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热爱伊朗，但在自己的国家拥有未来的希望却在消退。伊朗的Z世代渴望自由和自主的生活。达里娅和内金只有十七岁——却已经在考虑离开家乡。

希望也是可以后悔的。它让“一切终将好转”的想象得以延续。可如果为此逝去的岁月，谁也还不了呢？达里娅和内金十七岁，她们热爱伊朗，却仍在考虑离开它。

她们正在为大学做准备，讨论战争和政治剧变，讨论国家的未来和自己的未来。两人都知道，改变需要时间。“今天回头看，我有时会觉得，当初少抱些希望会更好，”内金说，“那样我或许会少受些苦。”

达里娅和内金坐在厨房桌旁时，话题又转到了战争。关于美国和以色列可能发动袭击的报道四处流传，上一次轰炸的记忆仍然新鲜。两人几乎像姐妹一样。达里娅性格热烈，内金更严肃、更爱思考。

她宁愿关心别的事情，但内金几乎无法回避政治。德国生活有多么不同，她用一桩忧虑来说明：“你们不必每天早上问自己，会不会有炸弹落到头上。如果我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家，我醒来后的第一个念头大概不会是立刻去看新闻。”

害怕内部有人告密

伊朗社会在几个月内发生了深刻变化。年初，经济危机引发大规模抗议，安全机构以致命暴力镇压。不久后战争爆发，进一步加深了国内的分裂。

年轻人之间的信任也在流失。“我们班上曾有政权的支持者，”达里娅说，“我们起初根本不知道他们就在我们中间。”这一发现让她害怕。“我记得我和四个女朋友整夜没睡。我们一直打电话，因为我们担心第二天会被出卖。”

在战争问题上，政治阵营也不像达里娅最初以为的那样分明。她的一些同学希望袭击能迫使政治变革。另一些人反对战争。“对战争的态度不一定与某人支持还是反对政权有关，”达里娅说。内金也曾一度希望发生变化，但如今最担心的是新的伤亡。“到头来，承担损失的又会是我们。”

伊朗Z世代越来越抗拒规则

达里娅和内金属于Z世代。这一代人大致包括1995年至2010年出生的人，在伊朗已成为社会变革的推动力量。尤其是年轻女性，自2022年抗议以来在高呼“女性、生命、自由”的口号下推动了允许范围的边界。政治变革没有到来，但文化上这个国家已经改变。

在伊朗的大城市，许多年轻人越来越公开地抗拒严格的伊斯兰着装规定。曾经看似不可想象的事情，在许多地方已成为日常。当局有时显得无能为力，有时显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免进一步加剧本已紧张的局势。

在这些温暖的秋夜，德黑兰市中心似乎尤其属于年轻一代。他们成群结队地在街上游荡到深夜，许多女性披散着头发，时尚咖啡馆里传出震耳的技术音乐。就在几年前，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之间还有一道森严的界限。

但新的生活乐趣并非没有紧张。社会冲突显而易见，对进一步袭击的担忧依然存在。“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无比强大。你们几乎无法想象我们有多强大，”内金说。

在保守派圈子里，这种变化遇到阻力。九月底，司法总监戈拉姆-侯赛因·莫赫塞尼-埃杰希威胁要以高优先级追查违反着装规定的行为。“这种赤裸状态不可容忍，”他在司法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说。有影响力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秘书长阿卜杜勒侯赛因·霍斯罗帕纳也将违规行为归咎于家庭教育和社会媒体。

对自由的渴望：“宁可在国外当乞丐，也不留在伊朗”

“我们不接受任何人把过时的观念或不公正的规则强加给我们，”她说。对她而言，头巾之争代表着一个更大的问题：谁有权决定她的生活？“自由不仅仅意味着我可以不戴头巾出门。也许我根本不想出门。关键在于我可以自己选择。”

然而，当两人谈到自己的未来时，房间里弥漫着悲伤。达里娅再过几个月就18岁了。“我不想等到一切都恢复正常，然后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像父母那么老了。如果伊朗到那时才重新站起来，对我自己的人生几乎没有什么意义，”她神情紧张地说。她和她的一些朋友如今也在考虑离开伊朗。这一愿望之强烈，连这名学生自己都感到害怕。“我认识一个人说过：‘我宁可在随便哪个国家当乞丐，也不愿留在伊朗。’这真的很糟糕。”

留下的是希望

内金对移民看法冷静。“在伊朗的条件下，如果你留在这里，你无法保证自己的未来。在国外，你至少还有一定的希望。如果那里行不通，最坏的情况是有朝一日你还可以回来。”但听起来像简单权衡的事情，对她来说却是痛苦的决定。“如果我能找到留下的好理由，我会非常努力。为什么人不想生活在自己的国家呢？”她说。“关于故乡和家，我可以聊上几个小时。我们热爱伊朗。这正是想到移民如此沉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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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两人必须先专注于最后一年学业。等待她们的是Konkur，全国大学入学考试。压力很大。教科书越来越贵，家庭的期望很高。达里娅害怕让父母失望。“想到不得不对母亲说：你为我花了那么多钱，而我却一事无成，这很痛苦。”

她们自己的计划可能通向国外。但家乡的未来让两人无法释怀。达里娅希望严厉制裁结束。内金谈到一种超越政治对立的希望。“在我们在伊朗经历了一切之后，我希望有一天整个国家都能发自内心地幸福，”她说，“不仅是我们，还有那些想法完全不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