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一50多岁单身叔叔，被亲侄子连扇3耳光，第二天侄子直接傻眼
陈德贵在石龙镇上是出了名的老好人。
五十多岁的人了，一辈子没娶上媳妇，在镇上农机站干了半辈子修理工，去年刚退下来。个子不高，瘦，背有些驼，常年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外套，兜里总揣着一包红双喜。见人就笑，笑起来满脸褶子，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
镇上人都叫他“贵叔”。谁家水管漏了，灯泡烧了，自行车链条掉了，喊一声贵叔，他拎着工具箱就去了。修完了，人家给钱他不要，给烟他抽一根，给茶他喝一杯。坐一会儿，说几句闲话，然后起身走人。不多留，不多问，不多说。
他住在农机站后面那栋老宿舍楼里，三楼，一室一厅。房子是单位分的，三十多年了，墙皮剥落，水管生锈，窗户关不严，冬天漏风夏天漏雨。他也不修，就这么住着。客厅里摆着一张老式木沙发，一张折叠桌，一台十四寸的电视机。电视机还是那种大屁股的，天线用易拉罐剪开做了个信号放大器，勉强能收两三个台。
镇上人提起贵叔，都说这人命不好。年轻时候家里穷，兄弟三个，他是老大。老二陈德富——也就是我父亲——早早结了婚，生了孩子，搬出去单过。老三陈德贵一直没成家，跟老母亲住在老屋里，伺候老人到百年归老。送走老母亲那年，他三十八岁。后来也有人给他说过几门亲事，有寡妇，有离异的，还有一个从广西过来的打工妹。他都见了，都摇头。问为什么，他只说：“我这条件，别害了人家。”
再后来，就没人提了。他就这么一个人过着，上班，下班，抽烟，喝茶，帮人修东西。一年又一年，把日子过得像白开水一样寡淡。
我父亲陈德富跟他不一样。父亲脑子活，早年做五金生意，在镇上开了家不大不小的店，赚了些钱。在镇中心买了地，盖了三层小楼，楼下店铺楼上住家，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母亲是隔壁镇的，姓刘，叫刘美珍，是个精明能干的女人，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他们只有我一个儿子，叫陈浩，从小宠着惯着，要什么给什么。
我从小就不太喜欢我大伯。说不上为什么，就是觉得他窝囊。别人家的大伯都是能说会道、有权有势的，我大伯呢？一辈子窝在农机站，修那些破拖拉机、破水泵，满手油污，一身铁锈味。逢年过节来我家吃饭，总是缩在角落那张椅子上，不怎么动筷子，也不怎么说话。我妈给他夹菜，他就说“够了够了”，然后埋头吃碗里的饭。我爸跟他说话，说生意上的事，说镇上的新闻，他就“嗯嗯”地应着，从来不发表意见。
有一年春节，我大概十来岁，记事了。家里来了好多亲戚，热热闹闹的。大伯也来了，穿着一件明显小了一号的旧夹克，袖口都磨破了。我妈背地里跟我爸嘀咕：“你哥也真是的，过年也不知道买件新衣服。又不是没钱，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攒那么多钱干什么？”
我爸叹了口气，没接话。
饭桌上，亲戚们推杯换盏，聊得热火朝天。有人问我爸：“德富，你哥还没找啊？都五十的人了，再不找就真打光棍了。”
我爸笑了笑：“他自己不愿意。随他吧。”
那人又说：“你说你哥也是，当年你妈那套老屋，要是卖了，少说也能分个十几万。他一个人拿着那钱，娶个媳妇绰绰有余。偏不卖，说要留着做念想。现在好了，拆迁没赶上，老屋塌了，一分钱没落着。”
我爸脸色有些不好看，但没说什么。大伯坐在角落里，像没听见似的，继续扒饭。
我那时候不懂事，跟着大人笑。笑了之后，看见大伯抬眼看我。他的眼神很平静，平静得让我有点发毛。就看了一眼，又低下头去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套老屋是爷爷奶奶留下的唯一财产。爷爷走得早，奶奶拉扯三个孩子长大，就靠那几间瓦房遮风挡雨。我爸结婚的时候，奶奶把正屋让出来给他做婚房，自己带着大伯和小叔挤在偏房里。后来我爸做生意赚了钱，搬了出去，小叔去当兵，后来留在外地，就剩大伯一个人陪着奶奶，一直到奶奶去世。
奶奶临走前，拉着大伯的手说：“德贵，这房子留给你。你两个兄弟都有出息了，就你……妈对不住你。”
大伯握着奶奶的手说：“妈，你别这么说。我挺好的。”
奶奶走了以后，大伯真就一个人守着那几间老屋。我爸劝他卖了，换套新的。他不肯。小叔从外地打电话来，说把房子卖了吧，钱分了。他也不肯。他说：“妈刚走，你们就要分家产，像什么话。”
为这事，我爸跟大伯闹了别扭。好几年不怎么来往。后来还是我妈从中说和，逢年过节才又走动起来。但那种兄弟之间的隔阂，已经种下了。我爸觉得大伯死脑筋，大伯觉得我爸太功利。两个人坐在一起，话越来越少。到最后，只剩下逢年过节的一顿饭，和几句不咸不淡的寒暄。
大伯退休那年，老屋终于塌了。镇政府搞什么规划，说是危房，必须拆。大伯站在老屋门口看了一天。挖掘机轰隆隆地开过来，一铲子下去，半面墙就倒了。他站在那里，没哭，也没闹。就是看着。看完了，转身走了。后来镇上赔了他三万块钱。他拿着那三万块，去银行存了个定期，再没动过。
我妈听说了，在家跟我爸说：“你看看你哥，三万块钱就把他打发了。那老屋少说值十万。他就是太老实了，谁都能欺负他。”
我爸没说话，闷头抽烟。
我那时候已经上高中了，住校，不太回家。偶尔回来，听我妈唠叨这些家长里短，也不往心里去。对我来说，大伯就是个模糊的存在。逢年过节见一面，叫一声“大伯”，他应一声，然后就没话了。我从来不觉得他跟我有什么关系，更不会想到，有一天我会跟他产生那样激烈的交集。
事情的起因，是那块地。
爷爷留下的老屋拆了以后，那块地一直空着。大概有八十多平方，在镇子边上，挨着一条小河。位置不算好，但也不差。这些年镇子发展得快，往外扩了一圈又一圈。那块地慢慢就值钱了。
有一家开发商看中了那块地，想买。出的价钱不低，三十万。我爸听说了这事，专门跑去找大伯。
那天晚上我正好在家。我爸从大伯那儿回来，脸色不太好看。我妈问他怎么了。我爸往沙发上一坐，闷声说：“我哥那脑子，就是转不过弯来。”
“怎么了？”
“那块地，人家开发商出三十万，他还不卖。”
我妈眼睛一亮：“三十万？那不少啊！他怎么不卖？”
“他说那是爸妈留下的，不能卖。卖了就是败家。”
我妈撇了撇嘴：“都什么年代了，还败家不败家的。那地空着也是空着，长了草也没人管。三十万拿到手，干点什么不好？”
我爸叹了口气：“我跟他说了，他不听。他说他这辈子就守着那点东西，谁也别想动。”
我妈想了想，说：“你让他来家里吃顿饭，我劝劝他。”
我爸摇了摇头：“没用。他那个人，犟得很。认准了的事，八头牛都拉不回来。”
我妈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她忽然说：“要不让浩浩去说说？”
我爸看了我一眼。我正窝在沙发里玩手机，听见我妈提我，抬起头来：“我？”
“你大伯最疼你。你去说，他兴许能听。”
我想了想，觉得也是。虽然我跟大伯不亲，但从小到大，他对我确实不错。每年过年都给压岁钱，虽然不多，就一百两百的，但从来没断过。我考上大学那年，他还专门来家里送了个红包，一千块钱，用红纸包着，上面歪歪扭扭写了几个字：“祝浩浩学业有成。”那字写得真难看，像小学生写的。我妈说那是大伯的字，他一辈子没读过几年书。
“行吧，我去试试。”我说。
第二天下午，我拎了两瓶酒——我爸让我带的，说大伯爱喝两口——去了农机站后面那栋老宿舍楼。
楼道很窄，墙皮剥落，露出里面灰扑扑的水泥。楼梯是水泥的，边角都磨圆了，踩上去咯吱咯吱响。三楼，左边那户。我敲门。敲了三下，没人应。又敲了三下。里面传来拖鞋拖地的声音，门开了。
大伯穿着一件旧汗衫，大裤衩，脚上趿拉着一双人字拖。看见是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笑还是老样子，满脸褶子，露出黄牙。
“浩浩？你怎么来了？”他侧身让我进去，“快进来快进来，屋里乱，别嫌弃。”
我走进去。屋里确实乱。客厅的折叠桌上堆着报纸、烟灰缸、几个空啤酒瓶。电视开着，放着什么抗战剧，声音不大。空气里有股烟味和潮味混在一起的味道。窗帘拉着，光线昏暗。
大伯手忙脚乱地收拾桌子，把那些杂物往旁边推，腾出一块空地来。“你坐你坐。我给你倒水。”
“不用了大伯，我不渴。”我把酒放在桌上，“我爸让我给你带的。”
大伯看了一眼那两瓶酒，脸上的笑收了一些。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酒，似乎明白了什么。
“你爸让你来的？”
我在折叠桌旁边的塑料凳上坐下来。那凳子有点晃，我挪了挪屁股。
“大伯，我来就是想跟你说说那块地的事。”
大伯没说话，从桌上摸起烟盒，抽出一根红双喜点上。他吸了一口，烟雾在昏暗的光线里缓缓散开。
“那地，你留着也没用，对吧？”我尽量把语气放软，“开发商出了三十万，这个价钱不低了。你拿了钱，可以换个好点的房子住。这地方太旧了，冬天冷夏天热的。”
大伯还是不说话。他坐在那张老木沙发上，弓着背，一口一口抽烟。烟雾缭绕中，他的脸看不太清楚。
“大伯，你听我一句劝。现在不卖，以后万一政策变了，想卖都卖不掉。到时候一分钱都落不着。我爸说了，卖了钱都给你，他一分不要。”
大伯终于开口了。他的声音有些沙哑：“你爸真是这么说的？”
“真的。我爸就是怕你吃亏。”
大伯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什么东西碎了，又像是什么东西冷了下去。
他低下头，在烟灰缸里掐灭了烟头。然后他说了一句话。
“浩浩，你回去吧。跟你爸说，地不卖。”
“大伯——”
“不卖。”他抬起头来看着我，声音不大，但很硬，“那是你爷爷奶奶留下的。我守了半辈子，不能在我手里没了。”
我有些急了。三十万，那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我爸说大伯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怎么就这么死脑筋呢？
“大伯，你守着那破地有什么用？爷爷奶奶早就走了，他们又看不见。你卖了地，拿钱过好日子，他们在地下也高兴。”
大伯的脸色变了。
他站起来，看着我的眼神忽然变得很陌生。那不是我认识的那个老实巴交的大伯，而是一个我从未见过的人。他的嘴唇抿成一条线，颧骨上的肉绷得紧紧的。
“浩浩，”他说，声音压得很低，“你再说一遍。”
我被他的样子吓了一跳，但嘴上还是不肯示弱。年轻气盛，觉得大伯就是个窝囊废，凭什么跟我摆脸色？
“我说，那破地你留着没用——”
我的话没说完。
第一巴掌落在我脸上的时候，我甚至没有反应过来。只觉得脸上一阵火辣辣的疼，耳朵里嗡地一声。我整个人往后退了一步，撞在折叠桌上，桌上的啤酒瓶哗啦一声滚了一地。
“大伯你——”
第二巴掌。
这次我看清了。大伯抬起手，抡圆了胳膊，一巴掌扇在我右脸上。他的手很粗糙，掌心全是老茧，扇过来的时候带着一股烟味和铁锈味。我的脸被扇得偏到一边，嘴角磕在牙齿上，咸腥味在嘴里弥漫开来。
“你——”
第三巴掌。
这一巴掌把我彻底扇懵了。我跌坐在地上，眼前发黑，耳朵里像有一百只蝉在叫。我捂着脸，抬起头来看着大伯。他站在那里，胸膛剧烈地起伏着。他的眼睛红了。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大伯的眼睛红。像一头被逼到角落的老牛，眼睛充血，喘着粗气，浑身上下都在发抖。
“你算什么东西？”他说。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你爸算什么东西？你们住着大房子，开着好车，就觉得谁都该听你们的？那地是你爷爷奶奶的命！你爷爷死在那间屋里，你奶奶死在那间屋里，我守了他们一辈子！你爸管过吗？你管过吗？”
他喘了口气，指着门口：“滚。”
我从地上爬起来，脸上火辣辣地疼，嘴角在流血。我从小到大没被人打过。我爸妈都没动过我一根手指头。现在这个窝囊废大伯，居然打了我三个耳光。
一股火气从胸口蹿上来，直冲脑门。我指着他，声音都变了调：“陈德贵！你敢打我？你算什么东西？你就是个老光棍！一辈子没出息！我告诉你，这地你不卖也得卖！”
大伯看着我。他的胸膛还在起伏，但眼睛里的红慢慢退下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很深的疲惫。他看了我很久，像在看一个他不认识的人。然后他转过身，走到门口，把门打开。
“走吧。”他说。声音恢复了平常的沙哑和低沉，“回去告诉你爸，地是我的，我说了算。他就是告到法院去，也是这个理。”
我恨恨地看了他一眼，捂着肿胀的脸，摔门而出。
回到家的时候，我爸妈正在客厅看电视。我妈看见我的脸，尖叫了一声。我爸也站了起来。
“怎么了这是？”
我把经过说了一遍，当然隐去了我那些不中听的话。我只说大伯不肯卖地，我说了几句，他就动了手。我妈气得直哆嗦，拿起手机就要报警。我爸拦住了她。
“你拦我干什么？他凭什么打人？”
我爸坐在沙发上，半天没说话。然后他问我：“你到底跟他说了什么？”
我支吾了一下。我爸盯着我，目光很沉。他很少用这种眼神看我。我心里发虚，把那些话大概复述了一遍。
我爸听完，沉默了很久。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点了一根烟。窗外是镇上的夜景，灯火通明。我们家的三层小楼在镇上算高的，能看见很远的地方。
“打得好。”我爸忽然说。
我和我妈都愣住了。
“你说什么？”我妈瞪着他。
“我说打得好。”我爸转过身来，看着我妈，又看看我，“你知道那老屋对你大伯意味着什么吗？”
“不就是几间破房子吗？”我妈嘟囔了一句。
“那几间破房子，他守了一辈子。”我爸把烟按灭在烟灰缸里，声音有些哑，“我们兄弟三个，我最没良心。我早早搬出去，过自己的日子。老三去当兵，后来留在了外面。就他一个人，守着我妈，守着那几间破房子。我妈最后那几年，瘫在床上，吃喝拉撒全是他伺候的。我回去看过几次？你去看过几次？”
我妈不说话了。
“他这辈子，就守着那点东西。那是他的命。”我爸看着我，眼神里有失望，“你倒好，跑去戳他的命根子。”
我捂着脸，疼得说不出话来。但心里那股气还是没消。他再怎么有理，也不能打人啊。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脸肿得老高，嘴角也破了，一碰就疼。心里又气又委屈，想着明天一定要报警，让这个老东西吃点苦头。
第二天早上，我正睡着，被楼下的嘈杂声吵醒了。我爬起来，走到窗边往下看，愣住了。
楼下站了好多人。邻居们围成一圈，指指点点的。圈子中间，停着一辆黑色的小轿车，锃亮的车身在晨光里反着光。我爸站在车旁边，正跟一个人说话。那个人西装革履，头发梳得溜光，手里拎着一个公文包。看起来像是城里来的。
我顾不上脸上的疼，胡乱套了件衣服就下楼了。
走近了才看清，跟我爸说话的那个人，是镇政府的。我见过他几次，姓李，是个什么主任。李主任满脸堆笑，跟我爸握着手，说了几句什么。我爸脸色不太好看，但还是应付着。
我凑过去，听见李主任说：“陈老板，你哥那事，你看……”
我爸摆了摆手：“李主任，你跟我说没用。地是他的，我管不着。”
李主任脸上的笑僵了一下，又堆起来：“那是那是。不过你也知道，那个开发商是县里引进的项目，上面很重视。你哥那边要是实在做不通工作，我们可能就得走法律程序了。毕竟是危房改造后闲置的地块，按规定，闲置超过两年，村集体有权收回的。”
我爸皱了皱眉：“那块地是私人的，有证的。”
李主任笑了笑，那笑里有些意味深长：“证是老证了，这么多年没办过续期手续。具体怎么算，还得看政策。”
我爸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去找我哥谈谈。”
李主任拍了拍我爸的肩膀：“那就麻烦陈老板了。越快越好，上面催得紧。”
李主任上车走了。围观的人也散了。我走过去，问我爸：“他来干什么？”
我爸看了我一眼，没回答。他转身往回走，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对我说：“你跟我去一趟你大伯家。”
“我不去。”我的脸还肿着，一说话就疼。
“去。”我爸的语气不容商量，“去道歉。”
“凭什么？他打我！”
“就凭他是我哥。”我爸看着我，眼睛里有我从未见过的严肃，“就凭他伺候了你奶奶一辈子。就凭你昨天说的那些话，换了我，我也打你。”
我被噎住了。嘴唇动了动，什么都没说出来。
我爸没再理我，径直往家走。我跟在后面，心里翻江倒海。脸上火辣辣的疼还在，但心里的火气，不知怎的，好像没那么旺了。
上午十点多，我和我爸到了大伯家楼下。楼道里还是那股潮湿的霉味。走到三楼，我爸抬手敲门。敲了三下。没人应。又敲了三下。
门开了。
大伯站在门口，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背心，头发乱糟糟的，眼睛下面两个大大的黑眼圈。看样子一夜没睡。他看见我爸，又看见我，愣了一下。
我爸开口：“哥。”
大伯没说话。他看着我。我也看着他。昨天那三巴掌的疼还没消，我下意识地偏了偏脸。
“进来吧。”大伯侧身让开。
我们走进去。屋里还是昨天那样，乱糟糟的。折叠桌上多了几个烟头，烟灰缸满得溢了出来。大伯把沙发上的东西扒拉到一边，让我爸坐。我爸坐下了。我站在旁边。
大伯又坐回他那张老木沙发上，弓着背，从桌上摸烟。烟盒空了，他捏了捏，扔到一边。
“别抽了。”我爸说。
大伯没理他，从茶几下面的抽屉里又摸出一包，拆开，抽出一根点上。他吸了一口，看着我。
“脸还疼？”
我没说话。
他吐出一口烟，忽然笑了一下。那笑很苦，嘴角咧了咧，眼睛里却没有笑意。
“你昨天说的那些话，我琢磨了一宿。”他看着我，又看看我爸，“你们觉得我守着那块地，是犯傻，是死脑筋，是吧？”
我爸想说什么，大伯摆了摆手，不让他插嘴。
“那块地，是你爷爷奶奶的命。你爷爷走的时候，你爸才八岁，你小叔才三岁，我才十二。你奶奶一个人拉扯我们三个，白天在生产队干活，晚上回来糊纸盒，糊一个纸盒挣两厘钱。眼睛都糊瞎了一只。”他吸了口烟，烟头明灭不定，“那间老屋，下雨天漏水，你奶奶拿盆接。冬天冷，她半夜起来给我们加被子。她自己睡在灶台旁边，因为那儿暖和一点。”
他的声音很平，像是在说别人的事。
“后来你们长大了。你爸有本事，出去做生意，赚了钱，搬走了。你小叔去当兵，也走了。就剩我跟你奶奶。你奶奶说，德贵啊，你也走吧，别陪着我这个老太婆了。我说妈，我走了你怎么办。她说我能怎么办，我过了大半辈子了，还怕什么。我说我不走。我就陪着你。”
他弹了弹烟灰。
“你奶奶最后那几年，瘫了。大小便失禁，吃饭要人喂。你爸忙，一个月回来一次，给点钱。你小叔远，电话都打得少。就我，天天守着。给她擦身子，换尿布，喂饭。她有时候清醒，有时候糊涂。清醒的时候，她就拉着我的手说，德贵，妈拖累你了。我说妈，你养我小，我养你老，天经地义。”
他的声音开始有些发颤。
“她走那天，是冬天。下着雨。她忽然清醒了，拉着我的手说，德贵，那间老屋，妈留给你。你别卖。你守不住别的，就守着它。那是你爸和我的命根子。我说好。她就走了。”
大伯把烟头掐灭在烟灰缸里。他抬起头来，看着我爸。我爸的眼眶红了。他低着头，双手交握着，指节泛白。
“德富，”大伯叫了我爸的名字，“你摸着良心说，这些年，你管过咱妈多少？你管过那间老屋多少？你赚了钱，住大房子，我不眼红。那是你的本事。可你不能拿你的本事来踩我。我就剩那点东西了。那间屋塌了，可地还在。我每天路过那块地，就觉得咱妈还在。你要我把那块地卖了，跟卖了我妈有什么区别？”
我爸的眼泪掉下来了。他低着头，肩膀微微耸动着。我从来没见过我爸哭。从小到大，他在我印象里都是精明能干的，什么事都能摆平。可这一刻，他坐在那张老木沙发上，哭得像个小孩子。
“哥，”我爸的声音哑得几乎听不见，“对不起。”
大伯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他伸出手，在我爸肩膀上拍了一下。
“行了。别哭了。多大的人了。”
我爸擦了擦脸，抬起头来。他深吸了一口气，对大伯说：“那块地，你想留着就留着。我去跟李主任说。”
大伯摇了摇头：“不用了。”
我爸愣了一下。
大伯站起来，走到窗边。窗户关着，玻璃上蒙了一层灰。他伸手在玻璃上抹了一下，抹出一道干净的痕迹。阳光从那道痕迹里透进来，落在他脸上。
“我想了一宿，”他说，“想通了。”
他转过身来，看着我和我爸。
“那块地，我捐了。”
我和我爸都愣住了。
“捐了？”
“捐给镇上。让他们建个老年活动中心。咱们镇上的老人，连个下棋打牌的地方都没有。夏天在树底下蹲着，冬天在墙根底下晒太阳。我看着心里难受。”
我爸站起来：“哥，你疯了？那是三十万啊！”
大伯笑了一下。这次是真笑。满脸褶子，露出黄牙，和平常那个老好人一模一样的笑。
“三十万，我花不了那么多。我一个人，有吃有喝，有地方住，够了。”他看着我，“你昨天说得对，我留着那地没用。但我不能卖。卖了，我心里过不去。捐了，我就不欠谁的了。咱妈要是地下有知，也不会怪我。”
他顿了顿，又说：“再说了，我守了那地半辈子。往后让镇上那些老头老太太在那上面下下棋，聊聊天，也算我替咱妈做点好事。”
我爸看着他，嘴唇动了动，什么都没说出来。
大伯又看向我。他走到我面前，站定了。我下意识地往后缩了一下。他没有再抬手。他只是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很复杂的东西。
“浩浩，”他说，“昨天那三巴掌，是大伯不对。大伯跟你道歉。”
我愣住了。我没想到他会道歉。
“但是，”他接着说，声音忽然又变得很硬，“你那话，确实该打。你记住，这世上有些东西，比钱重要。你爸懂，你慢慢也会懂。”
他说完，转身走到桌边，拿起那个空烟盒，捏扁了扔进垃圾桶。然后从抽屉里摸出那包新拆的烟，抽出一根，点上。烟雾升起来，在清晨的阳光里缓缓散开。
我站在那间昏暗的客厅里，脸上还隐隐作痛，嘴角的伤口还没好。我看着大伯。他站在窗边，弓着背，一口一口抽烟。阳光从窗户缝里挤进来，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他瘦小，驼背，穿着旧背心，趿拉着拖鞋，像个再普通不过的糟老头子。
可那一刻，我觉得他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高大。
后来，那块地上真的建起了一个老年活动中心。两层楼，带棋牌室、阅览室、健身器材，还有一个小食堂。开张那天，镇上敲锣打鼓放鞭炮，热闹得很。大伯被请去剪彩，他穿着我爸给他买的新夹克，站在台上，手足无措，脸红得像个孩子。台下的人都笑，笑着笑着又安静下来。
我爸站在人群里，看着台上的大伯。我在他旁边。我听见他轻轻说了一句。
“哥，你才是咱家的顶梁柱。”
大伯没听见。他在台上咧着嘴笑，满脸褶子，露出黄牙。阳光照在他身上，暖洋洋的。那天风很大，把他花白的头发吹得乱糟糟的。他伸手抹了抹脸，也不知道是在擦灰还是在擦眼泪。
我脸上的伤早就好了。但那三巴掌的疼，我记了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