小慧在病房里看到一个年轻女孩抱着被子哭，阿霞坐在旁边，轻轻拍着她的背说：“妹子，姐也是这个病，都三年了。你看我，还不是活得好好的？哭完了，咱得吃药，药不能停。”那女孩慢慢止住哭声，抬头看着阿霞。小慧说，那一瞬间，她真觉得阿霞整个人在发光。
表妹讲到这里，又喝了一口酒。我眼眶早就湿了，问她：“那后来呢？”她说：“后来啊，阿霞还在镇上毛巾厂干活，厂里同事一开始也知道她这个病，有人换了车间，有人不愿意跟她一个桌吃饭。阿霞没有怪他们，自己带饭，用公筷，从不碰别人东西。时间长了，大家见她身体好好的，人也和气，慢慢也就不再躲了。她还跟厂里签了保密协议，工资照发，医保也能报一部分。”我点点头，心里翻涌着说不清的滋味。
小慧又说：“其实在我们科，阿霞算是走出来的。还有很多人，一辈子都困在心里的阴影里。”她给我讲了另外一个故事。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大爷，家住得远，每个月都坐两个小时班车来医院领药。他早年间家里穷，去血站卖过血，不知怎么感染上了。老伴走得早，儿女大了，听说是这个病，怕街坊邻居笑话，都不让他上门。老人自己住在村头的一间老屋子里，窗户漏风，冬天冻得咳嗽。但他每次来医院都乐呵呵的，跟小慧开玩笑：“护士，我这条命是国家给的，药也是国家给的，我得好好活着，多看看这世界。”小慧问他为什么不恨那些卖血骗他的人，他说：“恨有啥用？恨能当药吃？”他还说，自己最怕的不是病，而是逢年过节，别人家热热闹闹，他一个人对着一盏灯。听到这儿，我的喉咙像堵了棉花。
还有一个八岁的小男孩，因为妈妈怀孕时不知道自己是感染者，母婴传播生下来就是阳性。孩子从小身体弱，经常跑医院。难的是喂药，那些药丸特别苦，小孩含一会儿就吐出来。他妈妈又急又心疼，每次都含着泪哄。后来孩子懂事了，自己捏着鼻子把药吞进去，然后张开嘴给妈妈看：“妈妈，我咽下去了，不苦。”他妈妈抱着他，在护士站门口哭得蹲了下去。小慧说，那个孩子现在上小学了，成绩很好，同学们没人知道他的病，他也不觉得自己跟别人有什么不同。
还有一对夫妻，是双双感染上的。丈夫在外头染了病又传给妻子，妻子知道真相后，没有吵没有闹，只是把丈夫的行李收拾好放在门口，说了句：“你先去外面住一阵子吧，我需要冷静。”丈夫走了，妻子一个人带着孩子，按时吃药，努力上班。后来丈夫在外边住了两个月，天天在楼下守望，不敢上去。妻子心软了，让他回来。他们没有再提那件事，但两个人一起加入了志愿者组织，去学校里给学生们讲防艾知识，讲的时候不露脸，只讲经历。有人问他们为什么还能在一起，妻子说：“恨过，可比起恨，我更想把日子过好。”
小慧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就像在数说每天吃饭喝水一样平常。但我知道，那些平平淡淡的背后，有多少深夜里的叹息和眼泪。我忽然想起，每年十二月一号，街边常有志愿者发红丝带，很多人都不要，匆匆走过去。小慧说：“姐，你不知道，那个病真的就在我们身边。我们科病床常年住着五六个人，有人来了走了，也有人走了就不再来了，但永远有新的进来。”她看着我，很认真地说：“其实他们跟咱们一样，就是生病了而已，不脏，也不丢人。”
我又问她：“你们科室的人不怕吗？”她笑了：“说不怕那是假的。我刚入职的时候，有一次给病人扎针，不小心被针头划了一下，吓得赶紧吃药，一个月睡不着觉。后来查了没事，但我从那时候开始明白了，这个病不是靠躲的，靠的是科学和小心。我们认真做防护，该接触还是接触。病人已经很难了，我们再躲，他们真的就没路走了。”小慧还说，有一次一个男病人，因为家里人全不管他，他出院后没地方去，在医院门口晃荡了一整天，小慧下班看到，领他去吃了碗面，又帮他联系了救助站。男病人哭着说，自从得了这个病，再也没有人敢请他吃过饭。小慧说：“就一碗面，不值什么钱，但他就记了两年。后来他病情稳定了，还打电话给我说，护士，我找到工作了，在广州给人家看仓库，老板知道我的病，但没赶我走。”小慧说着，脸上露出一种温暖的光。
故事讲完了，我和表妹沉默了很久。窗外落着细密的雨，桌上有两杯凉掉的茶。我忽然觉得，那些平时被我们有意无意忽视的群体，其实就在同一个城市的呼吸之间。他们可能是菜市场里低头挑菜的大妈，可能是公交车最后一排打盹的大叔，也可能是一个扎着辫子的小女孩的妈妈。他们没有青面獠牙，也不可怕，他们只是生了病，需要药，更需要人不把他们当作异类。
我表妹在医院上班，分享的这些院内见闻，让我知道艾滋病感染者其实并不少。可那又怎样呢？谁也不想生病，谁也不想被嫌弃。也许我们做不了太多，但至少可以做到，当他们出现在我们身边的时候，不躲开，不议论，不往他们心口上再插一把刀。
那天晚上我送表妹回医院。她还要值夜班，临走前她说：“姐，阿霞前两天又来找我，说小雨这次数学考了满分，还参加了学校的画画比赛。她说等将来小雨长大了，她想把自己这些事都告诉女儿。”我说：“那小雨能接受吗？”表妹说：“谁知道呢。但阿霞说了，不管女儿接不接受，她都认。她最大的心愿，就是看着小雨平平安安地长大，自己呢，能多活一年是一年。”我看着表妹的背影消失在医院的门廊里，心里默默地想：阿霞，你一定可以的。那些熬过的夜、吃过的苦，总有一天会变成你眼角的皱纹和嘴角的笑。而这世上所有因为疾病、偏见而受苦的人，也都需要一份足够长的耐心，和足够暖的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