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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再难现普涨型商品超级周期,未来战略金属与金融资产共振走强

康波是决定大宗商品牛熊剧烈波动的根本力量。一轮康波中,大宗商品通常出现两次超级周期:一次发生在康波繁荣期,全球总需求扩张驱动商品走出7-8年的超级周期(如2000-2008年);另一次发生在康波萧条期,主导国货币信用裂痕扩张,增强大宗商品的货币属性,带来约4年左右的商品超级周期。


当前正处于第五次康波萧条期。逆全球化与美元信用裂痕的双重叙事,是推动大宗商品重演上世纪70年代牛市的核心逻辑。康波萧条期中,货币纪律让位于政治利益,信用货币的贬值本身就会兑现为商品价格的上涨——货币本身就是需求。这意味着,即使实体经济需求疲弱,康波萧条期的商品也具备独立的上涨动力。


产能周期是大宗商品四层嵌套中最贴近工业属性的一层。其核心特征是:一个康波中嵌套两个产能周期,每个产能周期呈现10年上升期 + 20年下降期的结构。已确认的产能周期起点序列为1945年 → 1972年 → 2002年 → 2030年(预期)。


2002年启动的产能周期,于2011年触及产能高点,此后进入长达20年的产能下降期。即便2019年大宗商品价格触及阶段性低点,2019年至2030年之间商品价格大概率呈震荡走势,真正的产能周期新起点要到2030年前后才会开启。当前(2026年)正处于本轮产能周期下降期的末段,供给端资本开支长期不足的矛盾正在积累。


超级周期是滤去商品长期趋势后得到的自身波动周期,序列约为18-20年,与实体经济中的固定资产投资波动相关,更接近房地产周期(库兹涅茨周期,15-25年)。


本轮超级周期始于2001年,2010年触顶,预测最终低点出现在2019年。自2019年低点之后,商品进入战略投资阶段,而这个横盘阶段大致在2030年附近结束,随后商品开启新的产能周期。这意味着,2030年不仅是产能周期的起点,也是超级周期从横盘蓄势转向新一轮波动的关键时间窗口。


在一个超级周期内部,大概率存在三个涛动周期,每个涛动周期的长度不等,但价格高点出现在超级周期中后段的概率偏大。


以2001年启动的超级周期为例,已出现两次涛动周期:2001-2008年和2009-2015年,第三次涛动周期预测发生在2016-2019年。涛动周期的意义在于:即使在大级别周期趋势明确的情况下,价格并非直线运动,而是以涨-跌-涨-跌-涨的节奏展开。对于实战投资而言,中后段的涛动周期往往是价格弹性最大的阶段。


从周期时长看,产能周期(25-30年)与库兹涅茨房地产周期(15-25年)在时间尺度上高度接近。一个康波中嵌套两个产能周期,同时也嵌套三个库兹涅茨房地产周期,两者在时间轴上存在显著的叠合关系。


回顾历史,过去每一轮大宗商品的超级牛市,都赶上了主要经济体的工业化与城镇化浪潮: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美国铁路与钢铁建设、二战后的西欧与日本重建、2000年后我国的快速工业化与城镇化。这三轮超级周期,无一不是房地产/基建投资与产能周期共振的产物。


周金涛曾提出走向1978的类比框架,1978年的美国:康波萧条期中,财政刺激推动增长,鸽派美联储主席上台,最终迎来二次通胀。2026年的美国在财政端与货币端与1978年如出一辙,一旦二次通胀启动,美元信用将再次下跌,以美元定价的全球商品将迎来全面牛市。


1978年的日本:作为后发追赶国,面临产能过剩、居民储蓄率高、信贷意愿不强等结构性问题。2026年的我国在经济总量转向、经济结构问题上与当年的日本高度相似。周期的力量穿越50年,作用于中日这两个追赶国主体之上。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人口红利过渡至人口负债的转折期。进入2030年之后,住房市场将逐步向存量市场演变。这意味着,我国下一轮工业化对大宗商品的边际拉动,将远弱于2000-2010年的超级需求期。


2030年新产能周期或许翻不出大风浪。传统超级周期的驱动力本质上是需求侧的总量扩张——大规模工业化、战后重建或新兴经济体的城镇化飞跃,带来的是广泛的需求增长,几乎惠及所有主要商品类别。然而,2030年之后:我国城镇化率预计达到70%左右,增速显著放缓;住房总需求虽在2026-2030年仍维持8-9亿平方米的平台,但2030年后将逐步向存量市场演变;高盛预测,2025-2030年我国城镇年均住房需求仅为2017年峰值的四分之一左右。这意味着,由我国城镇化驱动的普涨型商品超级周期,在2030年之后难以再现。


从结构层面来看,K型分化将成新常态。总量需求的降档,并不意味着所有商品都缺乏机会。2022年以来,大宗商品市场已呈现出鲜明的 K型结构性分化:战略金属与金融资产共振走强,部分传统资源则持续承压。


上行一极:与能源转型(铜、锂、镍)、去美元化(黄金、白银)、战略安全(稀土、关键矿物)绑定的品种,其需求驱动逻辑已从传统的总量扩张转向结构替代。即使总需求增速放缓,这些品种仍可能出现结构性短缺。例如,富瑞金融集团将2030年铜价目标大幅上调至约17,636美元/吨,逻辑是矿端硬缺口重写定价逻辑。


下行一极:与传统房地产、基建投资高度绑定的品种(如螺纹钢、水泥、部分化工品),在2030年后的需求前景将明显承压。


因此,翻不出大风浪更准确的表述应是:2030年的新产能周期,不会是一轮全面普涨型的大牛市,而是一轮结构性分化型的周期。总量上可能波澜不惊,但结构上,绑定新能源、去美元化与战略安全的品种,仍可能出现可观的超额收益。


四层周期嵌套模型的核心价值,不在于精确预测价格点位,而在于定位当前所处的周期位置,并理解不同时间尺度上的驱动力如何相互叠加或抵消。


当前所处的康波萧条期 + 产能周期末段 + 超级周期横盘末段的组合,意味着商品价格正处于从震荡蓄势向新一轮周期启动过渡的关键窗口。但2030年开启的新产能周期,其需求引擎将从我国的城镇化转向能源转型、去美元化与战略安全。旧的故事结束了,新的故事正在展开——不是没有风浪,而是风浪的方向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