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在全面学习苏联方针的影响下，全国各级党校、高校均开设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课程，其中就包含系统讲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联共党史》”）。既往对《联共党史》的研究，主要着眼文本传播及其对中共政策取向、历史书写的影响①；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理论课程的研究，则较多关注更为本土化的中国革命史课程及苏联专家在课程设置中发挥的作用②；也有学者从政策层面简要梳理马列主义基础课程的设置与调整③。

马列主义基础作为直接从苏联移植而来的政治理论课程，其发展与调整受中苏两国国情以及两国关系变化等因素影响，既关涉对《联共党史》的学习，又能以此管窥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理论课程的建设。本文力图展现马列主义基础课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开设、调整的具体过程，重点关注苏共二十大对课程的冲击以及中国思想理论界的应对，进而探析课程调整背后的深层原因。

马列主义基础课程的开设

1938年11月，《联共党史》出版一个月后，联共中央就明确提出，高等学校要以马列主义基础科目代替列宁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几门独立科目，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也将取代原有的列宁主义教研室、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以及联共（布）党史教研室。新开设的马列主义基础课程强调“苏共党史本身就是行动中的马列主义”，要以苏共党史中的具体事件阐释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此前的联共（布）党史和列宁主义两门科目，则未能体现马克思学说与列宁学说之间“不可分离的统一性、完整性和继承性”②。

在苏联高校政治教育体系中，马列主义基础课程占有重要地位，是学习政治经济学等课程的先修科目，相较其他政治课程开设范围更广、基础性更强。负责该课程的马列主义教研室属校长直接领导的公共教研室，教研室主任由校长委任，高等教育部批准。除教学科研工作外，教研室还与学校党团组织一同负责政治工作，组织各类纪念会、报告会及参观活动。③除高校外，马列主义基础也是苏联各级教师培训的重要课程，甚至小学教师暑期训练班也将该课程设为唯一的政治理论课④。这些特点影响了新中国马列主义基础课程的设置。

早在1949年上半年，燕京大学就主动添设了联共党史课程5。同年10月，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要求华北高校历史系的世界通史课程中必须增加苏联史，《联共党史》成为历史系和政治学系名著选读的重要书目。12月，教育部明确要在即将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设立马列主义基础课程？。随着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开课，马列主义基础课程进人中国高等教育体系。1950 年春，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成立；9月，苏联专家抵校后，教研室的建设与教学依照苏联模式逐渐趋于规范③。教研室主要承担马列主义基础课程的教学任务，旨在培养服务于马列主义教学的研究生，进行科研工作以及提高教员的政治思想水平；其内部最初分为本科教学组、专修科教学组、研究生教学组、逻辑学教学组与哲学教学组，1952年后哲学、逻辑学教学组独立成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成立之初，马列主义基础课程由苏联专家主讲，讲稿和纲要直接从苏联翻译而来，中国教员则“边教边学”，吸收消化苏联专家授课要点后进行试讲，小组集体讨论后再向学生讲授①。课前的集体讨论环节，正是苏联教研室运作的特点。

1950年7月，教育部要求高等学校开设“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政治课程”。这一时期的政治课程，主要有社会主义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和政治经济学三门。以苏联经验为样板的中国人民大学，此阶段的任务之一是培养高等学校政治理论教员，在政治理论教学方面影响其他高校。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开课不久，按教育部要求，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分别派郑昕与张岱年到人民大学学习马列主义基础课程①。1951年3月，北京大学政治系进行课程改革时，即增设马列主义基础作为基础课程，以此加强对以《联共党史》为中心的革命理论著作学习②。1952年院系调整完成后，北京大学成立直属校方的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并分配苏联专家授课。北京大学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初期授课对象为全国各高校选派来的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及本校选拔的学员，减轻了中国人民大学培养教员的压力。③

1952年1月，中共中央马列学院教育长杨献珍在给毛泽东、刘少奇的报告中提到，马列学院1948年11月招收的第一批学员，在校两年间所学课程包括历史和地理、马列主义基础、中共党史以及作文课等，其中马列主义基础课由中宣部苏联顾问和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专家帮助讲授④。10月，教育部要求除一年专修科外的各类高等学校及专修科自1953年度起设立马列主义基础课程，有条件的高校要将马列主义基础放在第二学年讲授。为了应对院系调整后对政治理论教师的需求，中国人民大学于1952年8月底成立马列主义研究班，设置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基础和中共党史四个专业培养政治理论教员。

从1953年开始，马列主义基础课程在高校广泛开设。清华大学在当年暑假后开设该课程，上海的复旦大学、交通大学等学校也相继开课。上海高校的马列主义基础课程与中国人民大学密切相关，如交通大学讲授该课程的三位教师均从人民大学毕业，“教学小组严格执行了人大备课的程序和纪律，并根据人大专家讲授的笔记，写了自己的讲稿，采用人大提纲，布置了讲课和课堂讨论\"③。不过，尽管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两校培养了不少胜任马列主义基础课程的教师，但总体上师资力量仍供不应求。以华东政法学院为例，全校负责马列主义基础课程的教师寥寥无几，并且“都未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部分青年助教则系五三年度毕业生中选拔留校的，实际工作经验特别缺乏”9。

除了高校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必修课，马列主义基础也成为新中国各级教师培训的重要课程。例如，武汉大学提出，教师要在四年内分别学习马列主义基础等四门课程，“每一学年度学习一门”。河南师范专科学校在培养初中师资时，主要开设马列主义基础和中国革命问题两门政治课，高校教师的政治理论培训也要学习马列主义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在建校时便附设马列主义夜大学，负责“干部的业余理论学习”，1952年1月又成立函授部承担干部培训①。1953年，为了使夜大的教学正规化，人民大学校党委决定“每年开出‘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四门课程，每人每年任选一门，四年毕业”，其中“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是为适应夜大教学特征而简化的马列主义基础课程②。函授教育与夜大学制度的发展，进一步扩大了马列主义基础课程的授课对象。1954 年前后，上海、天津、武汉等地相继开办马列主义夜大学或马列主义业余大学，所学课程中基本都有马列主义基础③。

1953年4月，为适应大规模计划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共中央规定全党干部学习理论高级组和中级组从当年7月至次年12月学习《联共党史》第9章至12章④。10月，中共中央补充指示，文化程度初中以上的党员干部也要参与学习，但参加马列主义夜校和中国人民大学函授的干部经批准后不必参加。从1953年开始，各级干部开始大范围学习《联共党史》，而中央级干部除学习第9章至12 章外，还要上马列主义基础课，了解第1章至第8章的内容。③干部理论学习也影响了高等教育的课程安排。1954年7月，高等教育部指示工学、农学、医学二年制的专修科，将“马列主义基础”改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以《联共党史》第9章到第12章为中心内容，授课教员不变，内容更具针对性。中共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重视推动了《联共党史》的学习，进而扩展了马列主义基础课程的受众范围，尽管内容、学制等方面有所不同，这一时期干部理论教育和高校政治教育基本上都设置了该课程。相较于政治经济学和辩证唯物主义等课程，马列主义基础对专业知识要求较低，干部及学生更易学懂。以干部政治教育为例，中共中央马列学院认为，“不论培养什么干部，均需以中外近代史、马列主义基础、中共党史为必修课程”？。

高校马列主义基础课程的授课纲要与《联共党史》基本对应。授课纲要共15章，前12章与《联共党史》的12章一一对应，其余3章按照《联共党史》体例补充1938年之后的苏共党史③。《联共党史》深受斯大林影响，马列主义基础课程概莫能外。以1951年中国人民大学翻译的苏联本科教学计划为例，所列参考材料共有118种，其中署名斯大林或与斯大林相关的有65 种，包括《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论列宁主义基础》等，《斯大林传略》更是该课程除《联共党史》以外最重要的参考书目。参考材料中苏联其他领导人的作品数量远不及斯大林，其中列宁著作分布在前9个章节，而论述列宁逝世后历史的第10、11、12章，所有参考书目均为斯大林作品。9

马列主义基础课在教学方法上也深受苏联影响。“习明纳尔”（seminar一词的音译）即专题讨论是课程的重要部分，教师在讨论课上根据所学章节提出论题，如“为在俄国建立社会民主工人政党而斗争”一节，讨论“民粹主义及其对工人运动的危害”，大约3至5个同学作答后，教师作总结回答，评议学生发言并纠正缺点①。每次讨论大约两小时，课程内容不同，时间也会相应调整，一些章节还要开多次讨论课。通过课堂讨论，教师可以检验学生的学习情况，了解其思想动态，期末根据其在讨论时的表现评分。本科生的课堂讨论一般为课堂问答，研究生则为报告论文，对《联共党史》中的相关问题进行阐发，由教师和其他同学探讨点评。②

二、马列主义基础课程本土化的尝试

马列主义基础课程开设初期，教材与纲要均自苏联翻译而来。苏联的马列主义基础课程中有许多内容与社会生活有所联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就曾要求高校教师授课时“应当用实际生活中的具体事实和例子来说明”，并要对苏联“社会内部所发生的各个社会现象和过程给以相当的分析”③。而中苏国情的差异，使得中国的马列主义基础课程不可能同苏联完全一致。随着课程在各地高校的广泛开设，如何将其内容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逐渐成为实践中不可忽视的问题。例如，上海纺织工业学校在关于马列主义基础课程的学习反馈中就提到，尽管学生认为课程“对进一步了解《联共党史》内容有不少帮助”，但希望能“适当增加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联系以及与工作思想联系的启发性资料”④。针对这一问题，苏联专家与中国教师都作了探索和调整。中国人民大学开始设置马列主义基础课程时，副校长成仿吾特别强调这门课必须联系中国实际，要“进行具体的分析，而不可只做简单的类比”。为了使课程内容更贴近中国现实，苏联专家对马列主义基础进行有限调整，一些专家开始有意识地通过报刊了解中国国情，在向中国教师传授教学方法时，也会学习中国革命的具体史实以充实课堂内容？。

中苏两国教师围绕理论联系实际问题的探讨，折射出马列主义基础课程本土化过程中的许多问题。1953年斯大林逝世为这一本土化尝试提供了契机。1954年，苏联国内开始反思政治理论课中的教条主义，认为许多教员只是“书呆子式地和教条主义地掌握一定数量的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和原理”，将知识僵化地教授给学生。1955年8月，苏联召开全国政治理论课教研室主任会议，再次指出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讲课和讨论的思想理论水平很低，教员用书呆子的态度来讲解马列主义理论③。苏联专家认为马列主义基础课程存在以下缺点：对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阐明不够；未能深入分析党的各类决议；理论与实际缺乏联系以及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强调不够。中国教师在反思中则认为课程主要问题在于苏联经验与中国实际的对照比较简单机械，中苏之间的联系常常浮于表面，没有深入马列主义的原理层面。

为了解决马列主义基础课程的理论联系实际问题，1955年12月，高等教育部委托武汉大学举办武汉市马列主义基础教学经验交流会，中南区32所高校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的中苏两国教师都参会发言。从会议内容来看，双方对“教条主义”的理解存在分歧。苏联专家所说的“教条主义”只牵涉教学技巧与学习方法，是指教师将理论知识生硬地讲授给学生，学生在不理解内涵的情况下死记硬背；中国教师所说的“教条主义”则指对苏联教学经验的生搬硬套，以及在课堂上对苏联历史经验和中国实际情况的僵化对比，背后指向马列主义基础课程的本土化问题。苏联专家承认讲授《联共党史》必须结合中国实际，但认为不联系中国实际不能称为教条主义，关键在于讲授方式①。中国教师更关注课程内容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认为“必须引导同学研究中国革命中的实际问题，研究国际革命斗争经验”②。

中苏两国教师对“教条主义”认识不同，理解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向便有差异。苏联专家认为，理论联系实际是为了让课堂讲授更加生动，学生更容易理解和接受理论知识。中国教师则认为，理论联系实际是指在教学中将苏联经验与中国实际问题有机结合，帮助学生加深对现实问题的认识；他们在会议上的讨论重心也在于此。《联共党史》中既有经验也有教训，这使中国教师们感到难以把握。有教师认为，在苏联经验与中国实际联系的过程中，要看问题是否为主要问题且是否有现实意义，所联系的问题还要根据听课学生的专业进行针对性调整③。曾在中央党校讲授马列主义基础的范若愚也回忆说：“从我国进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越来越感觉到学习《联共党史》联系我国实际很困难。”④

中国教师主要是从课堂内容、参考书目、纲要三个方面，对马列主义基础课程作了调整。以影响较大的《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基础讲稿》为例，在讲授完《联共党史》中的事件及名词后，每节末尾都会落脚到中苏革命的历史对比或中国实际问题的阐发。例如，讲授苏俄建立后的帝国主义武装干涉时，所总结的原理是只要资本主义的包围存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就存在，由此便可联系到中国抗美援朝的战略选择；总结苏联工业化时，着重于列宁斯大林的工业化原理和苏共实现工业化的经验对于中国工业化的指导意义。在参考书目方面，除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外，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理论著作也是课程的必读书目。

中国人民大学在总结本校学习苏联经验时提到，马列主义基础课程曾在教学大纲前加过三讲，主要讲西方工人运动史和马克思生平事业及学说，“后因效果不甚好而取消了”；还提出对苏联教学大纲不应过多考虑适用性问题，而是要思考如何运用好③。取消对教学大纲的调整、提出不过多考虑其适用性，应该都有对苏联专家态度的顾虑。调整苏联教学大纲体现了中国教师对马列主义基础本土化的努力，更为后期课程转向作了尝试。也有教师指出，由于马列主义基础课程内容非常丰富，“在苏联大学里这门课要教两年，而我们现在只教一年”，因此应该精简教学内容，简化讲授苏共革命斗争的前七章，将重点放在主要讲苏联“为建成社会主义建设共产主义”的后八章？。在中国人民大学之外，由于部分高校苏联专家人数不多，调整课程纲要的顾虑较小，马列主义基础课程的授课实践更加灵活。1953 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上海一些高校的马列主义基础课程即以讲授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为主①。

马列主义基础课程的本土化，还需解决课程与《联共党史》的关系问题。有苏联专家提出，在苏联，无论是文件还是日常用语，都称课程为“马列主义基础”，而在中国，尽管正式文件上写“马列主义基础”，可师生还是习惯称课程为“党史课”或“联共党史课”，这是原则问题②，关涉苏共党史能不能代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理论。以《联共党史》为主线，解释书中出现的概念，进一步阐释涉及的历史事件，阐发书中体现的马列主义原理，是马列主义基础课程的主要作用。《联共党史》代表苏共党史，苏共党史是“行动中的马列主义”，只有承认这一点，马列主义基础课程名实之间的逻辑联系才能成立。然而，将苏共党史看作学习马列主义的基础知识，对苏联人来说容易接受，中国师生却难以适应。至1956 年苏共二十大后，中国对马列主义基础课程进行调整时，对于能否将苏共党史称为马列主义基础，就有教师认为课程名称一直不够确切，“帽子是大了点”③。

1954年前后，党校、团校均对马列主义基础课程作了调整。1954年11月，中共中央对中、高级党校课程进行调整，规定课程变为中共党史、苏共党史、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论、党的建设五门，学习重点是中共党史、苏共党史之外的三门课程。1955 年初，中央团校党委决定“把原来的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主要从事联共党史教学）撤销，在它的基础上调整重组为青年团工作教研室，来承担青年团工作教学与研究的任务\"。7月，中央马克思列宁学院改为中央直属高级党校，主体为研究班和普通班，并附设师资训练部、新闻班和中级班，除面向高级干部的研究班外，其余班级都要学习苏共党史课程。在师资训练部，分设中共党史、马列主义基础、哲学、政治经济学和世界通史五个专业，马列主义基础专业由党校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负责，主讲苏共党史课程。①中央高级党校的课程调整，使干部对《联共党史》的学习更加集中，而将马列主义基础转变为专业，实际上使苏共党史成为马列主义基础的组成部分，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两者的关系问题，也为此后的课程调整埋下伏笔。

在中国政治理论界尝试课程本土化的同时，苏联方面也在对课程进行调整。1953年，苏共中央在斯大林逝世后出版了《苏联共产党五十年》，该书仍称斯大林为“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却也指出要铲除“宣传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违背的个人崇拜的唯心主义理论”？。8月，苏联审定出版1953年版马列主义基础纲要，此版纲要增加了第15章，补充“苏共十九大”“斯大林逝世”“贝利亚案”等事件，《苏联共产党五十年》成为重要的参考书目③。由于旧纲要被批评为对苏共党的会议文件重视不足，此版纲要将苏共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以及中央全会等历次会议的重要决议都列为必读参考书9。

1954年9月，苏联高教部公布新的1954年版纲要，“进一步贯彻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在讲述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的第8章中，把“斯大林领导下的彼得格勒保卫战”改为“党组织彼得格勒保卫战”，并删去“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英勇的察里津保卫战”和“斯大林在西南战线上的军事工作”等字句。课程的整体框架仍以《联共党史》章节为依据，但部分原著内容不再单独作为一节讲授①。三版纲要的参考书目也有所变化，列宁著作占比变化不大，且数量一直在增加，斯大林著作占比则大幅下降，苏共中央各个时期决议的数量不断增加；在1954年版纲要中，原本与《联共党史》一起贯穿课程始终的《斯大林传略》被删去②。

三、苏共二十大后马列主义基础课程的调整

1956年2月，复旦大学举办上海高等学校马列主义基础课程教学经验交流会，关注的中心问题依然是“如何贯彻执行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③。与此同时，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在《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中全盘否定斯大林，批评《联共党史》过于强调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后的活动，认为“特别有必要在最近的时期编写出具有马克思主义客观性的党史教科书、苏联社会史教科书以及有关内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种事件的书”④。这一批评直接影响了苏联马列主义基础的教学，课程的关键问题不再是如何本土化，而是如何根据新的形势作出调整。

苏共二十大的冲击很快波及中国。教师与学生都对马列主义基础课程的内容产生怀疑，在教学过程中“有的教员教的信心不高，怕教错了”，“有些学员学的兴趣不大，怕学错了”。许多学生认为已经没有必要再以《联共党史》为教科书，“现在学这门课程困难太多了，有些情况和人物、事件的评价还搞不清楚，旧本子又不可靠了等等，还是暂时不学为好。”③对于上述问题，苏联专家与中国教师均感觉难以把握。苏共二十大后，中国高校政治理论教研室面临大量亟待解决的问题，包括《联共党史》是否还能作为马列主义基础课程的教科书；新的苏共党史教科书和马列主义基础教学参考何时完成；下一学年马列主义基础的教学如何组织；能否将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加入马列主义基础；等等。

1956年4月，中共中央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指出：“斯大林的著作仍然和过去一样是必须认真研究的，凡是他的著作中有益的东西…我们都需要当做一项重要的历史遗产接受过来。”①虽持辩证态度，但实际上专门学习《联共党史》的必要性已大为减弱。中宣部曾宣布将马列主义基础课程暂时改为18个专题讲座。1956年6月，中宣部再次提出在高级党校中将课程暂改为“马列主义原著选读”，选若干本有关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阶级战略策略的原著进行讲解或自修，中级党校则参考《苏联共产党五十年》讲解《联共党史》，尚未学习的地区暂不开展学习，课程时间酌量分配给其他政治理论课。对于课程之后的调整方式，中宣部提出，各级党校的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要立即着手准备，将课程扩大为社会主义运动史。刘少奇批示同意建立社会主义运动史课程，表示在新课程准备期间仍可参照一些新观点继续讲授苏共党史，并且应该讲完。③

1956年6月25日至28日，中宣部在中央高级党校召开苏共党史教学问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苏联专家、各级党校教研室负责人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各师范学院的教师，主要讨论研究苏共党史和创建社会主义运动史课程两个问题。中宣部提出，虽然《联共党史》存在问题，但仍应在党校中继续开展苏共党史教学；在具体讲授中，要着眼苏共主要经验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主要原则，无需深人历史细节研究和个别人物评价。中宣部还提出，“每一个教研室都应该像研究历史科学一样研究苏共党史”，不再将苏共党史视为学习马列主义的基础知识，而是将其作为历史客体进行研究。关于社会主义运动史课程的开设问题，准备先在课程中增加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的相关内容，之后再将第三国际的内容补充进去。①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也重新修订了1956至1957学年的教学计划，普通班的总教学时间中，苏共党史所占比例从 16% 减少到 7%② 。高级党校将课程改为专题讲座后，课程内容不再以《联共党史》为中心，而是更多引用《苏联共产党五十年》的表述，并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基础”“策略基础”“民族问题”“农民问题”等角度切入，以专题形式梳理苏共党史。苏联专家也在讲座中参考了胡乔木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并加人与中国革命联系更为紧密的内容。例如，在讲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基础时，苏联专家会讲到中共革命实践与列宁主义之间的联系，“中国革命的历史再一次有力地证实了列宁的原理：只有以革命理论武装起来的、与人民有着紧密联系的政党才能够实现正确的领导，才能够争得胜利”，并立足于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宏伟纲领”，以此说明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与活动原则在实践中的重要性③。

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学习别国长处时“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指出中国学术界存在教条主义④。7月，刘少奇在与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杨献珍的谈话中说，“搞好团结、学习苏联经验，是肯定不移的，学习社会主义的经验，只有苏联一家。但不能机械搬用，要独立思考”，要求高级党校在教学中注意中国实际问题，并多次强调独立思考，指出“凡能独立思考的，就不会栽跟斗，照抄照搬一定要栽跟斗”。关于高校学习苏联的问题，同年8月，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在对部分高校校长的讲话中特别提到，“学习苏联过程中当然会有教条主义，苏联的具体经验本身可能也有错误，应该准许别人提不同意见，但学习苏联的方针绝不能因此加以否定”；他同样强调独立思考的重要性，认为学习苏联应该“结合中国实际，发挥独立思考”，具体到联共党史的学习，明确指出“联共党史还是要学习的，但对其中每个具体的论点不要奉为金科玉律，应该允许别人提补充的或不同的意见”。

此时，苏联教学纲要不再是不可更改的“金科玉律”。为了使高校1956至1957学年马列主义基础课程顺利开展，1956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牵头拟定新的课程纲要。这份纲要由6所大学的12位中国教师编写，经过全国70多位教师审定？。整体来看，与之前区别较大的内容集中在前三讲：第一讲明确学习课程的意义和根本方法，第二讲主要介绍《共产党宣言》发表的历史条件、基本内容、历史意义，这两部分原本只是课程导言；第三讲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开始梳理国际工人运动在第一国际时期、第二国际初期的历史发展，这是之前没有的内容。参考书目也出现明显的变化，加入了更多中共领导人著作和讲话。①新大纲讲授重点放在布尔什维克夺取并巩固政权的阶段，强调列宁在其中的作用，苏联的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部分没有变化，《联共党史》中争议较大的苏联卫国战争部分则直接略过。

1956至1957学年的课程讲稿也作了相应调整。马列主义基础课程的内容从学习《联共党史》这一“行动中的马列主义”，变为“学习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讲稿中还提到，这门课程的名称是暂时的，将来可能会改为“社会主义运动史”或其他名称。课程第一讲首先讲明对斯大林和《联共党史》的评价问题：对于斯大林的看法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保持一致，认为他“功大过小”；至于《联共党史》，则强调该书对总结苏共历史经验具有意义，缺点在于涵盖内容较少以及过于突出斯大林的作用而忽视列宁。讲稿中联系中国实际的部分明显增加，中共八大的会议精神在课堂中被反复强调。②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认为，课程“在重要问题上，已经没有不联系我国革命实践的了”③。

在反思学习苏联经验的过程中，高校政治理论课过多造成学生负担较重的问题也逐步得到解决。1956年9月，高等教育部在关于高校政治理论课的新规定中压缩了马列主义基础课程的课时④。部分高校教师甚至提出马列主义基础课程应该取消，因为这门课和其他政治课重复较多，可以精简到中国革命史与哲学两门课程中③。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人民大学新编马列主义课程纲要中所有要联系的中国实际，都是中国革命史课程的内容，应该以中国革命史为主体合并两门课程，先梳理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脉络，以中国革命经验为主，国际经验为辅，为中国革命史课程增加新内容。一些高校教师针对减少政治课问题提出三种方法：将四门政治课并为一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给学生减负的同时彻底避免内容重复；将马列主义基础和中国革命史合并为“科学社会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史”；对课程内容调整之后继续讲授马列主义基础？。

马列主义基础课教师更倾向于将课程向“科学社会主义”方向调整。有教师认为，马列主义基础应该学习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国际工人运动经验，不能再把苏共经验作为课程的唯一内容③。有人建议将科学社会主义从党史中分出来，同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一样建立独立的体系，取代马列主义基础课程；此前以党史体系叙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命名“马列主义基础”的做法，“不仅不能符合这门科学本身的性质和对象，反而矛盾百出，造成了混乱”9。矛盾与混乱的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由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部分组成，作为论述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一部分的苏共党史，本应归属于科学社会主义之下，却长期作为马列主义的基础理论被研究讲授。

一些教师持论相似，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主要研究“阶级斗争的战略与策略”“建设共产主义的道路形势”等政治问题，相较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更偏向理论；对于具体的政治课调整，倾向于将中国革命史并入中国通史，中共革命经验总结划到其他三门课程讲授①。也有教师质疑上述意见，一方面认为应该将学科设置与课程设置的问题分开，将科学社会主义作为独立学科并不意味着必须马上设置相应课程；另一方面，不赞同将中国革命史并入中国通史，认为保留中国革命史并结合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要更好些②。还有教师持中立态度，认为上述争论的关键问题是马列主义基础与中国革命史哪一科应该被取消，实际上不一定非要采取“一方兼并一方”的办法才能解决，“一个是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它的经验，一个是讲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规律和它的经验”，都应该独立存在③。围绕马列主义基础课程改革以及政治理论课缩减问题的探讨，一定程度上使政治理论的学科分野愈加明确，中国教师尝试脱离苏联经验思考问题的趋势愈加明显。

及至1957年整风运动，政治理论课受到许多批评。有人说政治思想教育“干巴巴的要不就是会议尽是些教条”，认为“政治课教条主义应由教师负责”，还有人明确要求变马列主义基础等政治必修课为选修 ④ 。1957年五六月间，高等教育部邀请部分政治理论课教师召开改进高校政治理论课的座谈会。教师们反映政治理论课普遍存在的问题包括“任务重、人手少、教师疲于奔命”和“讲课资料缺乏”等，最突出的问题在于如何定位政治理论课程。有教师即表示，“目前的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目的不够明确，究竟是当作一门政治常识来讲授，还是作为一门科学来讲授，或者只是把政治理论课作为改造思想解决学生思想问题的武器”③。

除政治理论课教师之外，历史专业的教师也提出马列主义基础课程的内容重复问题。1957年5月，《学习》编辑部组织对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工作意见的座谈会。有学者认为，高校的政治课学习在增加了学生负担的同时还影响了专业课程的进度，“马列主义基础一学，世界现代史的课也没有人愿意学了，认为‘你还是那一套’”；他还提到，“不久前听说马列主义基础课程要改为社会主义运动史了”，“这门课程还需要建立在相当的研究的基础上，说改动就改动也未免草率了些”。有学者认为，对青年学生而言，“不了解帝俄的历史和当时国际状况，读苏共党史就会有些茫然”，因此应该让学生在学习苏共党史和中共党史前“先学点世界现代史和中国现代史，或者以苏共党史和中共党史为中心来学世界现代史和中国现代史，这样收获就会大些”。①

上述意见与政治形势的变化促使中央对政治理论课程作出整体调整。1957年8月，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在北京市马列主义教师会议上提出，“高校的政治课要暂停，要普遍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10月，中宣部向中央报告设立社会主义教育课程，课程的主要内容应根据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针，“以毛泽东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中心教材，同时阅读一些必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党的文件和其他文件”；对于高校的课程安排，认为应在一学年内教完，如果时间不足，可以减少阅读文件，也可以延长到两个学年。11月，中央对此批示同意。③高等教育部响应这一指示，规定高等学校各年级普遍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同时原有的四门政治课应该停开。1958年2月，高等教育界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对高等教育办学的根本道路进行讨论，旨在“确立社会主义的办学方针，改革教育制度，提高教学质量，多快好省地为国家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①。

马列主义基础课程在新形势下要面对新要求。学习该课程的研究生批评课程“厚古薄今”“重外国轻中国”“单纯讲理论不联系同学思想”，并要求在课程中加入更多中央文件。面对这些要求，有教师认为，“这样做的话，以后请党委做几个报告讲就行了，我们这些人没有再搞的必要了，这样下去这门课的寿命是不会长的\"②。部分教师仍希望将政治理论课程与时事政策宣传进行区分，但新设的社会主义教育课程就是以时事政策展示理论③；该课程与整风运动联系密切，其性质“既是整风，又是理论课程”，“是通过理论课程形式进行整风，也是用整风形式进行理论教育”④。1958年4月，高等教育部提出设置新的马列主义基础课程，以取代过去的马列主义基础和中国革命史两门课程，新课程的主要内容是社会主义教育，并以《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阅读文件汇编》为主要教材③。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原本讲授马列主义基础的教师转而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也成为一些高校国际政治系的前身。据亲历马列主义基础课程变化的教师回忆，苏共二十大后，“全国高等院校马列主义基础这门课程改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其中苏共党史仍占重要地位\"。就中国人民大学而言，在1956年便成立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小组，研究编写相关教材，希望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取代马列主义基础。到1960年，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基础系更名为马列主义政治学系，下设国际共运史专业。？北京大学也于1960 年重建政治学系，“教师队伍由原北大马列主义基础、中共党史两个教研室的教师组成”，政治学系后更名为国际政治系？。1961年7月，教育部再次调整高等学校中的政治理论课程，规定文科各专业政治课要学习马列主义基础课程，课程主要内容为毛泽东政治学说9。经过两次调整后，马列主义基础课程的名称有所保留，但具体内容已经完全不同。1963年12月25日，中央外事小组、中央宣传部在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要在高等学校中建立研究外国的机构，加强和充实高等学校中有关国际政治的院系等，毛泽东对此批示同意。据此，1964年前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先后成立了国际政治系，其中部分教师即来自原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

四、结语

新中国成立初期设立的马列主义基础课程，是这一时期中国全面学习苏联的具体体现，课程纲要、主要内容与讲授方法均从苏联移植而来，在干部、学生的政治理论教育中起到重要作用，也推动了《联共党史》在中国的传播和学习。然而，课程开设过程中面临种种问题，中苏两国教师对“理论联系实际”与“教条主义”的不同理解，暗示了课程的结构性矛盾，即苏联专家只关注课堂的有效展开，中国教师则希望通过课程使苏联经验服务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与相关政策宣传。苏共将苏共党史的内容作为马列主义的基础理论进行讲授，也让中国师生难以适应。

苏共二十大对《联共党史》的否定，以及随后中共提出“以苏为鉴”，实质上助推了中国政治理论教师对马列主义基础课程本土化的深入思考。中国思想理论界对课程改革提出了多种设想。在课程内容方面，加入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等内容，对争议部分回避处理，不再只强调苏共党史经验的重要性，对斯大林及《联共党史》的评价以《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为准。对于精简政治理论课的观点，则希望能将马列主义基础课程改为科学社会主义，使之从强调历史经验转变为重视一般规律的理论课程。

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马列主义基础课程的名称虽然得以保留，但具体内容发生转向。无论是强调社会主义教育，还是重视毛泽东政治学说，其内容与主要观点显然更加时政化、本土化，体现了新中国成立后政治理论课程发展的整体趋势。这一趋势的产生固然与形势变化有关，但也反映了历史的必然，即随着中国自身政治教育经验的积累，政治理论课程建设摆脱苏联模式只是时间问题。中国思想理论界在苏共二十大后对课程的迅速调整，反思苏联经验后对课程设置的探索，以及马列主义基础课程向国际共运史专业的演变，都是在政治理论课本土化过程中的能动反应。这种反应所内涵的历史经验不失为一种思想资源，展现了新中国政治理论教育与时俱进的鲜明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