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沈飞航空博览园二楼，一个由奖章和证书簇拥的展柜中，静静“躺”着一把长柄尖头的木榔头。它手柄上的包浆沉淀着70余年的岁月——这是全国劳动模范、被誉为“超八级”钳工的陈阿玉使用过的工具。
▲陈阿玉使用过的工具
在当下的网络语言中，“手搓”通常指代手工打造、精益求精的制造方式。陈阿玉正是新中国工业史上“手搓制造”的极致代表。凭着这把木榔头，他破解了多项航空制造难题，与工友共同造出首架国产喷气式战斗机。
1952年夏，35岁的陈阿玉已是上海业内知名的技术能手。这一年，党中央发出“全国支援国防工业建设”的号召，936名能工巧匠从上海远赴东北支援国营112厂（航空工业沈飞前身），陈阿玉就是其中之一。
▲陈阿玉在工作中
北上后，收入减半，彼时的112厂只有一座破旧厂房，周围一片荒芜，工人们吃的是高粱米饭，住的是日伪时期留下的劳工房，夏天漏雨、冬天透风。但这位来自浙江黄岩的型架钳工，却坚定地对工友说：“国家需要我们，必须留下来！”
彼时百废待兴，制造飞机的一切都要靠双手“搓”出来。没有现代化的数控设备，没有完善的技术图纸，甚至连像样的工具都捉襟见肘。但陈阿玉坚信，技术不在书本里写着的条条框框中，而在手与脑的协同运作里。他的双手比常人厚实得多，工友开玩笑说，将拇指放到他的拇指上，就像“小乌龟趴在大乌龟背上”。
1954年10月，航空工业局向112厂下达了试制歼5战机的命令。这是中国首次自主制造喷气式战斗机，整机有25万个零部件，制造难度前所未有。陈阿玉主动报名参加技术班和业余工学院学习，仅用3个月就掌握了喷气式飞机零件的加工制造方法。
然而，试制不久便遭遇重大挫折：引进的苏联机翼标准件结合交点发生变形，全机标准样件无法对合，整个项目几乎陷入停滞。就连苏联专家都束手无策。如果重新制造配件，此前所有工作都将白费，还会浪费国家宝贵的原材料。
陈阿玉心急如焚。他的妻子顾桂芝回忆，那段时间他很少回家，在食堂吃饭时也是心不在焉，吃几口就赶回车间，绞尽脑汁地思考对策。连续数晚，他独自留在车间，围着飞机转了一圈又一圈，最终大胆提出了手工校正变形的方法。
面对质疑，陈阿玉没有退缩。他操起那把木榔头，冒着整个交点报废的巨大风险，小心翼翼地将变形处一点一点敲正。经过几十个小时的昼夜奋战，标准件交点变形、机身与机翼两个螺纹孔无法对合的技术难题终于被攻克。
▲陈阿玉（中）和工友
1956年7月19日，一架银白色的国产战机身披红花彩带，缓缓驶出112厂总装车间大门。人群中，两鬓微霜的陈阿玉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几个月后，聂荣臻元帅在视察时紧握陈阿玉的手，称赞这是“神奇的榔头”。
歼5的成功只是开始。此后，陈阿玉又参与了歼教1、歼6、歼7、歼8等多型战机的试制工作，几乎涵盖了中国航空工业从起步到自主研发的关键机型。
1966年，中国自行设计研制歼8飞机。陈阿玉作为厂所“三结合”的副队长，组织工人和技术人员对设计图纸提出2330余条改进方案，被采纳1600余条，其中重大改进达40条。他带领团队按改进意见制作模型，再按模型测绘图纸，大大改善了飞机的工艺和性能。正是这种“手脑并用”的实践智慧，使他不仅能解决制造过程中的具体问题，还能从一张总体图中捋顺各部位零件的协调关系，这是许多技术人员都难以企及的能力。
在歼8的平尾系统评审中，设计人员普遍认为采用常规的“四连杆机构”没有问题。陈阿玉却仅说了八个字：“我看大摇臂动不了。”众人将信将疑。他把自己关在加工车间整整一周，制作出一个按照10∶1缩比模拟的“土模型”让大家动手操纵，果然验证了卡涩问题，避免了国家财产的重大损失。
▲歼8飞机
1979年，陈阿玉从飞机制造一线退休，1984年病逝。但他的那把木榔头至今仍陈列在沈飞航空博览园的核心位置。
从陈阿玉的木榔头敲出歼5，到如今沈飞已先后研制生产了40多个机型、8000余架飞机——这75年的跨越，不仅是型号的迭代，更是制造方式的革命。
20世纪60年代，歼6成为国产喷气式超声速战斗机的代表；60年代中期，歼7的试制成功标志着沈飞攻克了两倍声速战斗机的技术难关；70年代，歼8实现了中国自行设计高空高速歼击机的新突破。进入21世纪，歼15“飞鲨”在辽宁舰甲板上成功起降，歼16成为“战场多面手”——这些战机承载着一代代航空人的报国情怀。
▲歼15“飞鲨”团队
而今天，站在沈飞创建75周年的节点上，新一代隐身战斗机歼35A已经惊艳亮相。2026年1月6日，歼35战机完成“新年第一飞”。从“鹘鹰”到歼35系列战斗机，是沈飞数十年技术积累的集大成者。
▲歼35战机完成“新年第一飞”
变化的不仅仅是型号。今天的沈飞早已告别了“一把木榔头打天下”的时代：数字化柔性机械加工中心群让零件年产出量增长104.73%；自动化物流系统实现零件精准配送；AI算法优化复杂零部件加工路径，减少人为误差；数字孪生技术让生产过程全流程可视化。2024年，沈飞获批国家智能制造标杆企业，并成功晋级第一批卓越级智能工厂。
从陈阿玉的双手到AI算法，从木榔头到数字孪生——沈飞75年的技术变迁，正是一部从“手搓”到“数智”的进化史。
更具传承意味的是，陈阿玉1979年从一线退休时，后来的全国劳模铣工王刚刚刚出生；1984年他病逝时，未来的首席技能专家方文墨刚刚出生。陈阿玉之后，一代代沈飞工匠接过接力棒，方文墨、杨国心正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方文墨出生在航空世家，祖辈曾参与歼5、歼6生产，父母投身歼7、歼8研制。2003年，他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进入沈飞。25岁成为沈飞最年轻的高级技师，31岁跻身“大国工匠”行列。他手工锉削精度可达0.00068毫米，相当于头发丝直径的七十五分之一，被业内誉为“文墨精度”。他先后攻克多项行业难题。他说：“我们打磨的不是零件，而是国家腾飞的翅膀。”
2012年，18岁的杨国心从沈飞技师学院毕业进入沈飞标准件中心，师父正是方文墨。他将每天工时延长至12小时，为练手腕力量在手臂上绑沙袋。如今手工修配误差控制在0.003毫米以内。他带领团队完成30余项技术创新。他说：“极限精度的背后，是耐住寂寞的坚守、临危不乱的定力。”
▲方文墨和徒弟们
从歼5到歼35，从陈阿玉到新一代航空人——75年来，变的是工具和方法，不变的是“航空报国、航空强国”的初心。
今天的沈飞人，正在用另一种方式延续着这份初心——在数字化产线上、在AI开发平台前、在智能装配系统旁，用代码和算法继续“手搓”着更先进的战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