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北平，一场突如其来的解放让无数年轻人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一边是象牙塔里的学术理想，一边是革命洪流中的火热召唤。你会如何选择？继续埋头书本，还是投身时代洪流？这看似简单的问题，却困扰了那个时代的北大学生整整一个春天。

北平解放那天，风沙漫天，寒气逼人。解放军入城式的盛大场面至今仍被那些亲历者津津乐道。北大学生罗荣渠在日记中写道，他凌晨六点半就起床了，早饭当午饭吃，在民主广场列队等待。谁能想到，这场持续整天的欢迎仪式，竟成了许多人命运的转折点？

"对美国人来说，这次检阅尤其难忘，这基本上是美国军备的一次展示，"正在北平访学的美国汉学学者得克·博迪在日记中写道，"实际上所有这些武器都是在两年半时间内从国民党军队手中缴获的"。他复杂的心情，恐怕只有置身其中才能体会。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2月4日，北大地下党员在四院礼堂举行会师大会，党组织从地下转为地上。肖松被任命为北大总支部书记，农学院的学生们也陆续搬回了罗道庄。一切都在变，变得那么快，那么不容置疑。

你知道1949年的中国有多缺干部吗？毛泽东早在1948年9月就估计，中共可能需要在1951年推翻国民党统治，这意味着需要培养53000名新干部！于是，华北大学、华北军政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开始大规模招生。

报考人数简直吓人：9000多人报华北大学，3500人报华北军政大学，17000人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录取人数也相当可观：5468人、1747人、8344人，加起来15000多人。但显然，这还远远不够。

四野南下需要更多干部。毛泽东明确指示："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于是，南下工作团应运而生，计划招收1万名学生。

有意思的是，报名最踊跃的竟然是朝阳大学、中国大学、华北学院这些私立大学。解放前，这些学校是保守学生的大本营；解放后，它们失去了经费，学生们也觉得"在这样的学校读书没有前途"，于是"大部或几乎全部报考"，"校内已不复成班"。

而北大学生的选择则更加复杂。他们一方面舍不得学业，另一方面又迫切希望投身革命事业。罗荣渠在日记中写道，他面临着"追求真理的价值体系与追求社会功能的价值体系之冲突"，"个人的得失与自我牺牲之顾虑"。

这话说得太对了！有多少人能同时兼顾个人理想和国家需要呢？我有时候想，如果我们穿越回去，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罗荣渠的日记记录了他和同学们的"一变再变"。先是参加市政工作，帮助市民兑换货币，然后又垂头丧气地回到学校。接着，听说哈尔滨俄文专科学校招生，他"当即下决心放弃北大及北平，上东北去学习俄文。那时，我几乎没有经过一分钟的犹豫或考虑"。

这变化也太快了吧！几天前还纠结不已，转眼就下定决心。更神奇的是，几十位同学听说后也纷纷报名，连之前参加市政工作的那位同学也表示要"丢掉目前的工作，决心甚坚"。人在时代洪流面前，个人意志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北大政治系学生高尔森则选择了留下。他牢记父亲叮嘱"任从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一定要坚持把大学读完"。但很快，他发现"政治系前途暗淡"，想转到西语系。

西语系学生梁再冰也缺乏学习热情，最终决定"走出学校，为老百姓做一点事"，报名参加了南工团。她的父母梁思成和林徽因不同意，劝她读完大学再工作。她承诺参加一年后回来继续学业，但就像大多数南下学生一样，她再也没有回到校园。

陶铸副团长对学员们说："要革命就干到底，不要再想回到学校里去；中途再回学校就是开小差。"这话太狠了，但也道出了残酷的现实——南方解放区太需要干部了，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等工作繁重，谁还有心思回去读书？

北大参加南工团的学生约有500人，占全校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这可不是个小数字，学校总不能因此办不下去吧？于是，北平市委在6月建议："已入学的学生，原则上应读完现有学期，有计划地分批参加南下工作。"

1949年8月1日，南下工作团出发了。留在学校的人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党组织从地下转到公开，工作重心也从"反抗反动政权压迫"转变为"把教学与学习搞好"。

蒋南翔副书记说得好："解放前和解放后学校工作基本性质的变化，即解放前以反对国民党当局的政治斗争为主，参加人数较少，亦不公开，现在的学校工作必须由消极反对旧的到积极建设新的；由秘密到公开。"

历史总是这样，当你以为选择了正确的道路，却发现前方还有更多选择。那些当年热血沸腾的年轻人，有的实现了革命理想，有的回归学术殿堂，有的则在两者之间徘徊。他们中的大多数，恐怕到老都在思考：如果当初做了另一个选择，人生会不会完全不同？

如果你穿越回1949年的北平，面对时代的召唤，你会选择继续学业，还是投身革命？这个问题，恐怕没有标准答案，只有适合自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