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家里买蛋糕，我和哥哥张明远一人一块；买玩具，也是一人一份。父母从不在明面上偏袒谁，生日蜡烛的数目、新书包的颜色、零花钱的数目，所有能被量化的东西都被谨慎地均等分割。
我一直庆幸自己生在这样“公平”的家庭里，甚至为此在同学面前隐隐自豪——当同桌小雅抱怨弟弟总是抢她零食时，我总会天真地说：“让你爸妈像我家一样，什么都买双份不就好了吗？”
这种确信持续了十六年，直到那个周末的下午。
妈妈拉着我的手，眼里闪着兴奋的光：“薇薇，咱们家买新房了！”我雀跃地跟着她去看样板间，想象着属于自己的房间要刷成淡紫色，书桌要放在窗边。可一周后，当房产证复印件被随意放在餐桌上时，我清楚地看见所有人姓名栏里，只有“张明远”三个字。
那年他才上初中。我捏着那张纸，手指微微发抖：“为什么……只写哥哥的名字？”
爸爸低头看报纸，妈妈端来水果，语气轻松得像在讨论天气：“这社会啊，女孩子有没有房子不打紧，男孩子没房可娶不到媳妇。家里条件有限，等有钱买了第二套，一定给你。”
“可是——”我正想说，同桌小雅的爸妈就打算把家里唯一的房子留给她，因为她是独生女。
妈妈切了块苹果塞进我嘴里：“你哥哥是男生，将来压力大。咱们是一家人，要互相体谅。”
那晚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荧光星星，那是六岁生日时和哥哥一起贴的，他的房间也有同样的一片星空。
我试图用妈妈的话说服自己：他们不是不爱我，只是暂时没钱。等有了第二套房子，我的名字也会被郑重地印在红色封皮的证书上。这个想法像一层薄纱，暂时遮盖了心底那点说不清的不适。
然而，自我说服是需要不断注入证据的，开心的是这种证据越来越多，比如，妈妈给我买的裙子比哥哥的T恤贵三十块；我感冒时爸爸连夜去买药；他们参加家长会时，对我的老师说得更多。
你看，我对自己说，天平是平衡的。
上大学那年，妈妈在电话里带着哭腔：“薇薇，家里经济紧张，你爸的工程款没收回来……”
于是整个大学四年，我像一只不停旋转的陀螺：早上六点去图书馆占座，课后赶去便利店打工，周末做家教，深夜整理笔记。
我用奖学金付学费，用兼职收入负担生活费，偶尔还能给家里寄点钱。每次汇款后，妈妈的声音总会格外温柔：“还是女儿贴心。”
大二暑假回家，我发现客厅抽屉里多了两本新的房产证。
翻开来，熟悉的“张明远”三个字刺得眼睛发疼。一套是城东的学区房，一套是新兴商业区的小户型。我拿着证书的手在抖，妈妈正好从厨房出来，围裙上沾着面粉。
“妈，”我的声音干涩，“你不是说家里困难吗？”
她愣了一下，随即恢复常态：“你哥哥将来结婚，总不能只有一套房。社会对男孩子要求高，多两套也是保障。你是女孩子，将来嫁人了就轻松了……”
“可你之前说，第二套会写我的名字。”这句话像石头一样砸在地板上。
妈妈皱起眉：“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计较？从小到大，我们亏待过你吗？女孩子平时买裙子、护肤品，花在你身上的钱只多不少！我们要真偏心，还能供你读到大学？你去看看，多少家庭的女儿连高中都没得读！”
哥哥从房间出来，游戏耳麦挂在脖子上：“姐，爸妈的钱，他们想给谁就给谁。做人要懂得感恩。”
我看着他们——妈妈脸上是受伤与不解，哥哥眼里是理所当然。那一刻，一个词从记忆深处浮上来：重男轻女。
原本以为只是遥远的故事，没想到竟然真的发生在我身上。
我张了张嘴，正想反驳，但话堵在喉咙里，变成一声哽咽。我转身回房，关上门，背靠着门板慢慢滑坐在地上。
我忽然想起，十岁那年，我和哥哥同时想要一架天文望远镜。妈妈说太贵，只能买一个。最后望远镜放在了哥哥房间，理由是“男孩子对科学更感兴趣”。
但作为补偿，我得到了一个漂亮的音乐盒。那时我开心地接受了这个交换，甚至觉得妈妈考虑周全——毕竟我真的更喜欢音乐盒上旋转的芭蕾舞者。
现在我才明白，望远镜能看到银河系，音乐盒只能重复同一支曲子。有些东西，从选择开始就已经不在同一个维度。
毕业后，我在城西找到工作，月薪一万八。
拿到第一个月工资那天，我特意去了市中心的商场。
三个月前，我曾看见妈妈在这里的一条金项链柜台前驻足良久，看了又看，最后摸着标签摇头离开。
“就要这条。”我指着玻璃柜里那缕纤细的金色，刷卡的姿势带着某种郑重的仪式感。
我想象着妈妈打开礼盒时的表情，想象着她戴上项链照镜子的样子，想象着她终于会承认：这个女儿，是值得被爱的。
可当我带着礼物回家，迎接我的是新一轮的“家庭会议”。起因是姨妈家表姐结婚，父母陪嫁了一辆车。
妈妈在饭桌上感叹：“还是生女儿省心，不用准备房子。”
我放下筷子，语气尽量平静：“妈，我记得你说过，如果家里有钱买第二套房，会给我一套。”
空气凝固了。
妈妈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炸开：“张薇！你还有完没完？从小到大，我们哪点对不起你？你哥哥名下是有三套房，但那都是为他将来准备的！你是女孩子，嫁人后什么都有了，非要跟亲兄弟争？”
“我不是争，”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抖，“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承诺可以这么轻易被忘记。”
哥哥冷笑一声：“姐，爸妈养大我们不容易，你不知道感恩就算了，还整天惦记财产。寒心不寒心？”
我看着他们母子一唱一和，忽然觉得很累。那种累不是身体上的，而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冰凉彻骨。我起身回房，拿出包里那个丝绒礼盒。金色项链在灯光下泛着温暖的光泽，可此刻只觉得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