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是一个极度重视海防，积极发展海防的人，福州船政局、福建水师就是他的杰作。

其中，福州船政局是中国近代最大的船舶制造中心和基地，而且培养出了我国近代第一支海军，以及大量的海军人才，而福建水师是我国第一支近代化舰队。

这些都是左宗棠一手创办的，所以，左宗棠真的只注重塞防，不重视海防吗？显然不是的。

所谓的海防与塞防之争，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这个事情发生在1874年。

当时清朝面临的局势是这样的：西域边境是沙俄觊觎新疆，而且做出了实质性军事行动，沿海地区面临日本的威胁。

那个时候，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结束很久了，西方列强和清朝的关系，总体上是稳定的，短期内不用担心和列强发生海战。

但日本人自从明治维新后，野心膨胀，开始觊觎中国领土，尤其是台湾。

1871年10月，一艘琉球船只在海上遇到台风，漂流到台湾南端，船上69人中，有3人淹死，剩余66人上岸后，因闯入高山族居住地，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有54名船员被杀，剩下的3个人被当地汉人救下，送往台湾府城，然后乘船到福州返回琉球。

日本人一直觊觎琉球和台湾，正好在1872年的时候，有琉球使者到访日本，日本人就利用这个机会，突然强制“册封”琉球国王为藩王，并列入所谓“华族”，将琉球纳入日本的属国。

到1873年，日本在策划侵略台湾，于是以琉球54名船员在台湾被杀为理由，派人找清政府交涉，理由是，琉球是日本的属国，所以琉球的那54名船员在台湾被杀，清政府要负责任。

日本人就是这么不要脸，当时的琉球明明是清朝的属国，他却声称是日本的。

而清朝的官员则是据理力争，认为琉球和台湾都是中国的，这是中国自己的事情，与日本无关，谁知，日本人干脆就进行军事威胁。

当时有个叫柳原前光的日本随行官员，原话是这么说的：“生番害人，贵国舍而不治，我却将问罪岛人。为盟好故，使某先告。”

很明显，日本人的意思是，如果清朝不给个交代，他们就要出兵台湾“问罪”。

对于这种无耻的要求，清朝方面当然是不可能的答应的。

到1874年5月，日本人就利用这个借口，派兵3000，从台湾南部登陆，开始入侵台湾。

清朝方面收到消息后，立即任命沈葆桢为钦差大臣，全权处理此事，同时授予沈葆桢可以节制福建驻军以及申请调动江苏、广东等地新式军舰的权力。

沈葆桢接到任命后，迅速调动福建水师六艘主力军舰，集结到澎湖。

当时日本人搞明治维新也没多长时间，实力有限，面对沈葆桢的军事部署，他们没有打赢的把握，于是退而求其次，开始向清政府索要赔偿。

结果在英、法、美这些西方列强的所谓调停下，李鸿章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与日本签订《中日北京条约》，承认日本出兵台湾是“保民义举”的合法行动，并放弃对琉球的宗主权，同时赔偿日本50万两白银。

骨头缺钙的李鸿章就这样轻易地放弃了琉球，还向日本这么一个不入流的小国赔了一笔银子。

经过这起事件后，清政府认识到了海防的重要性以及海疆危机的严峻形势。

再来看西域那边是怎么个局势。

1865年，中亚地区的浩罕国陆军司令阿古柏在沙俄和英国的支持下，率军入侵新疆，占领喀什噶尔，两年后，占领南疆地区，成立哲德沙尔汗国，之后又改称洪福汗国。

1870年，阿古柏又占领了吐鲁番和乌鲁木齐等地，控制了新疆大多数地区。

到了1871年，沙俄长期觊觎新疆，于是派兵侵占新疆军事重镇伊犁。

至此，新疆大部分地区落入敌国之手。

从1872年开始，左宗棠在西北镇压陕甘回民起义期间，就开始谋划收复新疆的军事行动，并派徐占彪进兵肃州。

到了1873年，左宗棠平定了陕甘回乱，于是致信总理衙门，提出收复新疆的军事方案。

以上就是清朝当时面临的严峻局势，一边是沙俄侵占伊犁，阿古柏占领新疆，一边是日本人在沿海步步紧逼，海防与塞防之争，也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争论。

由于日本入侵台湾事件，清政府最终以赔款了事，还放弃了琉球的宗主权，被日本这样一个小岛国欺负，这让朝野上下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屈辱。

为了应对危局，总理衙门提出加强海防，并且制定出六条方针：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然后向各省督抚咨询。

当时左宗棠正在为收复新疆做战前准备，也收到了这份谕旨。

左宗棠很快就在奏章中正面给出了建议，他认为海防是很重要的，可以在北、东、南三地沿海，建立三个制造局，设立三名提督负责管理，但同时也指出当前财政困难，而且建设海防涉及到很多细分领域，具体操作起来，恐怕难度很大。

而李鸿章认为，建设海防需要巨资，但朝廷的钱都花在西北用兵的事情上了，应该大幅削减对西北的军事投入，并且放弃新疆，把每年用在西北的军费拿来建设海防。

李鸿章的这番言论相当于否定了左宗棠在西北镇压回民起义的军事行动，同时也是反对左宗棠西征收复新疆。

左宗棠当然是不可能认同的，两人由此围绕着海防与塞防展开了辩论，其他各省督抚也加入其中，形成海防派和塞防派。

李鸿章认为，清朝当时国力衰弱，没有能力顾及西域，而且新疆自从乾隆时代归入版图以来，每年投入巨资，却看不到什么收益，而朝廷拿到这数千里空旷的土地，没有什么用处，反而不断砸钱进去，实在是不值得。

而且新疆北接俄国，西边与土耳其、波斯等国挨着，南边靠近英属印度，列强环伺，即使收回来也不一定守得住。

所以，他建议，当前西北各军应该停止进军新疆，严守现有边界，一面招抚伊犁、乌鲁木齐、喀什噶尔等各地民族首领，然后让他们像朝鲜、越南那样，奉朝廷为正朔即可。

至于没有新疆会怎样这个问题，李鸿章认为，没了新疆，不会伤到元气，丢了新疆，就像得了一场小病，很快就好了，但海防一旦失守，就如同心脏受损一样，会元气大伤。

因此，李鸿章主张西北各军该撤的全部撤回来，也不必再西征了，能停的军事行动全部停止，把用于西北军事的军费拿来投入到海防中。

对于李鸿章的观点，左宗棠进行了驳斥。

首先，左宗棠驳斥了李鸿章所谓的新疆无用论。

他认为，新疆土地广袤肥沃，而且是战略要地，与西北臂指相连，也是保卫蒙古、京城的屏障，关系到国家存亡。

若丢了新疆，那么蒙古、甘肃、陕西、山西等地将直面敌国的军事威胁，如果敌人进犯，如此广阔的边界上，根本防不胜防，西北、蒙古一线也就没有安宁之日了。

对于海防问题，左宗棠认为海防非常重要，但眼下总体要稳定一些，而且，俄国、英国等国会不会在沿海挑衅，取决于西征的成败。

只要在新疆打疼了俄国人，他们必然忌惮三分，不敢在沿海生事。

另外就是李鸿章说，新疆旷地千里，都是无用之地，左宗棠也专门进行了驳斥，要知道，当年林则徐可是在新疆待了很长时间的，林则徐回来后，把自己在新疆整理的各种资料都交给了左宗棠。

因此，新疆物产丰富，土地肥沃这件事，左宗棠是一清二楚的。

还有关于西征军费以及海防需要的经费一事，左宗棠也进行了驳斥，这里不一一细说。

左宗棠最终的观点是，塞防和海防同等重要，二者应该并重，但事情要分轻重缓急，俄国人、英国人觊觎新疆，而且现在都落到敌人手里了，是非常急迫的问题，但海防总体相对稳定，应该集中力量收复新疆。

总之，这场大辩论最终白热化。

而终结这场辩论的，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

这个人就是瓜尔佳·文祥，此人是洋务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也是军机大臣，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属于位高权重的人。

而且这个人很有意思，他不仅热衷于洋务，还曾经提出吸取西方民主宪政制度的精神来改良清朝的制度，他是第一个这么提出的，思想比较进步。

文祥看着两派僵持不下，在经过多番权衡之后，决定支持左宗棠，最终促成了西征收复新疆的军事行动。

其实左宗棠说的很有道理，新疆不仅物产丰富，土地肥沃，而且是一块战略要地，是拱卫京师的屏障。

看看地图就知道了，新疆与蒙古、青海、甘肃接壤。

蒙古草原一马平川，无险可守，若新疆丢了，敌国进犯的话，直接沿着蒙古草原东进，可直接威胁京城，沿途还可以随时南下，威胁陕西、山西、河北等地。

如此一来，陕西、山西、河北都将成为边防第一线，还会有安生日子吗？

还有西北的甘肃、河西走廊也一样会成为边防第一线。

那么，请各位想一下，西起甘肃，经过陕西、山西、河北、京城，这一线将成为一条十分漫长的边防线，敌人只需要突破其中一点，就能打进来，甚至取道蒙古，可直插京城。

而清朝的战略安全将变得十分被动，不仅要在沿途部署重兵，还要在京城周围建立大量的防线，这不止是战略安全没了，而且还要话费巨额的防务费用。

想想这样的后果，你就知道左宗棠的战略眼光看的有多远了。

而当时新疆在已经被阿古柏和沙俄侵占的情况下，收复新疆的问题已然成了关乎国家存亡的急迫问题。

至于海防，当时主要就是日本人在挑衅，但日本人当时明治维新也才进行没多久，实力有限，真要打仗的话，日本人是没有多大胜算的，所以短期很难掀起风浪。

还有，日本人出兵3000人侵略台湾那件事，也就是李鸿章骨头软，不硬气，最后赔款了事，这要是换了左宗棠，他能先把日本人打一顿再说，赔款那就更不可能了。

事实证明，日本人当时根本没有能力对清朝发动一场战争，他们此后一直发展了20年，才敢动手（指甲午战争），而且还是举倾国之力，堵上国运动的手。

那种情况下，就应该教训一下日本，而不是赔款，李鸿章太软弱了。

此外，西方列强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取得了既得利益，与清朝的关系比较稳定，一般也不会有大的军事行动。

所以，从种种迹象来看，海防的迫切性远不如塞防，这里不是说海防不重要，而是说，收复新疆是一个迫在眉睫，而且关乎存亡的事情，必须及时解决，海防当然也重要，但相较于收复新疆，它可以适当缓一下，要分轻重缓急。

因此，我认为左宗棠的主张是非常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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