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在一国缴费、退休、领养老金,再移居另一国,住满年限后申请当地福利,这样的安排到底算合理衔接,还是钻了制度的空子?当一个国家的财政吃紧、住房紧张、选民情绪高涨时,“新移民该不该领福利”很容易从技术问题变成政治议题。
2026年5月,澳大利亚就围绕这个问题掀起了一轮争论。当时,澳大利亚反对党联盟(Coalition)正准备回应工党政府的联邦预算,并抛出一项主张:福利只给澳大利亚人。按照联盟的设想,新移民将不能领取福利补助,其中包括老年养老金和求职者补助(JobSeeker)。
按现行规定,非公民可以申请17种不同的福利项目,只是领取前需要经过等待期,最长可达10年。也就是说,新移民并非一落地就能领钱,但只要熬过规定年限,仍有机会进入福利体系。联盟想改变的正是这一点。
需要强调的是,这是反对党在预算辩论中提出的政策主张,并非已经生效的新规。它能否落地,取决于后续的选举结果和立法进程。
反对党领袖安格斯·泰勒(Angus Taylor)在接受澳大利亚7NEWS采访时,被直截了当地问到:这是不是为了夺回流向一国党(One Nation)的支持?
泰勒的回答是,这是为了“把澳大利亚人放在首位”。他说:“如果人们愿意投身于我们的国家,我们也一定会全力回报他们。”
在他看来,问题出在优先次序上:工党在这份预算中削减了面向勤劳澳大利亚人的项目,比如年长澳大利亚人将失去原有的私人医疗保险补助,与此同时,非澳大利亚人却能享受这类福利项目。他认为这是“错误的优先次序”,澳大利亚人应当排在前面。
主持人并没有轻易放过,追问联盟是否是在那场补选之后才想到这项政策——联盟在那次补选中表现不佳,得票大约只有一国党的一半。泰勒否认了这种说法,称联盟考虑这个问题已经很久,上次大选时就提出过类似版本。
他解释,之所以现在坚定推动,是因为预算状况“极其严峻”:工党增税力度很大,会伤害小企业,影响住房供应,也会伤害那些想攒下积蓄、改善生活的人,是“对进取心的打击”。在这样的背景下,非澳大利亚人还能享受相当慷慨的福利项目,他认为“站不住脚”。
从这段交锋可以看出,福利限制并不是孤立的政策,而是被放进了“财政紧张、税负加重、普通人吃亏”的整体叙事里。
谈到预算中的税制改革,主持人指出,财长吉姆·查默斯(Jim Chalmers)宣布取消负扣税(negative gearing)和资本利得税折扣,并问泰勒:如果联盟在下届大选中胜出,是否会废除这些改变?
泰勒表示,在相关立法提交议会之前,联盟会“每天都去抗争”,力求从源头上阻止它通过。联盟将与小企业、想攒积蓄的人、想发展生意的人和想买房的人一起,反对这项“糟糕的立法”和“有毒的一揽子税收”,因为这些税会伤害有抱负的澳大利亚人。
他说,如果法案在议会通过,联盟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取消这些税”。主持人再次确认执政后是否会废除,泰勒回答“绝对会”,并称即使法案通过,联盟也会让这届政府“日子不好过”。
政府方面的说法是,这些税制改革能让更多年轻人买得起房。主持人请泰勒向收看节目的年轻人说明,联盟有什么不同做法。
泰勒认为,政府的税收政策并不能让更多澳大利亚人拥有住房,理由是政府在自己的预算文件中也承认,这些税会减少国内住房供应。他提出,正确的办法是在人口数量与现有住房之间取得平衡。
被问到移民是否就是主要答案时,泰勒说,第一步是把移民降到可持续水平。他指出,移民人数此前曾高达55万,联盟的目标将比这个峰值低70%以上,并与可用住房数量挂钩:联盟会每年评估全国住房情况,据此设定入境人数上限。
他说,不能让年轻澳大利亚人因为移民水平过高而买不起房。
主持人追问,这是否意味着像一国党那样降到13万。泰勒没有直接给出数字,表示具体多少取决于可用住房数量,但会比峰值低70%,比目前水平低大约40%,这就是上限,净移民数“将远低于20万”。
他批评工党在没有足够住房的情况下放进了大量移民,导致年轻人买不起房,租房要排长队,称之为“彻头彻尾的政策失败”,而工党的解决办法却是加税,按工党自己的说法,这些税还会减少住房供应。
主持人随后把问题抛回联盟自身:联盟执政时,住房数量也比应有水平少了几十万套,这个问题是不是本可以早几年着手解决?
泰勒说,联盟执政时的住房建设数字远高于现在,而本届政府今年的住房供应比其自定目标低7万套。主持人则指出,联盟当年设定的目标比国家实际需要少了大约15万套,只是比现在的数字高得多。
泰勒承认,“有合理理由认为需要更多住房”,这一点毫无疑问,联盟在预算回应中也会关注。但他坚持认为,如果不把移民数字调整到合理水平,就无法实现住房与人口的平衡。
这段问答说明,住房短缺并非某一届政府单独造成,双方都在用数字为自己辩护,而移民上限被反对党视为解决问题的关键一环。所有这些批评和设想,都是受访者的政治立场与竞选主张,并非既定政策。
澳大利亚政坛的这场争论,传到华人圈里,又引出另一个话题:有说法称,一些在国内退休、每月领取较高养老金的人,移居澳洲住满年限后,还能再领一份当地老年福利,形成“两头领”。
从制度逻辑上看,两国确有差异。中国的养老金与个人和单位的缴费年限、缴费数额相关,并有财政补贴;澳大利亚的老年养老金则是由税收支撑的基本生活保障,主要看年龄、身份、居住年限,并要经过资产和收入测试。
正是这种差异,让一些人对“海外收入是否被计入”产生了疑问和想象。至于标题中所说的“两千周薪”,以及“轻松两头领”的说法,并没有确切依据,个人能否领取、能领多少,要以官方审核为准,海外退休收入如何申报和计算,也不能想当然。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澳大利亚政坛已经把“新移民福利”摆上台面的当下,这类话题只会受到更多审视。联盟的主张虽然尚未成为现实,但它代表了一种明确的政治方向:在财政紧张、住房短缺的压力下,非公民的福利资格可能面临更严格的门槛。
那这种“便宜”还能占多久?答案恐怕不在个人算盘里,而在政治和财政的走向中。
澳大利亚反对党已经把“福利只给澳大利亚人”、移民上限与住房挂钩、废除新增税收等主张捆绑在一起,向选民推销;工党则以税制改革回应住房难题。无论最终哪一方的方案胜出,福利资格都不会是一成不变的。
对于打算移居的人来说,与其指望规则里的缝隙,不如看清制度本身的设计初衷,并留意那些随时可能改变的政策风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