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清泉之子：19岁拒绝随母逃台，在父亲阴影下受罪30年，娶了袁世凯后人为妻，1985年赴美探亲，一去不返......

01

1949年寒冬，一个旧时代的背影正在陈官庄的冻土中轰然倒塌。

对于47岁的国民党第五军军长邱清泉来说，这不仅是军事生涯的终结，也是他一生的终点。

这位被同僚称为“邱疯子”的将领，出身贫寒，在上海大学读过社会系，受过于右任的熏陶，可谓饱读诗书、才华横溢。

然而，知识并未赋予他理性的底色，反而与一种近乎偏执的迷信纠缠在一起。

在上海求学期间，他算了一卦，卦象指引“运势向南，有贵人相助”，恰逢国民革命军在南方兴起，蒋介石正值壮年，英气逼人。

从此，他便认定蒋介石就是那个“贵人”，将自己的命运与那个正在腐朽的政权死死捆绑，开启了长达半生的盲目追随。

这种狂热在内战期间演变为对他人的残暴。

1945年昆明的“一二一惨案”，他镇压学生运动毫不手软；

在豫皖苏解放区，他建立“五家连坐”制度，甚至到了“凡喝共产党一口凉水的都在劫难逃”的地步。

因为作战风格狂放大胆，指挥第五军这支王牌机械化部队屡创“佳绩”，他深得蒋介石青睐。

然而，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个人的勇武与残暴终究无法阻挡大势的倾颓。

淮海战役前夕，邱清泉的迷信性格成了压垮他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

奉命驻扎河南商丘时，他便惶恐不安，认为“商丘”与“伤邱”同音，心中大为不悦，屡次向上峰申请撤离。

待到与杜聿明一同被解放军包围于陈官庄，眼见突围无望，他的精神防线几近崩溃。

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他关注的竟不是兵力部署，而是杜聿明指挥部院子里的一棵树。

他指着那棵树对杜聿明说，树长在院子里，构成了一个“闲”字，大不吉利，再三怂恿杜聿明将树砍掉。

杜聿明哭笑不得，无奈依了他。

殊不知树被砍去，人困于院墙之内，恰恰成了一个“囚”字。

1949年1月，包围圈越缩越小。

面对毛泽东亲自撰写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邱清泉表现出了最后的疯狂。

他当场将信撕得粉碎，不仅威胁杜聿明不得投降，更对部下下达死令：“一经发现士兵传递任何信件的，一律枪毙。”

他就这样像一头钻进死胡同的蛮牛，在绝望中横冲直撞，直至众叛亲离。

最终，他在战场上举枪自戕（一说被击毙），尸体被解放军寻获后，出于人道主义草草掩埋，在这个世界上甚至没有留下一块清晰的墓碑。

此时，邱清泉的儿子邱国渭是上海圣约翰大学外语系的一名年轻大学生。

对于父亲在战场上的所作所为，他或许知晓，或许懵懂，但“战犯之子”这个身份，已悬在他的头顶。

随着解放军渡江的隆隆炮声逼近南京与上海，邱家面临着最后的抉择。

关于邱国渭为何没有随家族一同离去，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充满了宿命的无奈：在混乱的码头上，年轻的邱国渭在拥挤的人潮中迟到了一步。

当他气喘吁吁地赶到江边，只能眼睁睁看着母亲叶蕤君和妹妹所在的船只缓缓驶离岸边。

错过了这班船，便意味着台湾成了遥不可及的彼岸。

而另一种说法，邱国渭曾随母亲和弟妹试图从陆路向福建方向撤离，意图转道台湾，但在途中被势如破竹的解放军包围。

身份查明后，邱国渭原本以为等待他们的将是严厉的惩罚，毕竟他的父亲是那个让解放军“咬牙切齿”的邱清泉。

然而，现实却出乎他的意料。

解放军干部并没有为难这群孤儿寡母，反而给予了优待。

那位干部对他们说：“可以自由选择去向，愿意去台湾的可以去，愿意留下的也可以留下。”

不仅如此，解放军还给他们发放了路费，开具了通行证。

这种宽容，对于在恐惧宣传中长大的国民党高官家属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心理冲击。

它让邱国渭看到了一种全新的可能性。

母亲叶蕤君最终决定带着两个女儿继续前往台湾，后定居美国，但邱国渭却在此时做出了一个改变一生的决定：他要回上海。

母亲曾苦苦劝说，但他态度坚决。

这个决定的背后，是一个年轻知识分子对未来的天真考量。

他在圣约翰大学的外语专业已经读了两年，成绩优异，眼看就要毕业。

在那个崇尚知识的象牙塔里，他相信个人的才华足以安身立命。

于是，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份，邱国渭逆着逃难的人流，独自一人折返上海。

他回到了圣约翰大学的校园，重新拿起了书本。

1952年，邱国渭顺利从圣约翰大学毕业。

那时候，正值新中国建设初期，各行各业急需人才。

上海图书馆刚刚开馆，急需精通外语的专业人员进行西文书籍的采编工作。

邱国渭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被分配到上图外文采编部。

在这个充满书香的单位里，邱国渭似乎真的找到了他所期盼的平静生活。

不久后，一位名叫武重年的年轻人也来到上图任职。

武重年比邱国渭小8岁，两人的友谊始于单位的篮球场。

在球场上，邱国渭暂时卸下了沉默的伪装，他球技不错，与武重年你来我往，配合默契，两人逐渐熟络起来。

在工作之外，邱国渭的个人生活也看似圆满。

他在上图结识了一位心仪的姑娘，并组建了家庭。

这位邱夫人并非寻常人家的女子，她是袁世凯家族的晚辈亲属袁玉珍，容貌生得极美，气质出众。

在当年同批毕业的大学生中，追求者众，其中不乏条件优越者，但袁玉珍唯独看中了邱国渭。

袁玉珍曾私下对人言，之所以选择他，是因为“邱国渭为人老实可靠，品性端正”。

然而，这种平静更像是薄冰之上的行走。

尽管邱国渭极力想要融入新社会，做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但父亲邱清泉的阴影从未真正散去。

不知从何时起，单位里开始流传起一些令人心惊肉跳的谣言。

有传言说，邱国渭曾对外透露过“要为老子报仇，要暗杀陈老总”的话。

这话传得有鼻子有眼，甚至传到了武重年的耳中。

在那个阶级斗争这根弦日益紧绷的年代，这样的言论足以致命。

虽然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能证明邱国渭说过这样的话，也没有任何行动表明他有这样的企图，但这并不妨碍他因此成为单位里的“内控对象”。

邱国渭是个聪明人，他或许从周围人异样的眼光中，或许从领导微妙的态度里，隐约察觉到了自己处境的危险。

父亲在战场上的疯狂叫嚣已经随风而逝，儿子在和平年代的生存之道唯有沉默。

他变得更加少言寡语。

在单位里，他从不参与任何是非纷争，也不发表任何带有个人色彩的观点。

邱国渭把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在西文编目工作上。

他的工作能力极强，学问扎实，编目做得又快又好。

这种近乎透明的低调，加上无可挑剔的业务表现，让他在历次政治运动的初期，奇迹般地避开了风头浪尖。

02

1966年，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席卷而来，打破了邱国渭苦心维持的脆弱平衡。

作为国民党头号战犯的儿子，邱国渭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冲击的对象。

起初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接着是无休止的检查与交代。

好在他平日里除了埋头编目，便是去球场打球，身体底子打磨得结实，那些繁重的体力劳动——搬运沉重的书箱、清扫积满灰尘的仓库，他咬咬牙倒也能扛得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