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末年的朝堂乱象中，蔡京、童贯等“六贼”祸国殃民，成为后世唾骂的千古奸臣，而与他们同处徽宗一朝、身居高位的高俅，却并未被史官列入“六贼”名单。加之《水浒传》对其过度黑化，让不少人误以为历史上的高俅只是普通宠臣，并非大奸大恶。

可事实上，即便没有跻身六贼，高俅也绝非合格的朝廷官员，他是北宋末年吏治败坏、宠臣乱政的典型代表，其为官劣迹，早已注定他是误国庸臣、绝非好官。

高俅的发迹，完全是封建王朝任人唯亲的荒诞写照。他本是文人苏轼身边的小吏，并无科举功名，也无治国军功，只因擅长蹴鞠，偶然得到端王赵佶的赏识。

赵佶登基为宋徽宗后，无视朝廷选官规制，一路破格提拔，将高俅推至太尉、殿前都指挥使的高位，让其执掌北宋最核心的京城禁军。

这种仅凭个人喜好就授予军政大权的做法，本就是朝政昏聩的开端，而高俅身居高位后，从未尽到臣子本分，彻底暴露了庸碌自私、营私舞弊的为官本性。

评判官员好坏，核心在于是否履职尽责、心系家国。

高俅在执掌禁军期间，犯下了动摇北宋国本的致命过失。

北宋禁军是朝廷赖以维稳、抵御外敌的核心力量。而高俅掌管禁军十余年，全然不顾国防安危，只知利用职权谋取私利。

他公然侵占禁军军营，修建私人宅第，将大批禁军士兵当作私役，为自己干苦力、修宅院，全然不管士兵的军事训练。

更荒唐的是，他纵容禁军士兵花钱免除操练，让军队变成了只顾谋生、毫无战力的乌合之众，原本精锐的京城禁军，在他的管理下军纪废弛、军备松弛，彻底丧失了作战能力。

当金兵南下、兵临开封城下时，这支被高俅败坏殆尽的禁军，根本无力抵抗，一触即溃，直接导致北宋朝廷陷入绝境，加速了靖康之难的爆发。

可以说，高俅对北宋军政的败坏，是实打实的误国之罪，这份罪责，丝毫不亚于六贼的贪腐乱政。

有人以高俅未入“六贼”为由，认为他算不上奸恶，这其实是对历史的片面解读。

北宋“六贼”是当时朝野公认的、作恶多端的核心奸佞。

他们结党营私、搜刮民脂、大兴土木、蛊惑君主，作恶范围更广、影响更恶劣，是朝政混乱的主谋。而高俅更多是凭借宠信专注于弄权营私、败坏军政，虽未深度参与党争倾轧，也未主导横征暴敛，但这并非他品行端正，而是他格局有限、只图自身安逸。

他对旧主苏轼家族有所照料，不过是小恩小惠，与其误国的大过相比，根本不值一提。

身为朝廷重臣，手握军政大权，却尸位素餐、公器私用，让国家防务崩塌，百姓陷入战乱之苦，这样的官员，即便没有位列奸贼，也早已背离了为官的基本底线。

历史从不会冤枉一个好官，也不会放过一个庸臣。

高俅没有被列入北宋六贼，只能说明他的作恶形式与程度有别于蔡京等人，却不能洗白他为官失职、祸乱军政的事实。他是君主宠信催生的庸臣，是北宋末年吏治腐败的缩影，用一生的为官行径证明，身居高位却不尽其责，利用权力谋私误国，即便没有奸贼之名，也绝对算不上好官。

回望这段历史，高俅的故事也在警示后人：为官者，德不配位、才不堪任，仅凭恩宠身居要职，终将成为家国之患，即便逃过一时的名分定论，也终将被历史钉在耻辱柱上，留下千古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