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7月11日深夜，昆明青云街，李公朴与夫人走在回家的路上。突然，一支无声手枪贴上了他的后腰。一声极微弱的爆炸声后，这位“七君子”之一的民主斗士倒在了血泊中。次日凌晨，他留下最后一句话：“我为民主而死！”
四天后的7月15日，云南大学至公堂，李公朴追悼会正在举行。李夫人泣述丈夫遇害经过，混入会场的特务却起哄说笑。一个人拍案而起——闻一多，这位当年以《红烛》闻名的诗人，此刻已剃去了抗战八年蓄下的长须，满脸悲愤。
“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 他说：“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掌声如潮。走出至公堂时，门外特务怒目而视，他仰头大笑而去。几个小时后，他在离家门仅十几步的土坡路上，身中十余枪，当场殉难。同行的长子闻立鹤也中枪倒地。
一城之内，五日之间，两位民盟中央执委接连遇害。
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合影
谁下的手？
李公朴之死，是名副其实的暗杀。行刺时间选在夜里十点多，地点是偏僻小巷，手枪紧贴后腰，连同行夫人都没听到枪声。
但闻一多，是光天化日下的“明杀”。他遇刺的地点距离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仅200米，周边还有两个派出所。多人围击，枪声震天，连几条街外的云南大学都听到了。行凶者撤退时连弹壳都没捡。
凶手是谁？其实并不难查。现场弹壳显示，凶手用的是20响连发盒子枪，这种枪当时在云南只配备给警备总司令部。
多年后的调查证实了这一点。原李闻惨案调查人士程一鸣在回忆录中揭示：幕后主使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李公朴遇害是蒋介石批准的，而闻一多之死，是霍揆彰“贪功妄动”——他派人混入追悼会，听到闻一多“辱骂蒋介石”，为了讨好主子，擅自下令枪杀。
李公朴
蒋介石的“震怒”
蒋介石在7月17日的日记中第一次提到李闻惨案。他写道：“昆明连出暗杀案二起，先李公朴，次及闻一多，皆为共党外围之民主同盟中党酋，应特加注意，彻究其凶手，以免共匪作污陷之宣传。”
日记中，蒋介石对两位遇害者没有一丝同情，反而称他们为“党酋”。他更愤怒的是民盟成员“逃至美国领事馆求其保护”，骂他们“寡廉鲜耻”“毫无骨格”。
他下令调查，不是因为痛惜民主人士，而是怕“共匪作污陷之宣传”。
一场“葫芦僧判断葫芦案”
案子查起来并不难，但处理起来却成了难题。
唐纵奉命赴昆明调查，很快查出了真凶——霍揆彰。但这让他陷入更大的苦恼：公布吧，得罪了老乡兼黄埔同学；不公布吧，舆论压力一天比一天大。
最终的解决方案，是一场精心编排的“假案”。
顾祝同、冷欣、张镇、唐纵和卢汉在昆明开会商讨后决定：只公布闻一多案，不公布李公朴案，避免对全国人民更大的刺激。 张镇“自告奋勇”地说：闻一多是宪兵司令部驻昆明宪兵队的人“激于义愤”枪杀的，愿意承担责任。
于是，宪兵李文山、汤时亮被“公审”枪决。而据沈醉后来回忆，这两名所谓的“凶手”实际上被送到大理，在那里过上了优越的生活。 真正的凶手王子民等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才被追查归案。
闻一多
清除独裁的障碍
李公朴和闻一多，为什么非杀不可？
因为他们站在了独裁统治的对立面。抗战胜利后，他们坚决反对内战，呼吁和平民主，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闻一多在追悼会上说得很清楚：“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
他们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吗？抓起来关着不就行了？为什么要用暗杀这种最笨、最激起民愤的方式？
答案就在闻一多那句话里：“他们这样疯狂地制造恐怖，正是他们自己在慌啊！”
国民党不敢公开审判这些民主人士，因为那样会暴露独裁的本质，会激起更大的反抗。他们只能选择暗杀，偷偷摸摸地“清除障碍”。可暗杀挡不住民心。闻一多的《最后一次讲演》传遍全国，千百万个“李公朴”真的站起来了。
两位先生的血，成了独裁统治的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