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大选的计票结果出来后,最尴尬的人不是落选者,而是拿到最多席位却凑不出多数的内塔尼亚胡。利库德集团仍然排在前面,内塔尼亚胡阵营却只有53席,离组阁需要的61席差了8席。
站在他对面的,是前以军总参谋长加迪·艾森科特。这个第一次带领新党参加全国大选的人,硬生生把内塔尼亚胡挡在了多数门槛外。
以色列议会共有120席,全国采用比例代表制,政党得票率超过3.25%才能进入议会。单个政党很难独自过半,选举真正比的是谁能在投票后拼出61席联盟。
利库德拿下27席,艾森科特领导的“正直党”拿下21席,两人都必须拉拢伙伴,个人胜负因此变成联盟算术。艾森科特阵营合计48席,票面上仍少于内塔尼亚胡的53席。
可内塔尼亚胡也失去了过去在议会中最宽裕时拥有68席的优势。两个犹太政治阵营都不能单独组阁,剩余19席由阿拉伯政党取得。
选举没有给任何一方一张完整通行证,却终结了内塔尼亚胡依靠原有盟友轻松延续执政的设想。77.9%左右的投票率,是理解结果的另一把钥匙。这是199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多年战争、司法争议、兵役矛盾和社会撕裂把大量选民推到票站,许多海外选民也专程返国。高投票率没有产生明确多数,反而把以色列内部的分裂完整压缩进120个议席。
艾森科特能成为主要挑战者,与他的军旅背景分不开。他从基层军职一路升迁,2015年至2019年担任以军总参谋长。以色列社会长期重视军队经验,历任总理中不乏将领出身者。
艾森科特进入政坛后,很快把安全资历转化成中间派信誉,让不满内塔尼亚胡却仍看重强硬安全政策的选民有了新选择。他与内塔尼亚胡并非在每项外部安全议题上针锋相对。
两人都把哈马斯和伊朗视为重大威胁,也都支持以军事力量保障以色列安全。真正拉开距离的,是如何结束战争、如何安排加沙未来、是否调查2023年10月7日袭击前后的责任,以及国家能否继续由极右翼和宗教政党牵着走。
艾森科特曾在袭击发生后加入战时决策层,希望在国家危机中形成更广泛合作。到了2024年,他所在政治力量退出政府,理由正是对战争路线和战后安排分歧加深。
此后,他把自己塑造成“能打仗,也知道战争必须服务于政治目标”的人,争取中间与中间偏右选民。
这套定位很有针对性。内塔尼亚胡长期把自身塑造成唯一能保障以色列安全的领导者,反对派过去常被攻击为经验不足或过于软弱。
艾森科特曾坐在军队最高指挥岗位,熟悉作战和情报体系,这让“安全牌”不再只属于内塔尼亚胡。兵役问题又为他打开了另一批选民。以色列多数年轻人必须服役,极端正统派长期享有大范围豁免。
随着该群体人口增加,豁免人数和政府补贴不断上升,许多服役家庭认为负担分配失衡。2024年,以色列最高法院要求政府不能继续维持全面豁免,争议随即冲击执政联盟。
内塔尼亚胡离不开沙斯党和联合托拉犹太教这两个极端正统派伙伴。它们最关心的是维护宗教教育与兵役豁免,也会在新一轮组阁中提出条件。
艾森科特则支持更普遍的服役义务,把它包装成公平与国家安全问题。对经历长期动员的普通家庭而言,这个议题比许多外交口号更直接。
司法改革也是分水岭。内塔尼亚胡阵营中的利库德、宗教政党和极右翼力量都希望削弱最高法院约束。2023年的改革方案曾引发全国大规模抗议。
反对派主张保住司法独立,并设立国家调查委员会,追查2023年10月7日袭击前后的决策责任。这直接触及内塔尼亚胡最不愿面对的政治风险。
执政联盟内部还有两股极右翼力量。它们推动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对巴勒斯坦人采取更激进政策,也让以色列承受更多国际压力。
内塔尼亚胡需要它们的议席,却必须为它们的言论和政策承担外交成本。艾森科特正是利用这种矛盾,向中间选民强调,以色列需要安全,但不能被边缘力量拖向失控。
“正直党”一上场就拿到21席,成为第二大单一政党。对一个成立时间不长、首次参加大选的新党来说,这是罕见突破。它说明以色列中间选民并没有消失,只是过去缺少一个同时具备安全资历和组阁想象力的承载者。
艾森科特没有拿下第一,却改写了反对派由谁领头的格局。全部选票统计完成后,中央选举机构给出的格局是:内塔尼亚胡阵营53席,艾森科特主导的反对派48席,两个阿拉伯政党合计19席。
利库德27席,“正直党”21席。最终正式程序仍要按法定时间完成,席位结构已经清楚:没有阿拉伯议员的支持或某种跨阵营合作,任何一边都很难建立稳定政府。
这19席把阿拉伯政党推到前所未有的位置。过去,犹太复国主义政党很少愿意依靠阿拉伯政党组阁,阿拉伯政党之间也存在明显分歧。
2021年曾出现阿拉伯政党进入执政联盟的突破,如今席位更多,影响也更大。谁想跨过61席,都绕不开这个现实。
内塔尼亚胡在竞选中不断警告,艾森科特会借助阿拉伯政党取得多数;艾森科特阵营内部也有政党拒绝正式合作。可议会算术不会因竞选承诺消失。
可以是正式入阁,也可以是外部支持或关键投票弃权,形式不同,结果都可能决定谁获得组阁机会。
另一条路是组建跨阵营联合政府。利库德与正直党合计48席,即使两党合作,仍需争取其他政党支持。如果部分右翼盟友继续参与,联合政府可能跨过61席门槛,但权力如何分配、谁来出任总理,依旧是难以解决的问题。
若为了入阁全部放弃,他刚建立的政治信誉会立即受损。以色列也可能再次陷入无休止的组阁谈判。总统会先委托最有可能获得多数支持的人尝试组阁,失败后再把机会交给其他人。
所有尝试都不成功,就只能再次选举。2019年至2022年,以色列已经多次经历类似僵局,选民对重复投票早已疲惫。这正凸显艾森科特的阻击价值。他未必能立刻把内塔尼亚胡赶下台,却让对方无法按照原计划重组右翼政府。
接下来每一个条件、每一次谈判、每一张关键票,都可能迫使内塔尼亚胡让出权力或政策空间。阻击不只是少拿8席,而是让旧联盟失去自动运转能力。
2026年10月31日,选后讨论已经集中到阿拉伯政党是否会帮助反对派结束内塔尼亚胡执政。官方结果公布后,舆论关注的也不再是谁得票第一,而是谁能跨过61席。
新议会计划在11月10日召开,组阁谈判仍可能延续数周甚至更久。艾森科特创造的历史,还体现在选民结构上。他出身于摩洛哥犹太家庭,这一群体长期被视为利库德的重要社会基础。
过去反对内塔尼亚胡的中间派领导人常被看作特拉维夫自由派或欧洲犹太精英代表,艾森科特却能从利库德熟悉的社会土壤中争取支持,打破了原有阵营边界。
如果他最终成为总理,将成为以色列政治史上少见的北非犹太背景领导者;即使这次未能组阁,21席也已让他取代其他反对派人物,成为内塔尼亚胡最有分量的对手。
他从军队最高岗位走进议会,再以新党领袖身份逼出悬峙议会,政治上升速度本身就不寻常。以色列没有因一次选举解决战争、兵役、司法和巴以问题,反而把所有矛盾同时摆上桌面。
内塔尼亚胡仍握有最大政党,艾森科特则拿走了他最重要的东西——稳定多数的可能。一个没有直接击败对手的人,却改变了对手继续执政的条件,这就是这场大选最真实的历史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