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无粟米充饥，何不食肉糜？”一句千古笑谈，让晋惠帝司马衷被钉在“白痴皇帝”的耻辱柱上。这位西晋第二位君主，在位17年，历经“八王之乱”的血雨腥风，最终死于毒饼之下，成为历史长河中最著名的悲剧人物。但褪去标签化的解读，司马衷的一生更像是西晋政治腐败的牺牲品，是皇权旁落时代的无奈傀儡。

司马衷的继位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政治博弈的结果。公元267年，9岁的他被立为太子，并非因其才智，而是源于嫡长子继承制的刚性规则与晋武帝的政治考量。司马衷的嫡兄早夭，他成为法理上的第一继承人，母亲杨皇后的坚决维护与外戚集团的支持，让晋武帝即便疑虑其“不堪政事”，也最终放弃了废立的念头。为验证太子能力，晋武帝曾令其裁决政务，太子妃贾南风深谙其中要害，让亲信拟定通俗答案后由司马衷抄写呈上，成功蒙混过关，保住了储君之位。这场“作弊答题”的闹剧，早已预示了西晋未来的政治乱象。

公元290年，晋武帝驾崩，司马衷即位，西晋的权力真空瞬间引发风暴。辅政大臣杨骏独揽大权，安插亲信监视皇帝，引发皇后贾南风的强烈不满。次年，贾南风联合楚王司马玮发动政变，诛杀杨骏及其党羽，废黜太后杨芷，拉开了“八王之乱”的序幕。这场持续16年的皇族内乱中，司马衷彻底沦为任人摆布的傀儡，先后被赵王司马伦、成都王司马颖、东海王司马越等诸侯王挟持，辗转于洛阳、邺城、长安之间，饱尝颠沛流离之苦。

历史对司马衷的“白痴”定论，多源于两则著名典故。除了“何不食肉糜”的荒言，还有华林园蛙鸣之问——“此鸣者为官乎，私乎？”。但细究背景便知，这些言论更多是深宫隔绝造成的认知匮乏，而非纯粹的智力缺陷。自幼生长在锦衣玉食的宫廷，司马衷从未见过民间饥馑，肉粥已是他认知中最基础的食物；而蛙鸣之问，更像是对当时外戚专权、派系林立的隐晦隐喻。更值得玩味的是，荡阴之战中，侍中嵇绍为护卫他战死，鲜血溅满龙袍，宫人欲清洗时，司马衷怒斥：“此乃嵇侍中血，勿去！”。这句被吕思勉先生赞为“绝不类痴呆人语”的悲叹，暴露了他内心残存的清明与无奈。

司马衷的悲剧，本质是时代的悲剧。西晋建立后，统治集团迅速腐化，石崇斗富的奢靡之风盛行，社会鸿沟日益扩大，民族矛盾暗流涌动。晋武帝晚年为政失当，分封诸王手握重兵，为内乱埋下隐患。司马衷缺乏掌控局面的政治能力，却被推上权力顶峰，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的“合法旗帜”。诸王以“清君侧”为名相互杀伐，数十万军民死于战乱，西晋的统治体系在血火中彻底崩溃。

公元307年，历经劫难的司马衷返回洛阳，不久后便在显阳殿离奇去世，年仅48岁。史载其“误食毒饼”而亡，背后直指掌权的东海王司马越为篡权所下的毒手。这位一生身不由己的皇帝，最终以中毒身亡的结局，为西晋的覆灭写下了注脚。后世多将西晋灭亡归咎于司马衷的愚钝，唐太宗直言“惠帝可废而不废，终使倾覆洪基”。但真正的罪魁祸首，是那个制度失衡、权贵争利的时代。司马衷的“白痴”标签，更像是后世史家为西晋的短命寻找的简单答案。他不是乱局的制造者，而是权力游戏的牺牲品，是皇权虚化、道德沦丧的见证者。

回望这段历史，司马衷的一生恰似一面镜子，照见了封建王朝嫡长子继承制的僵化、皇族分封的弊端与权力不受约束的灾难。这位被历史嘲弄的皇帝，用自己的悲剧人生警示世人：当权力失去制衡、制度沦为空谈，即便是九五之尊，也只能沦为时代的殉葬品。而“何不食肉糜”的千古笑谈，终究是一曲刺穿历史迷雾的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