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敢信?本息1万元的不良个人贷款,对外转让的价格竟然只需要100元。
这不是玩笑,而是当下个贷不良资产市场的真实写照,也是市场给个贷不良资产包的最终定价。
很多人不解,既然银行可以接受近乎归零的回收率把债权甩卖给第三方,为什么不能直接给负债人打个折?哪怕只收本金的十分之一,也远比100元多。
表面看,这确实像一个“不愿”的问题,银行宁可让中间商赚差价,也不愿给困境中的借款人一条出路。
但是,如果把视角从道德直觉切换到不良资产处置的制度逻辑,答案会清晰得多:银行不是不愿,是不敢。
一、低价转让是“市场定价”的结果
银登中心数据显示,2025年一季度个贷不良批量转让平均折扣率已降至4.1%,平均本金回收率仅6.9%。逾期时间越长,折扣越低:逾期1年内的资产包平均折扣率12.5%,逾期5年以上则低至1.8%。
到了2026年,随着不良个贷供给暴增,定价进一步下降,甚至频繁出现资产包流拍的情况。
所以,那些逾期5年以上、回收概率趋近于零的损失类资产在公开市场上的边际定价,并非银行“贱卖”优质债权。
受让方是持牌AMC,收购后只能自行清收或重组,不得再次对外转让。低价对应的是极高的清收不确定性和合规成本,不是银行在“故意便宜外人”。
二、银行为什么不把这笔“反正收不回来”的债,直接给负债人减免?
很多人会说,负债人不是不愿意还债,而是利息累加得实在太高,根本还不起,即便能够给一些折扣,往往也是本金结清,根本没有什么吸引力。
为什么不敢直接大幅减免?因为直接减免在现行制度框架下是一条高危路径,而非一条被鼓励的出路,相关约束来自历史的明确禁令。
财政部、人民银行、银监会2005年发布的财金〔2005〕114号文至今未被废止,其中明确规定:银行和资产公司“应依法对个人贷款进行全额追偿,不得采取打包出售、打折减免等方式处置”。
这一规定的立法初衷是防范个人逃废债的道德风险——如果银行可以随意对个人贷款打折减免,等于向所有借款人释放“欠钱可以谈折扣”的信号,守信者的还款意愿也会被侵蚀。尽管批量转让试点在2021年后为“打包出售”打开了一条通道,但“直接减免”始终没有被同等放开。通道可以开,红线不能碰。
三、问责的后果,远远超过减免可能带来的“增量收益”。
无论是国有或国有控股金融机构,还是民营的金融机构,在不良资产处置中的减免行为天然被置于“国有资产流失”或权力寻租的审视之下。
有的金融机构通过违规核销、虚假处置等方式掩盖不良,相关责任人被严肃追责。有的贷后人员在掌握权利后,诱导借款人向其私人账户转账以获取更多的减免……
在“终身追责”的预期下,一个基层信贷员或中层管理者有什么动力去签一份给自然人减免债务的审批单?批了,省下的那点清收成本不进他的考核;出了事,追责名单上第一个就是他。
所以,低价转让是“按规矩出牌”,出了问题可以说“市场行为、程序合规”;直接减免是“自己开的口子”,一旦被审计或巡视盯上,几乎没有辩白空间。
两害相权,选择前者是一种被制度塑造出来的理性。
四、债务人不能成为自己不良债权的受让方或变相受益方。
财金〔2005〕74号文和〔2008〕85号文明确禁止债务人及其关联方回购自身不良债权,监管目的在于“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以及“防止借机炒作资产和逃废债务”。
这意味着,即便银行想通过“让债务人以极低对价回购”的方式来变相实现减免,这条路径在现行规则下同样走不通。规则的设计者担心的是:一旦允许债务人低价“买回”自己的债,所有有偿付能力但缺乏意愿的借款人都会等待这个窗口,信贷纪律将名存实亡。
所以,真正的问题不在于银行管理层的道德偏好,而在于制度给“减免”和“转让”分配了完全不同的风险权重。
转让有试点授权、有银登中心的公开挂牌程序、有市场竞价形成的价格,每一步都可以留下“合规痕迹”。而减免则缺乏一套可操作、可免责的标准化流程:什么条件可以减、减多少、由谁审批、如何证明没有利益输送,现行规则没有给出让一线经办人感到安全的答案。
于是,“不敢减”成了一种系统性选择,而非个体的选择。
结语
从贷款逾期到不良资产处置这个循环里,银行用转让换来了合规安全,AMC用价差换来了利润空间,唯独负债人被困在“债主换了、债务没少”的闭环里。
如此看来,想要解决个贷不良的持续增加,想要刺激消费拉动内需,想要实现社会和谐共同富裕,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