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市民石先生（化名）围绕父母名下一处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的房产，陷入长达数年的维权纠纷。纠纷核心指向2015年一份房产赠与公证，石先生以公证程序违法、证据存疑等为由，通过投诉、诉讼等多重途径维权，更提及涉案另一方曾在家族群表态平分遗产，与当前主张相悖，其多项核心诉求至今仍待解决。
公证争议：材料、程序与关键证据均存疑点
根据石先生提交的《浦某院石先生的诉求（最新）》《录音录像质证意见 》等材料，2015 年9月，其父母与弟弟石某翔（外籍，化名）在上海市某公证处办理房产赠与合同公证，公证处出具相关公证书，约定将涉案房产无偿赠与石某翔（外籍）。但石先生发现，这份公证存在诸多疑点之处。
从公证材料来看，两份赠与合同复印件内容完全一致，连标点符号都分毫不差，却非同一台电脑制作；其中一份标注 左下角手写“在场人石某雄”（化名）且签名为石某雄所写，另一份则无此字样，而公证处常规会以机打形式标注 “在场人” 或 “见证人”，自行书写不符合规范，石先生怀疑该字样为后期添加。同时，公证书中的询问笔录格式混乱，第1页与后续页面页码位置不同，无法证明为同一时间制作，存在材料拼凑嫌疑。
签名真实性与老人行为能力是另一大争议点。石先生在诉求中提到，父亲文化水平较低，赠与合同上其签名却“水准较高”，与日常书写习惯不符，并非本人亲笔所签；公证时父亲已 90 岁高龄且有听力障碍，母亲也已 84 岁，他质疑两位老人当时是否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能清晰理解赠与后果，而公证处未充分核查这一关键前提。
公证程序与核心证据录像同样漏洞明显。公证过程中询问人、记录人、外出调查公证员均为同一人，违反程序规范；公证处提交的录像文件非原始载体，含二次编码信息，创建时间、设备信息丢失，命名不符合 “日期 + 时间 + 文件编号” 文件创建时间丢失，无法分析其逻辑关系。视频时长 8 分 34 秒 20 毫秒（仅8分钟视频两份调查不相符，某局与某院），按标准帧率计算应有 12855 帧，实际却显示 12870 帧，相差 15 帧，存在剪辑痕迹。内容上仅记录老人念稿画面，未拍摄签名过程，受赠人石某翔、见证人石某雄及公证员均未出镜，录像文件中无论是成像方面还是元数据中都没有录制时间的时间戳，无法证明公证程序合法。
维权历程：投诉与复议多遇波折
发现公证问题后，石先生开始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据《杨某院石先生的诉求（最新）》记载，2021 年 8 月，他与家人前往涉事公证处，要求查看公证全程录音、录像及签到记录，时任公证处相关负责人告知“无录音录像”，并表示因房屋仍在老人名下且老人已去世，涉案赠与合同 “自动作废”，还以生活实例类比，让他们“放心回家”。
2022 年 3 月，石先生及家人向上海市司某局行政部门投诉，该部门责令区司某局行政部门调查。同年7月，区司某局行政部门出具《公证执业投诉处理答复书》，认为未发现涉事公证处及公证员存在违规行为，石先生及家人对此不服，向上海市司某局行政部门申请行政复议。2022年10月，上海市司某局行政部门作出复议决定，指出区司某局行政部门在处理投诉时，未明确举报主体是否因授权委托书变更，调查仅 1 名工作人员签字（违反《公证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调查需两人以上”规定），还适用已失效文件中止案件，存在事实认定不清、程序违法等问题，最终撤销该答复书，责令重新处理，但，重新处理结果比原来“疑点”还要严重。
诉讼交锋：核心诉求聚焦合同无效与遗产平分
在行政投诉的同时，石先生也陷入多起诉讼，其诉求始终围绕 “确认赠与行为无效、按法定继承分割房产”，且关键依据之一是石某翔曾在家族群多次表态平分遗产。
2023 年，石某翔以赠与合同纠纷为由，将石先生及其他继承人诉至上海市浦某院，要求确认合同有效并办理房屋过户。庭审中，石先生依据《民事上诉状（夏女士浦某院上诉状）》提出抗辩：一是主张赠与行为无效，根据相关细则规定，不动产赠与公证后应及时办理过户登记，否则赠与行为无效，涉案房产自公证后至诉讼时已 8 年，未办理过户且未实际交付(原因在于父母过世前，其未接受赠与，等到父母过世了，赠与未完成)，证明非父母真实意愿；二是提交家族微信群聊记录，明确石某翔在 2021 年家人沟通遗产分割时，多次表示 “卖掉房屋后兄弟们平均分配”，从未提及存在赠与合同，如今却主张赠与房产，前后表述矛盾，进一步佐证赠与非父母真实意思；三是指出石某翔为外籍，根据《关于加强住房赠与管理的通知》[沪建房管联（2021）476号]自2021年7月24日起，通过赠与方式转让住房的，在住房限购政策执行中，该住房自转移登记之日起5年内仍记入赠与人拥有住房套数，受赠人也应符合国家和本市住房限购政策。通知明确：受赠人限购身份核验时点为综合窗口收件之日，而不是受赠合同签订时间。石某翔（1988年出国并且1989年已加入外国国籍）一直定居在国外生活。上海无开公司、无居住证，未在上海缴纳社保或个人所得税，不符合上海住房限购政策，无法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
此外（行政诉讼），石先生在诉讼中以书面形式申请对父亲签名真实性、公证录像原始载体完整性、询问笔录纸张与墨迹统一性等进行司法鉴定，但一、二审某院均未予支持且未在判决书中说明理由，认为此举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一、二审判决后，石先生不服，向上海市某院申请再审，目前该案仍在审理中。
执行困境：诉求终止强制执行，称客观无法履行
2024年，因二审判决生效，石某翔（外籍）向浦某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继承人(石先生)协助办理房屋过户。对此，石先生依据《浦某院执行法官石“与”杨，石先生告知书》提交情况说明，诉求终止本案执行：一是认为一审判决存在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等问题，已向上海市某院申请再审；二是赠与合同效力相关的行政诉讼仍在审理中，合同效力尚未最终确认；三是石某翔为外籍人士，不符合上海住房限购政策，即便某院判决要求过户，不动产登记部门也无法办理转移登记手续，“法律不强人所难”，恳请执行法院考虑客观实际，终止本案执行。现经查不动产登记中心在2025年9月8日某不动产登记中心已办理变更登记至石某翔（外籍）名下，2023年12月继承人（石先生）向发文政府部门信访答复函，再次明确,受赠人限购身份核验时点为综合窗口收件之日，而不是受赠合同签订时间。并且发文政府部门信访函在2024年8月石先生代理人已书面形式告知某不动产登记中心,现怎么变更“成迷”，石某翔（外籍）又可以逃避国家的税收。
截至发稿，石先生的各项维权行动仍在推进中。他表示，自己的诉求始终清晰明确：查清涉案赠与公证的事实真相，依法确认赠与行为无效，按照法定继承程序及兄弟们曾达成的 “平分” 共识，分割父母留下的房产，维护自身作为法定继承人的合法权益。“无论维权过程多么漫长，我都会坚持通过法律途径寻求公平公正的结果。真相可能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