厌恶爆竹的鲁迅，曾23年不过年，为何在1934年春节连放3天爆竹......

1934年春节，鲁迅先生写了一篇名为《过年》的文章：

我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

相比于旧历，鲁迅更加看重公历，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就是鲁迅每年元旦节前都会统计一下本年度所购买的书籍，并且抄写一份详细的书单，计算平均每个月购买书籍的花费。

鲁迅曾经公开表达过对春节并无特别的好感：“过年本来没有什么深意义，随便哪天都好，明年的元旦，决不会和今年的除夕就不同，不过给人事借此时算有一个段落，结束一点事情，倒也便利的。”

鲁迅先生为何抵触春节？又是什么原因，让向来对春节态度冷漠的鲁迅连放3天的爆竹烟花？

一、鲁迅对春节的冷淡

鲁迅先生自从搬到北平之后，有14年春节都没有回过绍兴老家，也没有度过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春节。

那个年代，人们过春节比我们现在更加繁琐。除夕守岁，一定要熬到12点，给长辈们拜年都要磕头，大年初一挨家挨户拜年，梁秋实称这种过年方式“窝囊”，就像是“磕头虫儿”。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之后，新时代的知识分子马上意识到：这场变革并没有带来国民思想方式的真正改变。

他们开始了对“旧物”、“旧习俗”、“旧思想”的深刻批判，“春节”和“旧历”被新青年看作和包办婚姻、缠小脚、吸鸦片、磕头、打拱、请安、垂辫一样，都应该被抨击和废除。

鲁迅是新青年中的“斗士”，对于“从来如此”的旧习惯和旧习俗都抱有审视和批判的态度。只不过对于传统节日，鲁迅并没有激进地要求一定要废止，而是长久以来保持着冷眼旁观的态度。

1912年住进绍兴会馆后，鲁迅的春节基本上就是和三两好友一同外出“往小市” 、“游厂甸”、“赴留黎厂”，看起来是在闲逛，实际上也在搜寻学术研究资料。

袁世凯称帝前后，鲁迅一直被人盯梢着，当时被袁世凯盯上的文官想要逃避耳目，要不成日去青楼潇洒，要不沉浸在古玩字画里。

鲁迅当时痴迷临摹碑帖，实际上也是避人注意，麻痹自己。

1917年1月22日的春节，鲁迅在日记之中写下：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

对家乡的春节，鲁迅有一种矛盾的情感，特别是包办婚姻之后，他对家事更是烦不胜烦。

一方面，鲁迅一直都在表达想要逃离故乡的愿望，特别是绍兴的祖屋卖了之后，鲁迅对故乡了无牵挂，甚至不想再回去居住。

郁达夫回忆鲁迅之时说：“鲁迅不但对于杭州没有好感，就是对他出生地的绍兴，也似乎没有什么依依不舍的怀恋。”

而另一方面，鲁迅作品中不少和故乡有关的文稿，都是在过年期间完成的。

比如1921年的除夕夜，鲁迅完成了小说《故乡》，大年初一这天也没有休息，急匆匆将稿件寄给《新青年》。

也许连鲁迅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个节日还是潜移默化影响着他，让他无法控制自己流露出对家乡的特殊情感。

没有母亲的张罗，鲁迅也就不会主动去“过年”，所有过年的习俗就都省略了。春节对他而言就是一个比较长的休息日，他可以潜心思考和撰稿。

鲁迅整日以抄碑麻痹自己的状态，结束于1918年的春节。

1918年除夕夜，刘半农来绍兴会馆找鲁迅和周作人。当时鲁迅38岁，周作人34岁，刘半农28岁，三人彻夜长谈，聊起新文化、新文学，好不痛快。

这是刘半农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鲁迅的日记之中，此后两人的交往越来越频繁。1934年刘半农去世时，鲁迅还写下一篇纪念文章，称他为“我的老朋友”。相比于陈独秀和胡适，鲁迅对刘半农的感觉更加亲近。

当时的鲁迅和弟弟周作人感情还非常亲厚，作为家中的长子，鲁迅一直保留着大家庭的梦想，也一直努力着让一大家子过上安定的日子，只可惜最终兄弟二人分道扬镳，成为鲁迅一生之中极大的憾事。

二、鲁迅关于春节的伤心回忆

1919年除夕，鲁迅日记之中意外记录了祭祖之事。这倒不是鲁迅自己的意思，这年鲁迅专程回了趟绍兴老家，将母亲和周建人一家全部接到了北京。

三兄弟和母亲分别多年，好不容易团聚了，就过了一次比较正式的春节。只不过这年春节鲁迅身体不适，半夜起来吃了三粒规那丸。

在鲁迅的日记本之中，罕见对春节的美好回忆。他在北京最伤心的春节，就是在和周作人彻底闹翻之后。

1923年7月，因为家庭矛盾，周作人交给鲁迅一封绝交信，明确要求鲁迅以后都不要到后边的院子里面来。鲁迅曾经提出和周作人沟通，被周作人拒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