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得从2023年那个秋夜说起。39岁的崔丽丽作为营销总监,在商务宴请后遭遇老板王某性侵。她不是初入职场的新人,而是有家有口、在行业摸爬滚打十几年的老手。事发瞬间,她脑子里闪过无数现实考量:报警后同事怎么看?饭碗还能保住吗?行业里还能立得住脚吗?这些念头像团乱麻,缠得她喘不过气,甚至出现了典型的创伤后应激反应——记忆碎片不断闪回,分不清虚实,每次回忆都像在伤口撒盐。
这场维权马拉松走得艰难。从2024年4月王某被判四年有期徒刑,到12月工伤认定通过,再到2025年1月公司提起行政诉讼,7月法院一审维持工伤认定,每一步都像在荆棘丛中跋涉。如今劳动争议案重启,崔丽丽依然站在风口浪尖,她视频里那些夹枪带棒的怼人话,不是失态,而是被逼到墙角的反击。
站在法律与人性的交叉口,崔丽丽的案例像面镜子,照见了职场性侵受害者的困境:报案时机、证据留存、社会舆论,每道坎都像座山。但她用行动证明:勇敢不是不害怕,而是害怕时依然选择站出来。正如她说的:“我开价2000万,不是贪心,是让你们看看,有些东西比钱更珍贵。”
愿每个崔丽丽都能等来公正的回响,也愿每个旁观者少些苛责,多些理解——毕竟,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但温暖时,每一束光都能照亮黑暗。这,才是对抗“穷生”论调最有力的武器。你说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