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深秋，日本东京一间隐蔽的茶室里，廖文毅指尖划过沉甸甸的黄金契约，对面前的郑松焘抛出致命诱惑：

“只要你对蒋介石开一枪，不管中与不中，五百两黄金即刻奉上；若能取其性命，再加五百两，千两黄金尽归你所有！”

可以说，这声裹挟着金钱与杀意的许诺，最终将一名失意者推向了刺杀独裁者的悬崖，并且由此揭开了冷战格局下，“台独”势力搅动台海风云的黑暗一页。

那么，廖文毅是谁？为何要买凶刺杀蒋介石？

廖文毅，出身台湾云林大地主家庭，他早年在日本读的中学，在美国读的博士，算是一个比较彻底的“海归”。

1940年回国后的廖文毅去了台湾，成为了一个企业家，并且在有钱后又进入了台北政界，开始了策划“台独”活动。

后来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爆发，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

当时国民党当局的血腥镇压，让廖文毅嗅到了政治投机的机会，他迅速组织“二二八惨案联合后援会”，却因过度激进被列入通缉名单，仓皇逃亡香港、日本 。

不过，在海外的廖文毅依然没有闲着，他敏锐地捕捉到美国对台的暧昧态度，开始全力兜售“台独”主张。

后来，随着老蒋“反攻”口号日渐空洞，廖文毅的幕僚献策：“蒋氏存则国民党存，蒋氏亡则台湾‘独立’有望。”

而这句话正中廖文毅下怀，使得他坚信只要除掉蒋介石，群龙无首的国民党政权将不攻自破，自己便能借美国之力掌控台湾政局，于是一场针对蒋介石的刺杀计划悄然酝酿。

就这样，认识到蒋介石是关键后，廖文毅赶紧让骨干物色刺客，而这个过程也异常顺利，很快，郑松焘的出现了。

郑松焘，一位年近四十的台湾本地人，自称郑成功后裔，毕业于日统时期的台湾警察学校，骨子里带着亲日反蒋的情绪。

在“二二八事件”中，郑松焘因涉嫌参与反抗活动被当局盯上，幸得刑警同学作伪证才免于牢狱，仅被开除公职，次年便流亡日本，靠担任私人保镖勉强维生。

可以说漂泊无依的境遇让郑松焘满心怨怼，他怀着对国民党政权的仇恨与对财富的渴望，很快答应了刺蒋行动。

1961年9月，经一个幕僚牵线，廖文毅与郑松焘在东京密会。

廖文毅开出的条件极具诱惑力：除了“开枪即得五百两黄金”的保底报酬，若造成蒋介石轻伤加赏百两，重伤加二百五十两，毙命则追加五百两；全程旅费、活动经费由廖文毅全额承担，若行动中丧生或负伤，

由此可见，这次廖文毅为了刺杀蒋介石，那是出了大血本了，而面对千两黄金的巨额悬赏，郑松焘也毫不犹豫地拍着胸脯应承：“只要给我机会，必取蒋氏人头！”

就这样，双方当场签订协议，一场惊天刺杀就此敲定。

1961年10月26日，郑松焘怀揣伪造的记者证件，从东京飞抵台北，入住事先安排好的白龙宾馆，一场潜伏行动正式拉开序幕 。

作为在警局干过事的人，他也深知，要接近戒备森严的蒋介石，必须先摸清其行踪与安保部署，于是，他找到在台北干警察的好朋友岳安和。

这个岳安和与郑松焘是小学、中学到警察学校的同窗，更是曾救过他性命的挚友，可以说无话不谈。

于是郑松焘以“采访政要日常生活”为由致电岳安和，邀约见面。

在谈话期间，郑松焘故作轻松地向岳安和打探蒋介石的官邸分布、外出路线、警卫配置、戒严规律等细节。

而岳安和也本着“知无不言”的态度倾囊相告，最终连续三天的“采访”，让郑松焘对蒋介石的安保体系了如指掌 。

当然，精明的郑松焘也开始筹划退路。他清楚刺杀总统是灭门之罪，成功或失败后都必须尽快逃离台湾，于是花三天时间联系上昔日熟人，办妥了从嘉义偷渡离台的事宜 。

正所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而这时，一个一个绝佳的机会也从天而降——某媒体刊登消息，蒋介石将于10月30日下午两点前往“革命实践研究院”发表演讲。

郑松焘当即决定，将刺杀行动定在这一天。

不过，由于海关检查严格，郑松焘无法携带枪支入境，于是他再次将目光投向岳安和。

当时按照台湾警方惯例，刑警可合法配备两支手枪，郑松焘以“前往龟山岛采访，需枪支防身”为由，向岳安和借枪。

然而正是这个请求，让岳安和瞬间警觉：龟山岛既无野兽也无海盗，根本无需配枪防身；再联想到郑松焘连日来打探的全是蒋介石的安保信息，以及报纸上公布的演讲消息，一个可怕的念头在他脑海中成型，难道郑松焘要刺杀总统？”

很快，岳安和陷入两难：若知情不报，一旦刺杀发生，自己作为提供情报与武器的人，必然难逃株连；若贸然举报，又担心证据不足，反而惹祸上身。

最终经过彻夜权衡，他意识到此事关乎台湾政局稳定，更牵涉自身性命，还是决定向蒋经国直接举报。

因为他知道，只有这位权力核心人物，才能迅速采取行动 。

不过，如何接近蒋经国呢？岳安和绞尽脑汁，最终居然想出险招：骑摩托车直冲中飞路五号官邸大门。

果不其然，他被便衣警卫拦下，借此机会成功面见蒋经国，全盘供述了郑松焘的阴谋。

可以说蒋经国听完汇报后简直震怒，当即下令“安全局长”陈大庆带队，由岳安和带路前往白龙宾馆抓捕。

然而当警方赶到时，郑松焘已察觉风声不对，提前收拾行李逃离了宾馆，一路向南逃往嘉义港。

而与此同时，另一条关键线索也浮出水面。大陆情报部门通过海外渠道获悉廖文毅的刺蒋计划后，经深思熟虑，决定将情报告知蒋介石。

正是这份来自对岸的情报，印证了岳安和的举报，也让蒋介石当局更加确定了刺杀阴谋的真实性，随即在全台范围内展开严密搜捕。

可怜的郑松焘，虽成功偷渡抵达日本，却未能逃脱厄运。他的行踪早已被蒋经国派出的特工锁定，在东京街头多次躲避追杀后，最终于1962年初在一个地铁站内，被特工推入轨道，惨遭火车碾毙，尸骨无存，沦为政治博弈的牺牲品。

而远在东京的廖文毅得知刺杀失败、郑松焘身亡的消息后，惊怒交加，一度卧病在床。

而蒋介石也恩威并施，把廖文毅的大嫂、侄子抓进监狱，最终1965年，走投无路的廖文毅宣布解散“台独”组织，返回台湾向蒋介石请罪，虽然意外获释，但此后开始了长达近二十年的严密监视之下，直至1986年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