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趣的现象：如果说西方哲学是存在的遗忘史，中国哲学就是道的遗忘史。
我们一直以为西方哲学是二元对立，而中国哲学却主张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似乎泾渭分明，却忘记了背后的基础结构都是二元的，所以边界觉知论首先承认这个先验二元（最直接的证明就是人与世界的结构性距离，其它的二元结构都是它的影射），再从划界来确定自己之维（极致化就是唯，以己之唯非人之维），形成了边界觉知的多元性和历史演化。
但是，一旦收缩到西方以“存在/存在者”为核心，中国以“道/器”为核心，惊人的合流出现了。中西哲学在试图把握超越性向度时，都把它凝固为某种现成的东西：西方试图把握存在，把握到的只是存在者。中国哲学试图把握道，把握到的只是器。两条路径都是异化之路，因此而使世界和人双方丧失了自身的根据。
西方之存在遗忘史
最早的真正哲学家巴门尼德“存在/非存在”的边界觉知，奠定了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但“存在”一旦被言说，就变成了一个可以被言说的东西，不再是那个有存在论差异的超越性存在。
柏拉图更是把边界觉知实体化为“理念/现象”。存在变成了“理念”——一个可以被追问“是什么”的对象。笛卡尔把边界重新划为“思维/广延”，“我思”成为新的起点。康德的“现象/物自体”边界觉知，“先验”不可知，自然而然就会被遗忘。黑格尔试用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消解二元，但“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和展开就成了存在者的领地。
这是一部存在遗忘史。从巴门尼德到黑格尔，存在被一步步地存在者化、图像化、计算化，至海德格尔时代，遗忘达到了极致。他指出，“世界成为图像”与“人成为主体”是同一过程的两面。当世界被图像化，存在者被摆置为可计算、可开采、可储备的“持存物”时，存在就被彻底遗忘了。孙周兴提出“技术命运论”，区分“自然人类文明”与“技术人类文明”，认为现代技术正在威胁着人类的生活和文化。梁惟进一步指出，海德格尔的技术批判实现了从“技术现象批判”到“存在本质反思”的转变，座架揭示的不仅是技术对人类的支配，更是存在本身被遗忘的命运。
中国之道的遗忘史
在中国哲学的境域里，《易传》“道/器”的边界觉知同样开启了自己的哲学道路——“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它的本愿是为现实的形下找到形上的奠基，而形为中介也是未来中国哲学之所以会认为虽二元却不对立，因为道器之别只是认识论之差别而非本体的。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他想拒绝道器的分别，回归到本源之道。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哲学现象，它把西方哲学数千年后才提出的语言、世界与哲学的边界问题“早熟地”提出来了。经庄子、王弼、何晏以及更多的玄学家的努力，比如王弼说“道者，无之称也”，却偏偏引向了语言这个维度，道即使没被遗忘，也是虚无缥缈。
其实，中国汉字的具象性深刻地铭刻于中国哲学之中，比如道字：它既是先秦哲学的宇宙本原与最高法则，又是秦汉以来历代王朝用以划分国土的行政区划之名，甚至是天象轨迹、水流之经、人行之路，兼有形而上与形而下两种面貌。这一点也许可以说是中国哲学乐于取象比类而非逻辑演绎的内在特质，也是必然遗忘道的先天宿命，尽管名家、道家都企图突破它的束缚和障碍。
后来的道论更多地体现在儒家的哲学追求上。周敦颐为了儒家伦理提供宇宙论基础，在《太极图说》提出“无极而太极”。无极是“无”，太极是“有”。二程面对佛教和道教对儒家的挑战，把“道”等同于“理”。“天理”成为核心概念。朱熹为使“理”成为贯通宇宙与人生的根本原则，提出“理先气后”，但理与气“不离不杂”。王阳明为矫正朱熹的理学变得外在化、形式化，提出“心外无物”。许煜从“道”和“器”的动态关系出发，提出“宇宙技术”概念，认为道和器一同构成了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但近代以来“道与器的关系已经非常不同”。
可以看到，这也是一部遗忘史。从庄子到王阳明，道被一步步凝固为无、理、心，走向了器的层面。
中西哲学遗忘史的合流
庄子几乎在中国哲学的开端处就揭示出了遗忘的本体论结构，或者说是本质天命。
“道术将为天下裂。”
这句话的关键在“道术”二字。道与术，本是一体。道是使术成为术的边界觉知，术是道在具体实践中的显现。庄子讲“技进乎道”，庖丁解牛是术，但也是道。术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术脱离了道。李零指出，“道”是体（主义），“术”是用（手段），天下分裂，道术分裂，与今无异。西方哲学从形而上学出发，是一种后物理学，物理学（科学）却最终挤走形而上学。
吴晓明在《再论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中提出了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判断。他主张，中西哲学的根本差别只有根据其基本建制才能得到决定性的分辨；其结论是：“西方哲学的实质是形而上学，而中国哲学则在形而上学之外，并且依其本质一向就在形而上学之外”。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立足于超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的分割与对立，而中国传统哲学“全体植根于‘道器不割’‘体用不二’的独特建制”。张梧在评述这一判断时指出，哲学是“虚位”，形而上学是“定名”，中国不仅有哲学，而且是一种“非形而上学建制的哲学”，中国哲学的可能性正是在于形而上学建制的不可能性。
但是，如果中国哲学“在形而上学之外”，那么“道/器”这个二元与“存在/存在者”这个“形而上学”的二元没有可比性、共同性？它们却都走上了遗忘之路，使世界与人失去了形上依据。
它们的共同点是都选择了把边界觉知的运作凝固为边界觉知的单向倚重，西方选择了存在者，中国选择了器。这是结构性的必然，也是历史性的选择。
中国哲学如何处置道的遗忘？
海德格尔从“存在/存在者”这个传统的哲学基本问题中觉知出了“座架”——存在被彻底遗忘，存在者被还原为可计算的“持存物”。那么中国哲学能从“道/器”中觉知出什么？
也许追问一下：道术分裂在当代的形态是什么？尽管无法设想“百家争鸣”，但以算法、数据、绩效、量化治理为形式的技术形态是它的必然形态么？比如算法不追问“为什么”，只追问“什么”。数据不追问“意义”，只追问“相关性”。绩效不追问“价值”，只追问“产出”。量化治理不追问“善”，只追问“效率”。每一项“术”都自成体系，各有自己的逻辑，各有自己的标准，但它们之间没有“道”来贯通。
还有，中国哲学以为的道术分裂是否足以成为与座架一样的意义母题？座架之所以成为西方哲学遗忘史的完成形态，因为它不仅是描述性的，而且是诊断性的——它揭示了存在被遗忘的机制，并且指向了一种可能的转向。道术分裂作为中国哲学的意义母题，是否也具有同样的诊断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