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这番话的,是印度前央行行长、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拉古拉姆·拉詹。他在多次访谈中提醒自己的同胞:世界的制造业格局已经被中国塑造成型,印度如果还想沿着低成本、拼出口的老路去复制中国,只会陷入无谓的竞争。
这些年,“印度将取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说法一再被炒热。看到越来越多手机背面印上了“印度制造”的字样,不少人觉得印度真的要来抢中国的饭碗了。
可这种感觉,建立在一个根本性的误判之上。一边高喊要取代中国,另一边离开了中国的零部件和工程师,许多印度工厂连大门都打不开;更讽刺的是,印度越是大张旗鼓地搞制造业,外资撤离的速度似乎就越快。
先看一组数据。2014年莫迪上台时,提出了“印度制造”计划,目标是把制造业占GDP的比重提高到25%。
十年过去,世界银行的统计白纸黑字摆在那里:这个比重不升反降,从2010年前后的17%左右,一路滑到2024年的13%上下,倒退了大约四个百分点。
同一时期,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在2023年达到约4.66万亿美元,占全球将近三成,一国的体量超过美国、日本、德国三国之和。在同一条赛道上,一方在往下走,一方在往上冲。
可是,印度的手机出口明明在增长,苹果等大公司也确实把工厂搬到了印度,为什么制造业占比还在下降?玄机就在这里:出口数字再漂亮,与制造业有没有真本事,是两回事。
用一句话概括印度制造的本质,就是厂房立起来了,产业链却没长出来。以苹果手机为例,印度工厂出货的成品外观精美,拆开看却是另一番景象:摄像头模组、显示面板、存储芯片、电池电芯,大量来自中国。
2026财年,印度从中国进口的电子产品总额超过480亿美元。按照一些测算,一部在印度组装的苹果手机,绝大多数零部件价值来自中国供应链,印度工厂承担的主要是最后的组装、测试和包装环节。
有人会说,中国当年不也是从组装和包装起步的吗?凭什么断定印度走不通?
问题在于,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产业转移的浪潮中,许多国家都握有人口红利,也接过了低端制造的接力棒,可真正一路爬上产业链高处的屈指可数。站在起跑线上,并不等于能跑到终点;碰到了低端制造的门槛,也不等于能登上制造业的山顶。
制造业从来不只是比拼人力成本的数字游戏。当年珠三角的车间里,几代工人守着流水线日夜赶工,把每一道工序的精度磨到分毫不差,把每一个环节的标准一点点夯实,硬是把中国制造从地摊上的廉价标签,锻造成了全球供应链里拆不掉的骨架。
厂房和流水线可以复制,但千万人拧成一股绳、啃下一块块硬骨头的韧劲,很难被搬走;工资可以只有中国的一半,可没有完整的配套和服务体系,订单就转不起来。印度业内人士自己也承认这一点。
印度手机与电子协会的负责人公开说过,印度的手机制造这几年确实在崛起,但核心元器件、屏幕模组以及主板的设计和调试,在很大程度上仍要依靠中国的技术团队和中国企业的现场支持。
有报道称,在中国工程师驻厂指导时,生产线的良品率和组装效率都能保持在较高水平;一旦中国工程师撤离,良品率明显下滑,组装一部手机的耗时成倍增加。这不是偏见,而是四十多年工业化积累下来的系统能力。
一条成熟的生产线背后,是成千上万个工艺细节、无数次试错调整和一整套快速响应的供应网络,这些东西写不进图纸,只能靠时间和人一点点攒出来。印度难道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吗?
它也有自己的一套办法,用印度官员喜欢的说法,叫“用市场换技术”。
具体做法是:先描绘一个巨大的市场前景,给出免税、低关税和各种补贴,把全球顶尖企业吸引进来;等工厂建好、流水线跑通、工人培训完毕,税务调查、巨额罚款、资产冻结就接踵而至,逼着外资交出技术和股权,由本土企业接盘。
然后再向世界宣布:看,这是印度自己造出来的产品。这种剧情并非偶然。
2012年,中国的保定天威保变受到优惠政策吸引进入印度,投入十几亿元人民币、持股九成建厂,还分批把两百多名印度工程师请到保定总部手把手培训,帮助当地造出了印度首台765千伏电抗器,参与了印度早期的特高压工程。
可到了2023年,这家印度子公司全年营收几乎归零,最后以一亿多元的低价卖掉了九成股权,前期投入几乎打了水漂。类似的遭遇,小米、vivo等中国手机企业都经历过,资产被冻结、被指控违规转移利润的消息屡见报端。
不只是中国企业,韩国三星在2025年被印度税务部门追缴约6亿美元;苹果也因为反垄断规则的调整,面临最高可按全球营业额计算的巨额罚款风险,金额一度被估算高达数百亿美元;特斯拉和印度政府谈了好几年,最终在2024年搁置了在印度建超级工厂的计划。
法国、日本、美国的不少企业,在印度同样碰过壁。外资进入印度时,往往低估了一件事:对方未必是在和你谈长期合作。
开门迎客,等工厂养肥了再收割,短期看印度确实拿到了技术、产能和就业,长期看这条路走不远。没有哪个投资者愿意在同一块石头上绊倒两次,何况消息总会传开。
过去几年,印度的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从四百多亿美元的高点,跌到2024财年的不到4亿美元,几乎只剩零头;2026年以来,外国资金从印度股市大举撤出,前五个月就流出两百多亿美元,3月份单月流出更是创下了历史纪录。
再往深处挖,印度制造业的困境不只是营商环境差,还有三道更深的锁。第一道是种姓制度,它束缚了人口红利的转化。
在传统观念里,出身往往决定了一个人的职业和社会阶层,一部分高种姓群体不愿从事体力劳动和车间工作,大量低种姓群体又缺少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机会,庞大的人口很难转化成合格的产业工人。
反观中国当年进城的那一代打工者,起点大致相同,他们相信汗水能改变命运,只要在城市扎下根,就有出头的机会。第二道锁是基础设施,它决定了印度制造的效率上限。
印度的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在14%到18%之间,中国大约只有一半;货物运输的效率与中国相比也差了一大截。港口拥堵、公路破旧、电力供应不稳,一个零部件从供应商运到工厂,可能要多花好几天,这在讲究准时交付的电子制造业里几乎是致命的。
在深圳,一家工厂缺了某个零件,往往当天就能从附近配齐;在印度,同样的事情可能要等上一两个星期。第三道、也是最深的一道锁,是发展战略的思路。
中国的锂电池产业,上游的矿石冶炼、中游的电极材料和电解液、下游的电芯与整机设备,每一段都由本土企业补齐,几乎没有跳过哪个环节。
印度的思路则是先把别人的东西拿过来,等掌握了核心再把外资挤出去,可靠拿来主义换来的技术,一旦对方断供,就只剩一个空壳。工厂有了,链条缺着;机器有了,工艺缺着;人手有了,匠人缺着,这三个“有”和三个“没有”,正是印度制造困境的总根源。
有香港媒体评论说,那个“印度接替中国”的故事,恐怕开头就写错了方向。工业化有自己的铁律,不是谁的口号喊得响,谁就能站上产业链的顶端,而是谁肯一代接一代地扎根、把技术啃透、把信用攒起来,谁才能走到最后。
也有印度学者坦言,中国用一代人完成的工业化,印度至少需要两代甚至三代人。这些判断与拉詹的观点不谋而合。
拉詹的意思并不是印度没有前途,而是印度不该再去走中国三十年前的老路。中国制造已经在全球占据了巨大份额,并且在不断向高端升级,低端环节又有越南等国家分流,留给印度的“世界工厂”空间确实非常有限。
他更倾向于让印度发挥软件、服务业和人才的优势,先把教育和基础设施补上,而不是花大笔补贴去争夺组装订单。当然,也不必把印度看扁。
印度有十四亿多人口,年龄结构年轻,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在全球占有重要地位,近几年的经济增速也在大型经济体中名列前茅,基础设施投资明显加快。它的问题不是没有潜力,而是潜力被体制、观念和营商环境层层束缚。
如果这些束缚能逐步松开,印度在一些细分制造领域取得突破并非没有可能,只是想整体复制中国的路径,几乎做不到。
中国制造走到今天,靠的是脚踏实地,不是捷径;别人想走捷径,最后往往会发现,捷径的尽头是一堵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