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总量下滑,房价就该下跌。这几乎被当成常识,但日本和韩国的现实,给这条常识打了一个问号。
日本2023年全国公示地价创下33年来最大涨幅,东京核心区房价近年来持续走高。韩国首尔的房价也长期在高位徘徊。
据韩国房地产门户网站R114的数据,过去10年首尔公寓价格上涨了144%,同期平均工资仅增长3.5%。与此同时,韩国生育率已跌到0.68左右,部分地区甚至低至0.55,远低于维持人口规模所需的2.1更替水平。
需要说明的是,人口减少本身并不会推高房价。真正起作用的,是人口往哪里流动。全国人口在缩减,年轻人却在加速涌向少数核心都市圈。
以韩国为例,推动这股人流的主要有三股力量。
第一股力量,是教育机会的集中。在韩国,名校几乎都在首尔。有研究者指出,进入首尔的名牌大学,几乎就意味着一辈子的收入有了保障,所以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拼命争取首尔地区的大学。
一名高中生说,他所在的学校每年有十几人考进首尔大学,在全国普通高中里排得进前二十。他投了六份申请,最后只拿到高丽大学世宗校区的录取。
周围人一听是高丽大学会觉得不错,听说是世宗校区,就会投来异样的眼光。看着同学纷纷进了首尔的大学,他自己有种“失败品”的感觉。
假期本想休息,他却因为害怕落后,主动向父母提出去江南的补习班学托业。教育竞争从中学就开始了,最终目标只有一个:进入首尔。
第二股力量,是就业机会的集中。一位原本在光州当小学教师的年轻人,转行做了IT开发。他先在光州找,又去釜山等附近的大城市找,都没有理想水平的岗位,因为这样的工作都在首尔,他只能北上。
来自江原道太白的一位服装设计师也是如此:家乡太小,工作难找,而韩国最大的面料市场就在首尔,相关岗位也集中在这里。
有韩国学者分析,近年来IT、软件等高附加值的创新企业,大多偏好首尔和首都圈。原因在于这里更容易招到年轻的创新人才,这些人才喜欢的生活环境也在首尔。
人才偏爱首尔,企业也偏爱首尔,两者互相强化。这位学者判断,人口向首都圈集中的现象在相当长时间内还会持续。
结果是,首尔20到30岁人口占比约达三成,是全国年轻人比例最高的城市。如今韩国已是全球第14大经济体,GDP约1.76万亿美元,首都圈贡献了其中一半以上。首都圈的人口也占全国约一半,土地面积却只占国土的一小部分。
第三股力量,是资源与人口相互追逐的循环。人口向首尔集中并非自古就有。有学者回顾,朝鲜战争结束后的重建时期,城市开发集中在首尔,人们开始向这里聚集,住房、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随之跟进,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又吸引更多人涌入。
20世纪60至70年代韩国推行经济发展战略,向首都圈的迁移一度飙升,90年代以后才趋于平稳。
这个循环在地方城市朝反方向转动。人口减少后形不成规模经济,地方大城市很难扩充便利的公共交通、医疗、教育和文化休闲设施,越来越不受人欢迎,于是更多人流向首尔。
韩国第二大城市釜山就面临这种处境,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快速迁往首都圈,当地65岁以上老人的数量已是二三十岁人口的两倍多。
日本的情况有相似之处。东京、大阪等大都市圈汇聚了大量年轻人和顶尖的企业、高校、医疗资源。此外,日本长期维持超低利率,市场资金充裕,房地产成为资金保值的去处;日元贬值、旅游复苏又吸引国际资本进入东京、大阪等地,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核心区房价。
可是对挤进首尔的年轻人来说,高房价首先意味着高成本。
那位从光州来的开发者说,付同样的钱,现在住的地方只有老家房子的十分之一左右,卫生间和淋浴间也很小。他没空做饭,三餐全在外面吃,开销比平时多出约六成。
有研究者估算,在首尔买一套标准的三室两卫,价格超过100万美元,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在技术层面上几乎不可能买得起。压力不止来自钱。有人下班后继续学习,因为首尔深夜灯火不灭,大家都拼命,人自然会觉得不能掉队。
韩国人形容本国劳动市场是“地狱与天堂并存”。疫情前,青年失业率一度在10%左右,明显高于其他经合组织成员国,后来降到7.5%。
有人因为首尔的房价和生活费太高,搬去京畿道、仁川一带。学者认为,一旦这些问题得到缓解,他们随时可能回流,首尔的人口压力依旧很大。
那位开发者的妻子也在找首尔的工作,夫妻俩先在首尔寻找负担得起的区域,不行就去京畿道外围。他说结婚还有可能,但他在工作上投入了太多时间和精力,生孩子的事暂时还无法考虑。
有学者指出,韩国低生育率的主要原因包括生活成本,尤其是房价和子女教育费用,以及职场女性在育儿和工作之间难以兼顾,而这些都与首都圈人口过度集中有关。公立教育覆盖到高中,但课外补习的花费每月约占年轻人收入的四成。
年轻人被机会吸引到首尔,首尔的环境却让他们不敢结婚生子;地方人口持续流失,又迫使更多年轻人离开。
忠清北道丹阳曾有约30所小学,如今少了很多,一所学校的六年级只有五个学生。一位教师说,在这里出生的孩子长大后大多去了大城市,因为觉得当地缺乏文化等基础设施。
2017年至2022年间,韩国关闭的学校近九成位于首都圈以外。韩国政府曾将89个市、郡、区指定为面临消亡风险的人口减少地区,丹阳就是其中之一。
农村的情形更严峻。有的村子唯一有孩子的家庭也要搬去新城;老人生病去大学医院,开车要一小时四十分钟,坐公交要两小时左右。
种大棚的农户说,干活的人最年轻的也有60多岁,其余都是七八十岁,棚里气温高达35到40度。有学者警告,如果放任农村自然消亡,国家的粮食主权也可能受到威胁。
如今不少农村靠外籍劳工填补缺口,据官方统计,韩国外籍劳工约有150万人,多在农业和中小企业从事韩国人不愿做的辛苦、危险工作。
学者认为,农村人口减少是全球普遍现象,韩国的问题在于程度太深、速度太快。西方城市的成长用了几百年,韩国只用了几十年。
韩国政府并非没有行动。为疏解首尔,韩国从2007年开始建设行政首都世宗市,计划2031年完工,目前居民近40万。
但外交、国防、统一等关键部门仍留在首尔。有学者发现,全国人口增长的地区只有首都圈和大田—世宗一带,世宗吸走其他地方人口的效果,可能大于疏解首都圈的效果。
也有人辞掉首尔月薪四五百万韩元的工作回到丹阳,因为在城市赶不上房价,每天深夜十一二点才到家。但归乡、归农的绝对人数并不多。
韩国多年来推行了许多均衡发展政策,投入了大量资金,人口向首都圈集中的趋势反而更加强化。
韩国政府已将人口减少定为国家紧急状态。有学者预测,50年后韩国人口可能只剩现在的一半,约2600万人,届时难以维持经济规模和兵力。
尹锡悦总统宣布将设立人口战略相关部门,但也有研究者担心政府行动太迟。自2022年起发放的生育奖金,看起来并未奏效。
研究者已经认识到,单靠给钱提高不了生育率,必须改变女性面对的社会制度、工作条件和教育设施等根本问题。如果首尔与地方之间失衡的局面得不到扭转,人口减少和低生育率的难题就很难解决。
日韩核心城市房价的逆势上涨,并不说明人口减少能推高房价。它反映的是人口和资源过度集中于少数城市。房价背后的这三股力量,同时也在加剧地方的衰退和生育率的下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