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1999年“首富”牟其中锒铛入狱，前妻潇洒出国，小28岁的小姨子他奔波18年才领悟：他在给我画饼......
01
1999年的冬天，中国商业界正处于一种躁动与不安的微妙时刻。
1月7日清晨，一辆黑色的奥迪轿车像往常一样行驶在通往门头沟的公路上，车内坐着的正是彼时名震华夏的“中国首富”、南德集团总裁牟其中。
车子行至半途，几辆看似普通的车辆突然出现，将其截停。
没有尖锐的警笛划破长空，没有闪烁的红蓝警灯，甚至连路过的行人都没有驻足围观。
一切都在一种极度压抑的静默中完成。
车门打开，几名公安人员迅速控制了现场，车上的人被带走。
这一刻，不仅是牟其中个人命运的断崖式跌落，更像是一个狂飙突进的草莽商业时代的休止符。
据后来披露的细节，当公安人员对牟其中进行搜身时，在他的贴身口袋里发现了一封信。
这不是一封求救信，也不是一封辩白书，而是一封写给友人的托孤信。
信中字句寥寥，只恳请友人在他出事之后，帮忙照顾自己的两个儿子。
显然，这位在商海中搏击了半生的枭雄，对于这那一天的到来早已有了某种宿命般的预感。
随着黑色奥迪车的离去，位于北京永定河21号的南德集团总部，那座曾经车水马龙的商业地标，迅速陷入了死寂与荒芜。
多年以后，一位和牟其中素昧平生的餐饮业者在南德帝国的废墟之上，建起了一家喧闹的“小肥羊”火锅店。热气腾腾的火锅蒸汽，彻底掩盖了激昂的往事。
被带走一个月后，牟其中因涉嫌信用证诈骗被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正式逮捕。
而在仅仅几年前，他还是那个被《福布斯》列为中国大陆富豪榜第四位、被《财富》杂志定为“中国第一民间企业家”的传奇人物。
牟其中这个男人的血液里，似乎天生就流淌着不安分的因子。
1940年，牟其中出生于四川万县一个银行家家庭。
在那个极为讲究阶级成分的特殊年代，这个出身注定了他无法像普通青年一样跨入大学校门。
他成了一名玻璃厂的工人，但这并没有磨灭他的心气。
相反，他在那个封闭的环境里，通过大量的自学，构建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经济观。
1975年，他就因与人合写了一篇题为《中国向何处去》的万言长文，第一次身陷囹圄，度过了5年，直到1980年才获释。
那五年的铁窗生涯，他阅读了大量书籍，这些庞杂而未经过系统梳理的思想，成为了他日后那套令人咋舌的商业理论的基石。
出狱后的牟其中，正赶上中国改革开放的春潮涌动。
他凭着借来的300元钱，在万县成立了“中德商店”，并打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这样充满政治色彩的旗号。
第一年，他就靠着倒卖铜制钟表赚取了近8万元的暴利。
这种在当时看来惊世骇俗的“投机倒把”行为，让他第二次入狱。
然而，命运再次垂青了这个狂人。
他在狱中写下的入党申请书和论述文章引起了上层的注意，在多位高层领导的批示下，他再次获释。
这种独特的经历让牟其中坚信自己并非凡人，也让他产生了一种错觉：只要站在时代的风口上，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1988年，南德集团在天津成立，牟其中正式开启了他的封神之路。
而真正让他名垂商业史，同时也饱受争议的，是那桩著名的“罐头换飞机”生意。
1992年，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经济陷入困顿，重工业发达但轻工业极度匮乏。
牟其中敏锐地嗅到了其中的商机。他用几百车皮积压的轻工产品——主要是罐头、皮衣、暖水瓶等日用品，从俄罗斯换回了4架图-154喷气式客机。
这桩交易在当时被视为天方夜谭，但牟其中做成了。这不仅让他从中赚取了上亿元的利润，更让他一夜之间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经营之神”。
成功带来的眩晕感，让牟其中的野心极度膨胀。
牟其中开始不再满足于具体的商业贸易，而是沉迷于构建宏大的乌托邦。
在他的蓝图中，商业与政治、幻想与现实早已没有了边界。
他提出要炸开喜马拉雅山的一个缺口，让印度洋的暖流吹进中国西部，把青藏高原变成塞上江南；
他宣称要投资研制并发射人造卫星；
他构想将满洲里建设成“东北亚经济中心城市”；
他甚至提出过一个惊世骇俗的“三峡移民构想”，把一部分移民送到美国去，每两个人开一家中餐连锁店，形成全球销售网络。
他创造了一套被称为“牟式空手道”的理论，甚至发明了“平稳分蘖”、“智慧文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等晦涩难懂的词汇。
在那个渴望财富又缺乏方向的年代，他的这些理论曾让无数后来成名的企业家顶礼膜拜，史玉柱、何伯权等人都曾坦言受到过他的影响。
牟其中有一句名言：“世界上没有办不到的事，只有想不到的事。”
然而现实中，南德集团旗下的许多子公司实际上只是一个个空壳，它们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支撑起牟其中那个庞大的“商业帝国”幻象。
危机在1997年就已经显露端倪。有关部门发出通报，指出南德集团“高风险、高负债”。
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因信用证垫资问题将南德告上法庭，标的高达3亿多元。
与此同时，市面上突然出现了一本名为《大陆首骗——牟其中》的非法出版物，书中将他描述成“上骗中央、下骗地方”的巨骗，封面那句“牟其中不亡，天理不容”更是触目惊心。
就在这大厦将倾的危急关头，一个特殊的女人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她叫夏宗伟。
对于公众而言，夏宗伟这个名字是陌生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只是牟其中身边一个沉默的影子。
她是牟其中的生活秘书，但她还有一个更微妙的身份——牟其中前妻夏宗琼的亲妹妹。
这是一种极具中国式伦理纠葛的关系。
夏宗琼精明强干，曾是南德集团的副总，在牟其中的发家史上功不可没，两人于80年代末结婚，却在1993年分道扬镳。
而夏宗伟，这个家中的老八，从小就是个乖乖女，在姐姐们的羽翼下长大，性格单纯、安静。
1989年，她从万县来到北京投奔四姐夏宗琼，原本在首都师范大学学习俄语，却因为姐姐忙于工作，不得不中断学业回家帮忙带孩子。
1991年，在姐姐的安排下，22岁的夏宗伟进入南德集团，成为了姐夫牟其中的秘书。
南德的老员工回忆起那时的夏宗伟，印象最深的就是她的朴实和涉世未深，“像个刚进社会的大学生，一看就很单纯”。
然而，命运却给这个单纯的姑娘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当姐姐夏宗琼与牟其中离婚并离开南德后，留下的夏宗伟不知不觉地填补了那个空缺，成为了牟其中身边最亲近、也最信任的人。
夏宗伟没有参与那些宏大的商业决策，她的工作仅仅是照顾这个狂人的衣食起居，帮他处理琐碎的日常。
可是，当法律的大网收紧时，她却因为“生活秘书”这个身份被卷入了漩涡的中心。
1999年11月1日，武汉中级人民法院，南德集团信用证诈骗案开庭审理。
被告席上，不仅有60岁的牟其中，还有不到30岁的夏宗伟。
那一天的庭审现场，气氛凝重。
面对检察机关的指控，牟其中表现出了一种惯有的桀骜不驯。
他拒绝认罪，声如洪钟地辩解自己的商业逻辑。
而在牟其中身旁，年轻的夏宗伟却显得惊恐而无助。
当法官询问她关于信用证诈骗的细节时，这个一直生活在姐夫光环阴影下的女人终于崩溃了。
“我主要是老牟的生活秘书，照顾他的生活起居和身体保健，对什么叫信用证诈骗一概不知，对经济懂得很少……”
她在法庭上失声痛哭，声音颤抖，充满了委屈与恐惧。
那一刻，一直昂着头颅、眼神犀利的牟其中罕见地沉默了。
他微微低下了头，没有人知道这位枭雄此刻心中是在盘算着如何翻盘，还是对身边这个被他牵连的姑娘产生了一丝愧疚。
2000年5月30日，终审判决下达。
牟其中因信用证诈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而夏宗伟，虽然作为从犯被判有罪，但因情节轻微免予刑事处罚。
她走出了看守所，重获自由。
按常理，故事到这里就该结束了。
树倒猢狲散，首富变囚徒，身边人各自飞，这是世间最常见的剧本。
但命运似乎并不打算放过夏宗伟，或者说牟其中并不打算放过她。
当沉重的铁门在牟其中身后缓缓关闭时，他并没有意识到，这扇门虽然锁住了他的身体，却并没有锁住他的野心。
而站在门外的那个柔弱女人，在擦干眼泪后，即将被迫背负起一个原本不属于她的沉重十字架，开始一场长达18年的漫长苦旅。
02
位于市郊的洪山监狱，高墙耸立，电网森严，将墙内墙外切割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对于大多数犯人来说，这里是惩罚与改造的终点，是悔过自新的炼狱。
但对于牟其中而言，这里更像是一个暂时蛰伏的洞穴，是他等待下一次“出山”的修炼场。
牟其中从未在心理上真正接受过“罪犯”这个身份，即便身穿囚服，他也依然要在精神上维持着作为“牟总”的体面与尊严。
入狱初期，牟其中在洪山监狱里享受着一种极其特殊的待遇，这在中国监狱史上都堪称罕见。
那段时间，他并非像普通犯人一样挤在拥挤嘈杂的大通铺里，而是拥有相对独立的居住空间。
更令人咋舌的是，夏宗伟获释后，竟然并未远离，而是以一种类似“特殊保姆”的身份频繁出入监狱照顾他的生活起居。
在监狱允许的范围内，夏宗伟可以为他送去书籍、报刊，甚至在某些时段能在狱中为他开小灶，做一些可口的饭菜。
这种“狱中特权”，在某种程度上是牟其中巨大社会影响力的一种残余折射，也或许是因为监狱方面对这位“特殊人物”的一种弹性管理。
在这种特殊的庇护下，牟其中的狱中生活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样凄惨。
白天，他读书、看报、写作；到了饭点，有专人照料。
然而，这种建立在脆弱平衡之上的特权，终究无法长久。
牟其中始终坚称自己无罪，拒绝认罪悔罪，拒绝像其他犯人那样低头顺从。
他甚至在狱中多次对监管人员大谈特谈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试图“教育”管教干部。
这种不合作的态度，最终触碰了监狱管理的底线。
好景不长，他的特殊待遇被取消了。
那一天，牟其中被要求搬离“单间”，转入一个住了五六名犯人的普通牢房。
从那一刻起，牟其中真正成了一头被困的孤兽。
但他并没有因此而颓废，相反，他以一种近乎自虐的方式开始了一场肉体与精神的双重苦修。
他深知，要等到翻盘的那一天，首先要有一副好身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