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此光武帝刘秀微时语也（《后汉书·皇后纪》）。其言若戏，其志已彰。后世诵之者，多以为夫妇之至情；然考其始终，则知此语之下，实藏一朝安危之机，非徒儿女私昵而已。
新野阴氏，自称出于齐相管仲之后，世为南阳大姓，田连阡陌，族众人繁。光武未遇时，适新野，见阴丽华而悦之，遂有是叹。当是时，莽政已乱，天下汹汹。刘秀与阴兄縯起兵，縯以才略见忌于更始，无罪被诛。刘秀含垢忍辱，不敢发丧，方惴惴焉以保身为计。以常情论之，此流亡之客耳，非佳婿也。而阴兄识独奇其为人，力主以妹归之。阴氏内议或以为不可，识持之益坚，遂嫁。
既嫁未几，刘秀北徇河北，阴氏归宁于家。河北者，光武兴亡之地也。真定王刘扬拥众数万，以外甥女郭圣通妻之，粮秣兵甲，实赖其助。刘秀于是有真定之婚。一为新野之结发，一为河北之盟好，两存于心，而势不能兼。山河未定之日，私情固当后于大计。
建武元年，刘秀即位于鄗，定都洛阳。天下初定，乃遣使迎阴氏于新野。车驾入宫，相别已数年矣。帝久欲崇以尊位，阴氏固辞，以郭氏有子，终不肯当，曰：“妾不堪中宫。”夫中宫之位，人主所不敢轻予，妇人得之，则为不世之荣。当其时，帝方欲以结发之妻正位六宫，阴氏乃拱手让之，此岂寻常谦德哉？
盖天下初定，豪族错峙。郭氏之族，真定之望也；河北诸将，多与之连。若以后位归阴氏，则郭氏有其功而失其名，退处侧位，怨望必生。新造之邦，最难者不在外患，而在内衅。阴氏生长名门，习见权势之消长，故能于将得之际，审其不可，退而避之。让者，非怯也，所以息争；宽者，非弱也，所以固本。
建武二年，郭氏立为皇后，子疆为太子。阴氏居贵人之位，而帝宠不衰。诏称其“雅性宽仁，有母仪之德”，非虚美也。帝征伐四方，后常从行，显宗即生于元氏军中。此可见其非徒居深宫、以容饰事人者。然郭后性颇妒，屡以严责加于宫人，宫中怨言渐起，帝亦稍稍厌之。
建武九年，阴氏家被盗，弟遇害。帝闻而痛悔，谓使早官其弟、假之兵卫，盗何敢尔。夫帝王之悔，非徒骨肉之私，盖亦自觉其负于阴氏者，不独在情，亦在义。其后郭氏母家浸盛，后宫之礼多逾，帝遂有废立之意。
建武十七年，废郭后，立阴氏为皇后。越二年，立阴氏子阳为太子，改名庄。自是真定之党退，新野之族进，东汉中枢为之一变。
按前代故事，废后必及其族，或徙或诛，史不绝书。郭氏于建国之功甚著，其女既废，正可因事株连，以绝后患。而郭后止封中山王太后，徙居北宫；子疆改封东海王，禄养如故，又屡请退就藩国，不敢以旧恩自居；郭氏门族，亦不闻有诛夷之祸。此何以致之？曰：阴后之力也。
阴后既正位，不念旧怨，不乘势以倾人，屡为帝言郭氏母子之无辜，请从宽假。史臣谓光武之世，后妃恩礼不替，郭后虽废而宠遇如故，以为仁人之用心。呜呼！此一语，可以概阴氏矣。使当日者，新后快一朝之愤，旧后受覆巢之祸，则东汉之初已伏外戚相倾之端，何待中叶而后见哉？
又其族人之谦退，亦有可观。阴识在朝，入则正言，出未尝及国事；阴氏受封，屡辞不受。故东京前期无外戚擅权之患，与西汉王氏、东汉中叶窦梁诸族，判然不同。皇后之贤，不独在身，亦在其家；不独在一时，亦在其后。太子庄即位，是为明帝，性宽厚，善遇宗室旧臣，于郭氏之后亦不加罪。自幼所见者，母后之让与宽也，非倾轧与报复也。教之感人，如是其深。
中元二年，光武崩，明帝即位，阴后为皇太后。其在位也，谦约自守，不预政事，不以外家干朝权。及崩，谥曰“光烈”。光者，其德之昭；烈者，其功之著。夫深宫之妇，何以得“烈”？盖让后位于前，劝宽宥于后，抑外戚于内，三者皆关一代之治乱，非寻常妇德所能及。
“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阴氏有焉。“岂弟君子，求福不回。”阴氏之族有焉。
世之诵“娶妻当得阴丽华”者，多以为美谈，谓其贤淑而已。不知刘秀所遇者，非独一贤妻，乃一能审大势、知进退、肯以己之所欲易天下之安者。其退也，非失也；其让也，非得也。以一妇人之退让，而息一朝废立之血祸，定一代外戚之纲纪，此其功，岂在金戈铁马之下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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