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击队要长期地生存下去，一定要有一套游击战术。机关要隐蔽，队伍要精干，行动要灵活。光靠武装还不行，还要把武装活动和地下党的工作相结合。
一、机关要隐蔽
游击队的机关要找最偏僻的地方，要设在高山大岭、大森林里面，从来没有人去的地方，要走几天几夜找不到。在那样的地方搭棚子住。
因为所有的庄子都被敌人控制着，有的庄子有群众基础，但敌人也搞熟悉了。所以，只能在深山密林当中搭草棚子或者竹棚子。搭草棚子很简单，弄点树枝搭起架子来，然后就盖上草。搭竹棚子也很简单，竹子破成两半，去掉竹节，下层的朝天排起来，上层的向下盖起来，就像琉璃瓦一样。
但破竹子有响声，地上也总得有人打扫。以后我们就带几块油布，四角钉四个绊子，往树上一挂，下面住三四个人，躺下可以睡觉，要走背起就走。走的时候泼点水把地面上的痕迹灭掉，搞得来无踪、去无影，使敌人找不到目标。
在敌人搜山最紧张的时候，山里不能住，我们就到村子里去，这家住几个，那家住几个。报个户头，拿钱买个良民证。
二、生存与饮食
吃饭，刚去时情况比较好，敌人没有搜山，交通还方便，山里可以派人到外面买些盐、干辣椒、米等。每个人要带七天的粮食。要是搞得多就找地方藏起来，怕回潮就用炒米。
有时断了粮就吃野菜、吃笋。春天吃春笋，冬天吃冬笋，夏天吃杨梅、吃野果、吃野香蕉。还可以吃马蜂：把篾背兜顶在脑壳上，跑到蜂窝那里，蜂子飞走了，幼虫和蛹跑不掉，把它挖出来煮，煮得像牛奶一样白。
有时吃一餐炒米，两餐野菜，这样可以吃上半个月。还有个办法，可以到山里提山田鸡吃。晚上点一把松光去照，它看见光就跳拢来，这东西很好吃。
敌人走了后，还可以打麂子、打兔子、打野猪。如果再紧张就捉蛇吃。再不行就到纸棚里或者炭棚里找工人匀一点粮。那山里到处都是纸棚、炭棚、香菇棚。大老板有四个纸棚，四五十个工人。他们是定量定粮的，但给他们打通关系，他们少吃一点还是好解决。
一年四季，山里是不会断人的。三年时间，我真正挨饿的只有三天。被打散了，硬是没东西吃，见到水，爬过去喝几口，找些野菜来吃。头天带的一包盐，一天一夜就吃完了。第二天不行了，爬到山边去喝水。不能走，只好躺在地上。第三天，他们派人找到了我。所以，根本断粮的时候没有。
到了断粮时，老百姓知道了也会来接济的。这么一个几万老百姓的地方，总有几个共产党员，尤其是老头子共产党员的觉悟很高。他们知道了，就会来进山砍柴。
一个礼拜敌人只准许进一次山，而且还要派敌人押着老百姓到深山里边，指定区域打柴。队伍在山边放哨、休息、吃烟。出来的时候，打柴的老百姓就将事先带好的报纸、粮食、油盐、纸烟等丢下。这完全是默契，不要事先约定。
我们知道老百姓来了打柴，过几天我们就会去摸东西。但敌人知道了，就搜查，把老百姓的米搜去。老百姓也很聪明，以后就带饭不带米。你搜了，他说中午要吃饭。要到下午才能回去。
也有的用竹杠挑柴，把竹节打通，里面放些米。打好柴以后，另外砍一根树枝来挑。把竹杠丢在地上。另外还有妇女用裤带来带米，敌人就不好搜了。
以后，反动派又买通了镇上一些反对我们的人，混在砍柴队伍里一同进山。但老百姓很敏感，只要一有生疏人，便不带了。
后来敌人也知道打了柴后，游击队一定会来捡东西，敌人装着出了山，晚上另派队伍回山去埋伏起来。可是我们不去拿，一定要过几天后，或者下半夜等敌人疲倦了，才钻空子去拿。
三、隐蔽与警戒
游击队的机关不但住得要隐蔽，而且要住在很高的山里。山前要有高哨和低哨。高哨放在树上，可以看得很远。低哨是前哨，可以看到山头上、大路上和庄子上，可以看到坑口子上和山坳子上。
敌人一来很快就发现了。所有的庄子都有准备，都放上哨。小孩子放牛，妇女割草，男人下田，只要看到敌人一进山来，老远就打招呼，把交通员、采买藏在夹墙里，或在屋后的坟山躲起来。
不能跑，一跑反而容易被发现。我们派去的交通员、采买到庄子里买粮食、拿报纸，或介绍什么同志来了转关系，常常是深夜三点到四点钟以前去。
有时偶尔碰上了敌人把村子包围起来，把所有的男男女女都搞到一间房子锁起来，等待游击队的到来。我们的交通员到时候慌了跑出去，一跑就抓起来。
像这种情况，很难预防。但老百姓有办法对付敌人。敌人包围村庄后，老头子、老太太做个记号，把放牛的鞭子往草堆上一插，或者草帽挂到竹头上。我们的交通员、采买一看见就不进村了。
有时老百姓被关在屋子里出不来，就把窗子打开，挂个斗笠。我们一看见就不去进庄。
四、行动不露痕迹
要隐蔽好，还要注意走路不能露目标。大队伍走过去，尽是脚印，敌人看见脚印，跟脚印过来就能找到你住的地方。特别是胶底鞋，一看就知道不是老百姓穿的。
所以，我们一般人都穿草鞋，碰上落雨，走了又退回来；前面走，后面一定要有人打扫脚印，泼水以后就没有了。以后我们就走水沟，根本留不下脚印。特别是我们住的附近，走水里上岸的草被踩倒了，就要扶起来。
要隐蔽好，还要注意不能冒烟、不能咳嗽、不能大声讲话。有时我们在对面山上烧火欺骗敌人，故意冒烟暴露目标，然后就走。
有时候把煮吃的小铁锅买它几十个，到处丢，假装是游击队做饭吃的。这样来扰乱敌人。
我们想吃杯热茶、吃点熟饭，可以用茶缸煮，煮饭还可以用竹筒煮。把竹筒装上米，丢到火里去烧，这样可以烧熟。但一定要选择很狭窄的坑子和树林很茂密的地方才行。
第二天走时要消灭痕迹。
五、行动要灵活，队伍要精干
其次，行动要灵活，队伍要精干。队伍大了，行动不方便。要三五个人、七八个人一组，分散活动。
打游击战，一定要有一套很灵活的游击战术，要有目的地打仗，不能打硬仗。打硬仗是要蚀本的。游击队虽然人少子弹少，但硬要是捉到敌人，打得敌人全部缴械。
比如用夜间袭击的战术，用“摸冬瓜”的办法，把敌人从床上抓起来。穿起敌人的衣服，抓反动区长，抓敌人哨兵。到马路上撒传单，造成敌人的恐怖。
另一个是要很能走，一个晚上走一百多里，东边打一仗，很快地跑到西边去睡觉。也许往西边走暴露了目标，就要连续走好几天，才能睡觉。
人少、队伍小就灵活，转移就方便。敌人搞北山，我们一跳就跳到油山去。敌人搞油山，我们又跳到北山去。
敌人四个地区同时搞，没有哪里跳，我们就到边缘区去待着，到白色区域，靠敌人的营部、连部的地方去。
有时敌人装样子搞这里，实际上他准备搞那里。他知道你会跳，他这边一“剿”，你一跳，他那边就把你搞住了。
我们也知道敌人有这一手，于是我们虚晃一枪，马上就回去。如果队伍大，你跳也跳不动。
从油山到北山硬是要走两天，还要通过南雄平原。头天晚上出发，天亮前一定要通过公路，找到隐藏的山林，要走八九个小时。天亮后不能走，一定要等到下午太阳落山以后，傍晚了才能行走。
所以，游击队的队伍一定要精干。
六、勇敢沉着
同时还要勇敢沉着。有时候遇到敌人，我们就要很迅速很沉着地转个弯，就要埋伏下来。
敌人来搜山时，不搜到几米远的范围就不动，要沉着，不要慌。敌人几层包围，搜过来搜过去，搜过去又搜过来，到处是敌人，机关枪嘎嘎地乱打，你还是不要动，手枪准备好，子弹压上膛。
只要不搜到面前就不动，到了面前没办法了，只好拼了。反动派是没有革命同志坚决的，看到地形险恶，那里有水就不敢来了。
我们遇到过一次，那真是险：有天下午5点钟，为了不暴露目标，我们把住址搬迁一下。结果糟透了，一搬正好碰上了敌人，一打散了。
有的人跑得很远了，有的人躲在路的附近。我和警卫员正好躲在路边的水沟芦柴里。
敌军官领着队伍过来搜过去，当兵的说：“报告排长，土匪没有了。”
那个军官说：“什么没有？这里一定有几个，我就看见钻到里面去了。”他骂那个班长，班长喊士兵，士兵说：“你怎么不去，我一下去就打死了。”
军官说：“走开，我去。”我们的一只鞋子掉下了，他一见鞋子就说：“你看，鞋子在这里，人一定在这里，下去！”
我们很紧张，心想，今天跑不掉了，把枪准备好，子弹压上膛，如果敌人发现了，先打死他一个再讲。
很深很密的芦苇，有两丈深，根本钻不进来，我们钻进来时脸都被芦苇划破了。我们钻到芦苇底下，再下面就是水。
那个排长下来后，把芦苇一翻，正好把我盖上了。他看了一阵说：“好，跑不掉了。我就不相信他跑掉了！”他把队伍带在路上吸烟。
我听到他们说：“我们打土匪，打共产党，什么都没有得到。”有个人说：“老子得到一只鞋子。”有的得到一个包袱，把包袱打开来，有衬衫，还有书。“啊，共产党苦得这个样子，还念书哪！”
我们一直等，硬是等到了黄昏时分，敌人才走。敌人一走，我们就慢慢爬出来，调换一个地方，到对面半山上蹲着。
第二天天刚刚亮，他狗日的又来了。他在那里东搜西搜、七搞八搞，搜了一个钟头。“你不出来，老子看见你了。”他把鞋子拿起来说，“你看，打死了。腿打断了，拾到一只鞋子。”
我们就在对面山上看得清清楚楚。他们找不到就走了。我们又在预定的地点会合了，没有损失一个人，还打伤了敌人两个。
七、与敌周旋
反动派也是很调皮的，有时用冒诈的办法来搞我们。
他一早来搜山，大搜以后到十点钟走了。走时留下三分之二。走之前又吹号又喊话：“啊，共产党土匪很厉害，已经跑了，我们回去睡觉。”
其实，一个连只走了一个排，留下两个排还蹲在那里，看看我们还没出来。“还不出来啊，这回我真走了。”他又留下一个排，结果到晚上，我们还是不动。
我们要稳坐钓鱼台。落到他们的包围时，无论如何要沉着。别理他。机关枪乱打，手榴弹乱甩。偶然负了伤也要忍住痛，不要叫喊。
再等等不出来，就说：“共产党，我不等你了，我走了！”走后马上又回来。最后还是不见出来。“啊！共产党，算你有本事！等着瞧吧！”
这下他真走了，但我们还是埋伏到天亮以后才走。
还有一次，我派了一个秘书、几个警卫员、一个伙夫和几个采买到外面去买东西，那时比较太平了，敌人两三个月没有来搜山，外边的书报也可以搞来看，老百姓也搬进山里来住了。我们经常找老百姓谈话，还可布置工作。
事情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我们派出去的这八个人已经买好了东西，每人挑了一二十斤，准备回来。路上到了交通站，看见了站长何长林。当时还不知道他已经叛变了。他是被龚楚①抓住后叛变的。龚楚原来是我们的参谋长，中央苏区突围时，我们派他带了七百人的队伍到湘南去发展游击战争。他叛变后打死了政治委员，带着队伍投降了广东军阀。
敌人给了他一个官，派他做“剿共”游击司令。他对敌人说：“陈毅、项英在南雄、大余一带，这是我们分手时他们自己告诉我的。”他说：“红军游击队里，干部最大的是项英、陈毅，其次是蔡会文。”龚楚跑去对蔡会文一骗，就把蔡会文打死了。这是蔡会文那里跑出来的人给我们报告所得到的消息。
龚楚知道我们两人一定在油山一带。反动派说：“是啊，游击队还发了宣言、传单。”敌人说让龚楚去搞。龚楚说：“你给我人。”敌人给了他四十个精干的小伙子，有十几支转盘枪、快慢机、驳壳枪，后面还跟了一个连。找了两天没有找到。
这时，我们也不知道他一下子就突进来了。他一到路上，就被交通站长何长林卡住了。龚楚还装扮说是红军。一见何长林就说：“啊，长林同志，自己的同志。”何长林这家伙迷迷糊糊叫“参谋长”：“参谋长到我们交通站去。”龚楚说：“我找首长。”何说：“我知道。”
到了交通站房子里，何看到他衣服很新，战士都是广东人，讲话吱吱嘎嘎的，开始有点怀疑。龚楚把他喊到一边，把他的枪一收，又把枪还给他，说：“我现在是国民党了，你赶快把项英、陈毅的住地告诉我，我就不杀你，还可以给你做官。”
就这样，何长林就叛变了。何说：“他们住的地方我不晓得，但他们有个秘书带八九个人，今天要到这里来搞粮食、拿情报。把他们抓住就可以知道了。”龚楚说：“好，你很忠实，我将来给你官做。两个人只要抓到一个，你就可以立大功。”
我们派去交通站这八个同志以为很太平，一出交通站就给卡住了。抓住时他们还是不暴露身份，忙说：“哎呀，是自己人。”我们的人一看是“参谋长”，连忙招呼：“啊，参谋长，很好啊。”
龚楚来了一个欺骗：“把枪还给他们，不要搜，不要搜，我们是自己人。”并说：“我来找首长的，请你带我们到项英、陈毅那里去。我在湖南发展了很大的游击区，我带队伍来欢迎他们到那里去领导。你们很辛苦，自己出来挑米。”
那个秘书讲：“参谋长，你是老首长，你是不是和队伍先留下，我先去报告，要不然怕引起误会。我们这里很艰苦，突然去百把几十个人，那里的游击队一定要打的。自己人打自己人不好。”
龚楚说：“何必呢？我急于要见他们。”“那好，这样吧，参谋长带个便衣队和我们一路去，大队伍留下，不然会暴露目标的。”他说：“不管，要去一起去。”啊，这下露马脚了。我们的同志明白了。
龚楚刚才说还枪，其实有几个人没有还。龚楚说：“一定要去，我命令你们去。”他急了，完全暴露了。我们的人说：“好，走吧，走吧。”龚楚欺骗说：“你们带路，不要急，慢慢走，你们的担子我们给你们挑。”于是，派他们的人把油、盐、米挑起来，把东西拿着。
龚楚同我们的人一起走。他问：“你们好多人哪？”我们那秘书故意吹牛说：“我们那里人多呢，有五十几个，有好几挺轻机关枪。我们打了好多仗。”龚楚听了很害怕。这时，他走后面了，派了两个班长跟着我们这几个人在前面走。
叛徒是怕死的，他掉后十几米远。那里到我们驻地还有四十里，尽是小路。我们的这几个同志尽选比较小的、比较险恶的路走，瞅机会逃跑。大家一打枪，把前面两个敌班长打伤了，就往两边跑。几个人都跑掉了。他们只抓到我们一个警卫员（当尖兵的跑不掉）。
这时，何长林说：“到了这地方，我就晓得了。离驻地还有十多里。那里的地形很好、很险要。一定是那个地方。他们跑去报告也来不及了，我们走直路一定可以先到。”
龚楚却不愿意去了，他说：“怕不行了吧！”何长林说：“可以。我一定要立这个功。”他带着队伍从黄昏走起，走了一夜，完全在路上打圈。直到凌晨4点钟，离我们驻地只有五六里路了。
何长林抓住这个警卫员不放。龚楚对警卫员说：“你马上带我们去！你不去我就枪毙你。我是国民党的军官，不是什么参谋长。”警卫员没办法，心想，把我打死了，站长他也晓得。就说：“我可以带路，把枪还我。”
他们把枪还给了警卫员，两个人把他夹着走。来到我们住的那个小山上，一到山跟，哨兵就喊。他们叫：“不要打，不要打，我们是自己人！”当时离哨兵只隔三四十米远，我们的哨兵靠着树枝、靠着石头，可以把敌人打倒，但敌人却打不到我们。
哨兵没有开枪，叫他们派一个人过来。龚楚对警卫员说：“你去。”他又派了一个广东军的兵跟着。警卫员很沉着地说：“你要沉着，别打枪，一打枪他们就会跑了。”警卫员一到山上就喊：“他是反革命！”一枪就把广东兵打死了。
哨兵也打，敌人站不住脚，他们冲锋也来不及。我们在山里一听见枪声，立即登山。哨兵阵地到我们驻地还有五六分钟的路，要转好几个弯。敌人退下去以后，把队伍集中起来，向我们哨兵阵地打来，花了十多分钟才打到我们哨兵阵地。哨兵一滚就跑了。
结果敌人跑到哨兵阵地一看，真险要，便撤退了。第二天敌人派了一两个营在那里搜，把我们搭的棚子都烧掉了。我们走了一个夜晚，然后改变了方向，又躲了三天。
这次相当危险。要是那个警卫员叛变了，就没有办法了。那时我们刚刚起床。假若他们沉着点，把两个哨兵摸掉了，悄悄地进来，我和项英两个人总有一个要倒霉。过了几天，我们八九个人全部都会合了。回去后，我们就把何长林枪毙了。龚楚他们在那里一直搞了三个月才离开。
所以，出了叛徒很危险。为了做好防备工作，以后我们派人出去，不管是负责同志还是其他同志，出去以前约定时间。走了以后我们就把家里的衣物、粮食准备好，离开原地，蹲在山上面或洼地有水的地方等。
到了约定的时间还不见回来，马上搬家就走。这不是相信不相信的问题，就是要防备。像何长林这样的情况，本来不应该一起去，应该派一两个人去，其他人员进到山里隐藏起来。
如果看到情况不妙，马上回来报告，立即就走。敌人怎么审问也要一段时间，他投降再快也追不上我们。总之，游击队的军事活动要有一套战术，才能安全，才能对付敌人的各种“围剿”。
游击队的活动还要和地下党的工作配合起来，和群众的斗争相结合。游击战争是长期的，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要长期坚持下去，就要取得群众的支持，这就要有组织、有计划地搞黄色村庄，搞两面派。
因为游击队每扩大一次，老百姓就遭受反动派一次打击，游击队到群众家里，反动派就杀人、烧房子。搞久了，人民生活不下去，老百姓遭殃。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搞黄色村庄、搞两面派，就可以争取群众的支援，巩固我们与广大老百姓的团结，游击队就有主动权。这样，我们的条件也逐渐变得更好了一些。
两面派就是白皮红心，表面上是属于国民党的，实际上是属于共产党的。1936年至1937年初，敌人“剿”得很厉害，山里的形势很紧张，我们便转到村里去，转到大镇上去。
到村子里和那些比较进步的地主、开明绅士、知识分子结成抗日救国的同盟。只要他们不干坏事，我们是不害他们的，我们可以利用他们来了解外面的情况，进行宣传。
老百姓，我们则利用他们来搜山，因为他们搜山搜得马虎，消极怠工。还可以利用他们来做敌人的工作。有些白军通过群众的宣传，拖枪过来当游击队。
但一般我们不搞大的起义，因为我们塘小，养不下这么多鱼。但我们要尽量做白军的工作，准备将来应对时局的发展。有时我们拍老百姓的门，故意让他们去报告敌人，我们空打两枪就走了，敌人就说这个村子很好。
西安事变以后，那时蒋介石刚刚回南京，也就是一二月那个时候，环境比较平静，黄色村庄搞得比较好，区域扩得最大。大镇上，我们就去搞地下工作，开糖铺子。
开始我们在大余开了一个，以后在南雄也开了一个。还准备到香港、到上海分别去开一个。但是很多人愿意做地下工作，不愿意当游击队。因为游击队生活艰苦，而且比较危险。
但不能完全搞地下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适当地搞一些还是可以的。但大旗不能倒，政治旗帜、游击队的旗帜还是要的。
“两广事变”我们发表了宣言，派队伍到很远的地方去活动，去宣传，波及几十个县，影响很大。敌人也很震动。通过活动，戳穿了国民党说红军游击队被消灭了的谣言。
老百姓对国民党说：“你们讲共产党消灭了，其实人家还在。”所以没有武器、没有游击队、没有巩固的游击区，谁也不买你的账。有了游击队就有希望，到时候时局一好转我们就可以发展。
我们说抗日，抗日就要有兵力。我们有根据地，有红军就有发言权，加上南方的游击队，发言权就更大。因此，游击队一定要和地下工作、和群众斗争相结合。
三年游击战争，是我一生中所经历的最艰苦的斗争。整年整月在山里睡，外面跑。春天雨水多，全身都是泥巴，两个多月没干过。吃的是野草、杨梅、笋子和蛇。根本不是过人的生活，像野兽一样。
在那三年中，我只进过两次房子：一次是过路到南雄的大街上，在房子里睡了觉。一次是转移到白区时，到公路边的小房子里喝茶。当时正是下半夜，说是没有敌人，我们七八个人就蹲下来喝杯茶、抽支烟。
三年看见三次山外的老百姓：一次是在大街上住了一天，见到了老百姓；还有一次是在我们住的那山上，见到了来砍柴的老百姓，我们和他谈了话；还有一次是过路，把老百姓叫来谈话。
所以，这样的生活容易使人感到前途渺茫。再加上敌人经常不断地封锁、“围剿”，斗争就更加艰苦。因此，在游击队内部容易发生动摇、逃跑甚至叛变的情况。
有些人只看到今天生活的艰苦、队伍的缩小，看不到抗日高潮的到来、将来部队的发展。这些人平时表现不好，常常怪话连篇：“革命、革命，革到现在这个样子。夺取上海、南京，躲到这山上来了。”“革命革命，革得睡在山上。”
也有的人动摇了、逃跑了，甚至叛变投敌了。由于环境的恶劣，战争的伤亡，死人的事天天有，加上得不到补充，原有一千五六百人的游击队，最后只剩下三百多人了。
① 龚楚：原任中央军区参谋长，后叛变投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