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深秋，成都龙泉驿区文化产业园建设项目提上日程，考古工作者也对工程范围内的一座古墓进行了抢救式发掘。

这座墓葬积水严重，还遍布了大大小小的盗洞，但规模庞大、规制不俗，处处透露着不凡。但人们费劲心力终于打开墓道，却看见了令人万分心痛又疑云密布的一幕——墓主尸骨无存，陶俑被刻意砸碎，棺床被彻底破坏，墓室里四处存留火焰烧灼痕迹，连券顶也毁坏坍塌……

这是一场蓄意的、系统性的毁灭。

考古队员们面面相觑，心里同时浮出一个念头：这座墓的主人，生前的仇家到底有多大？还是说，他得罪的，根本不是什么仇家，而是……

说起这座大墓，早已因文物普查，登记在了名录上。但巡护能力毕竟有限，这座大墓还是遭到了有心之人的惦念。2008年7月，当地公安机关就接群众举报，这座大墓新增了一处盗洞。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立即派专业人员赶往现场，但发现，这墓顶已垮，墓室积存了大量青砖和填土，污臭的积水更是深幽……

不过，正是这破败的景象，在一种程度上保护了这座大墓，盗洞通至墓室积水，没能再深入。

眼见墓葬未被盗穿，文物保护管理所组织人员对墓葬进行回填保护。而2010年11月底，因为龙泉驿区文化产业园建设，考古队再回到了这里，开启了清理与发掘。

经过清理，人们发现，这座墓葬总面积接近400平方米，墓室外侧夯筑着边长近40米的方形夯台，发掘时墓顶残存的封土还有将近10米高，站在远处望去，像小山包。

墓穴是穹隆顶竖穴砖室墓，由墓道、墓门、甬道、前室、后室和南北耳室构成，前室顶部还使用了十字穹顶结构。“亚字形”的平面在南方本就罕见，外加穹隆顶的配置，极似中原北方的高等级葬式。

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位墓主人很可能有着“中原情结”。

墓道东宽西窄，呈梯形，底部近封门处铺设阶梯，两壁抹了约1厘米厚的石灰层。墓门上端还特意用砖砌出仿木结构的屋檐与斗拱，上面彩绘着卷云和草叶。整座墓的内壁全部施以石灰层，再用黑、红、绿等色彩绘花卉、凤鸟、人物，墓主人的匠心与财力可见一斑。

有着如此规格的墓葬，墓主人到底是谁？

一堆被砸碎成十几块的红砂石块给了人们答案。经过拼凑，一方1.4米见方、厚约15厘米的墓志将墓主人的生平娓娓道来——墓主是后蜀宋王赵廷隐。

赵廷隐（可不是赵又廷哦），就是史书上那个位列三公、被封宋王的后蜀开国元勋！那个一生打遍蜀中无敌手的“战神”！

赵廷隐，字臣贤，开封浚仪（今河南开封）人，公元885年生人。

出身平民，却少年便通晓兵法，早年在宣武军中效力，侍奉过节度使朱温的侄子。唐末五代，时局动荡，历经后梁、后唐两朝，赵廷隐随大军入川灭前蜀，机缘巧合之下，归入了西川节度使孟知祥的麾下，任左厢马步军都指挥使。

从这一刻起，他的人生便开始直线飙升。

在决定蜀地命运的后唐攻两川之战中，赵廷隐据守剑州，亲自迎战朝廷大军。时值隆冬，天寒地冻，滴水成冰，士卒们冻得瑟瑟发抖，士气低迷、裹足不前。

赵廷隐站在阵前，声泪俱下地喊道：“今天北军势盛，你们若不奋力死战，则你们的妻子儿女都将沦为他人所有！”

一句话激出了将士们的血性，全军上下人人奋勇，打得后唐军狼狈溃败。其军事才能，几乎凭一己之力保住了孟知祥的江山。

不过，史书上的赵廷隐，只是一位百战百胜的猛将，但在墓葬中，人们却“挖出”了骨子里住着奢靡灵魂的权臣。

墓葬主墓室狼藉一片，人们却在保存相对良好的耳室，发现了一整套“王府生活图鉴。彩绘陶俑54件，庭院模型1座，陶瓷器40余件。其中最亮眼的，是一支完整得惊人的彩绘伎乐俑——20多件，全是立姿，高约0.6米，按装束及姿态分明分为乐俑、歌俑和舞俑三种。

乐俑手里拿的乐器包罗万象：琵琶、筚篥、羌鼓、齐鼓、笙、排箫……几乎凑齐了五代时期东西方交融的完整音乐拼图。

歌俑神态尊贵，头戴金簪，站在所有乐俑的正中间，显然是主唱，这排面儿，不亚于任何一个现代演唱会的C位担当。而舞俑之中，有两件身着女装的柔舞俑，姿态柔和优美；另有一件身着男装的健舞俑，动作干练有力，刚柔并济，堪称五代时期的艺术顶配。

如此大规模且制作精美的乐舞俑组合，在整个西南地区的五代墓葬中前所未有，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为精美的陶制伎乐俑组合。

这组俑的出土绝非偶然。《蜀梼杌》早有记载：“屯落闾巷之间，弦管歌诵，合筵社会，昼夜相接。”赵廷隐不过是将蜀地那个歌舞升平的时代，原封不动地搬进了自己的地宫。

但这还不是最夸张的。

在正对后室的右下角，考古队还发现了一件令人叹为观止的陶质庭院模型：长1.2米、宽1米、高0.3米，院落布局极尽精巧，东西南北四面全建有房屋，回廊和门框部分皆施以彩绘和描金。

庭院之中，屋舍分为厅堂、卧室、厢房，内部置有近十件高约12厘米的侍立俑和墓主人坐像，中间坐着一个圆脸的男性人偶，端坐椅上，身后围绕着几名表情谦卑的女子。专家推测，坐着的男子应是赵廷隐本人，而环绕身边的则可能是他的三位夫人……

“事死如事生”——这座微观庭院，极有可能是照着赵廷隐生前奢华的成都府邸缩小而来。一位战神，却有着纵情声色的另一面，到地下都不愿意放弃自家的大豪宅、大花园，和那二十多个贴身服务的乐工与侍女……

不过，如此重视身后之事的一代权臣，他的墓葬为何会被砸得稀巴烂？谁跟他有这么大的深仇大恨？

答案，或许比我们想象得更让人唏嘘。

考古发现证明，赵廷隐墓的毁灭远远超出了普通盗墓的范畴：墓志被砸碎，壁画与陶俑有明显的焚烧痕迹，墓道封门石板遭暴力拆除、主墓室券顶也遭受损坏而坍塌……这种“系统性的破坏”，只能来自国家的意志，而非某个人的私人恩怨。

在正史资料中，赵廷隐并非史书上那种让人恨之入骨的奸佞之辈。他一生南征北战，辅佐孟知祥建立后蜀，晚年位极人臣，官至守太师、中书令，封宋王。唯一的“罪过”是什么？

他的墓顶至少有7处大小不一的盗洞，最早的可以追溯到北宋时期。这个时间发生了什么？

公元965年，宋太祖赵匡胤遣大军伐蜀，后主孟昶率众投降，后蜀国灭。

一个死了整整十五年的开国元勋赵廷隐，与宋军无冤无仇。然而，五代十国是一个政权如走马灯般的乱世，每一个新王朝在建立之初，最恐惧的就是地方上还保留着旧朝的残余势力。

赵廷隐，恰恰是这个势力中最耀眼的一面旗帜。

一座宋王级别的大墓，高高矗立在成都郊外，是后蜀黄金时代最明目张胆的权力象征。

这是对新王朝最直接的挑战。

宋人不需要你活着的后人做什么，只需要毁掉你的墓——把象征那个时代的所有记忆，全部从地面上抹去。

砸毁陶俑，是为了销毁地下礼制；

放火烧毁墓室，是为了打消来者的僭越之心；

暴力打开封门，拆掉墓道石板，是为了向天下宣告：前朝的东西，永不复兴。

所谓大人物的前身身后，在乱世之中，终究逃不过国家机器的运筹与决策。砸碎墓志、毁坏棺椁、揭走铺地砖、推倒地面建筑——不是求财，是求“不留痕迹”。中国有句古话叫“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政治的血腥争斗，从来不会因一个人的死亡而结束。

其实，与赵廷隐一样在国家意志控制下，成为黄泉倒霉蛋的，并不少见。

安阳西高穴村的曹操高陵，玉圭等石头构件被故意打碎；墓中三个人头只剩头盖骨，前面的面骨包括鼻子、脸部全部被砸掉；是写着“魏武王常所用”的石牌，全部被砸断……

唐朝驸马薛绍墓的甬道和墓室完全毁坏，仅余部分砖铺地和石棺床。就连墓室墙砖和后室铺地砖都被全部揭掉……

西安长安区大居安村唐墓群，甚至遭到了“连坐式”的精准打击，5座唐墓中有3座曾遭到大规模的精确破坏。墓志上墓主人的名字被蓄意磨去，棺椁痕迹全无，铺地砖被揭起，墓墙砖被大量拆除，随葬品空空如也，完整的石门杳无踪迹，只残存严重损毁的石门构件。在5号墓葬，考古队员从残损的墓志上辨认出，墓主是曾获“丹书铁券”的唐朝户部尚书李承嘉。李承嘉在唐中宗和武后年间颇受重用，墓志里还刻着“则天大圣皇后亦恕十死”的字样。谁能想到，一位被赐予十次免死机会的高官，死后却连完整的墓室都没保住。

无论是被“砸脸”的曹操墓，是因政治清洗被摧毁的薛绍墓；还是长安城郊那三座连姓名都被抹去的唐墓，考古发现告诉我们：中国古代的“斗争”，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普遍、更为残酷。

这才是历史最残酷之处：所谓大人物的前身身后，在乱世之中，终究逃不过国家机器的运筹与决策。管你生前多风光，死后便再没有人身自由可言。

千年前的赵廷隐，或许无数次设想过自己的身后之事。

他是一个虔诚的道教信徒，在棺台附近放满了大量的水银以求肉身不腐。他的墓中，出土了雷公俑、蛇身俑这些神怪俑，甚至还置石真、神煞俑来守卫灵魂，生怕地下世界不周道。

他一定想过：只要这座墓在，后蜀的荣耀就不会被人遗忘。

但他算错了一件事——推倒这座墓的，恰恰是他生前为之卖命效忠的那个动荡时代。五代十国的最后一点荣光，早已随着那场大火的烟尘，消散在蜀地湿润的空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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