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兵器》杂志2018年3月刊，原作者徐博，转载时重新进行了二次内容完善及编辑、补充部分插图，与军迷同好一起分享。个人认为《兵器》是一本专业、客观的军事杂志，推荐持续订阅，丰富自身的军事及政治知识。将家藏杂志数字化保存同时进行转载的文章，虽多年份较久，但已足够为普通网友提供专业的军事基础知识，掌握足够的军事基础知识才能正确和客观的审视当下发生的国际军政事物和观点。

坦克与装甲车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迎来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随着坦克防护水平的不断提升，形形色色的反坦克武器也不断被创造出来。反坦克导弹以隐蔽、轻便、操纵简单、命中率高等优点在各种反坦克武器中异军突起，今天已经成为了反坦克武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提到中国的反坦克导弹，熟悉军事的朋友也许会立即想到老当益壮的红箭73、外贸明星红箭8、珠海航展上的红箭12。如今中国的反坦克导弹已经十分先进，形成了多种发射平台、多种射程、系列齐全的庞大家族。大家对于中国反坦克导弹的记忆大多始于红箭73，但很少有人知道，在红箭73问世前，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反坦克导弹被我国研制出来。

红箭-73反坦克导弹

红箭-12反坦克导弹又被称为中国版的“标枪”，具备“发射前锁定”和“发射后不管”的能力。

朝鲜战争时期，新中国第一次面临了大规模反坦克作战的挑战，尽管朝鲜半岛的山地地形限制了坦克装甲车辆的作战部署，美军的坦克仍然对我军造成了严重威胁。在总结朝鲜战争的经验教训时，我军各级指战员提出了对于新型反坦克武器的迫切需求。

50年代中期，我国从苏联引进并仿制RPG-2火箭筒（56式火箭筒)的同时，一批科研人员便开始了反坦克导弹的研制。

56式火箭筒是中国仿制苏联RPG-2的步兵反坦克火箭筒

1948年，法国的诺德-阿维什公司在纳粹德国X-7导弹的基础上开始进行反坦克导弹的设计。这款导弹在1955年定型并被命名为SS.10，它就是世界上第一种投入使用的反坦克导弹。

纳粹德国的X-4导弹，它所在的X系列是战后不少导弹的鼻祖。

第一代反坦克导弹SS.10

SS-10的后继型号——SS-11的教学模型，可以看到导弹前部巨大的破甲战斗部，在当时可谓无坚不摧。

1958年，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在中国开始了，军委常规兵器专业组将反坦克导弹的研制纳入了发展规划，决心独立自主地发展中国的反坦克导弹。随着任务的下达，中国的第一个反坦克导弹项目在当时北京工业学院师生“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搞科学研究，为建国10周年献礼”的口号中上马了。

北京工业学院正门（现北京理工大学）

师生们查阅参考了为数不多的国外反坦克导弹资料，分析了当时导弹的发展形势，又先后在各军兵种，炮兵司令部和总参谋部听取汇总各方意见，并经过反复讨论，最终给这款导弹定下了具体的技术方案：

(1) 战斗部：采用填充高能炸药的聚能破甲战斗部(采用触发式电引信）。

(2) 制导：最初拟采用无线电制导，考虑到抗干扰的要求，后来决定采用有线指令制导方式。

(3) 控制及部件：采用空气舵，通过气动舵机控制导弹的方向运动，通过尾翼上安装的副翼控制倾斜、稳定。

(4) 动力装置：采用助推器加续航发动机的二级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推进剂采用双基或复合推进剂）。

(5) 发射方式：采用架式倾斜发射。

(6) 弹体布局：采用“鸭式”舵面，气动布局按X形布局，尾翼端安装有副翼。

导弹研制代号：265-1。265是当时北京工业学院导弹专业出于保密需要选择的院系代号。

实验台上的265-1控制系统测试

导弹的设计从1958年的春夏之交开始。以当时新中国的工业基础和国防科技实力，想要研制这样一款导弹很困难。在论证时，设计人员就发现控制线和喷管材料是个不小的难题，更何况当时国内根本找不到一款成熟可靠的压电引信。而压电引信是保证破甲弹射流集中程度从而决定穿甲能力的关键部件。

困难无处不在，设计人员(他们大多是教师和学生）喊出了“革命加拼命”、“完成科研任务，向党献礼”的口号，夜以继日的进行研究工作。尽管反坦克导弹在导弹家族里只算得上是小个头，但在当时这绝对也是一项很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全校各个院系和部门倾尽全力，还需要与其他相关各单位、各部门联系合作。

北京工业学院为此成立了以院领导魏思文同志为首的指挥部进行协调工作，先后前往哈军工进行了风洞试验，与北大物理系、北京钢铁学院等单位合作寻找耐热烧蚀材料、优质合金材料，解决了发动机的防烧蚀问题。为了安排靶场试验，联系了解放军炮兵司令部训练处，飞行试验被安排在了南口靶场。

苏联的3M6“熊蜂”反坦克导弹，最大射程2.5千米。265-1与该弹的技术水平相近。

由于知识和技术储备的不足，导弹的研制工作是在“边研究、边实验、边改进”的状态下进行的。发动机在地面试验时多次出现意外，甚至还发生过爆炸事故。导弹经过大量的地面试验，在发动机工作基本稳定后转入靶场飞行试验。由于发射架的设计不满足要求，发动机点火后导弹在发射架上飞不出去，发射架倒塌，经过改进以后发射基本成功。后来又出现过几次导弹飞行不稳定、飞行不太远就掉地、偏离发射瞄准线较远的情况。

经过多次故障分析和试验研究，无控飞行试验基本成功，导弹技术状态达到一个令人比较满意的水平。在保证无控飞行基本可靠后，导弹开始进行放线飞行试验。

1958年7月的头几天，导弹开始进行放线飞行试验，这是为接下来的有控飞行试验做准备。然而导线质量和线管设计中存在的技术问题使放线试验进行的并不顺利。几次试验都达不到设计指标的要求，有控飞行试验未能如期进行。尽管如此，在8月1日早晨进行的放线飞行试验中，导弹还是成功地飞行了2000米左右。

试验结束后，魏思文同志参加了国防部举办的国防科技献礼大会，在会议上，中央军委和上级党政领导对265-1项目的研究成果很重视，给予了高度评价。1959年，在国防部为庆祝建国十周年而举办的国防科技新成果展览会上，展出了265-1反坦克导弹的原理样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邓小平及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们先后参观并听取了关于反坦克导弹技术的讲解。

周总理视察265-1型反坦克导弹武器系统的研制

到1960年，各单位根据试验过程中暴露的问题，进一步对各个分系统和部件的关键技术进行攻关。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研究，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尤其是制导系统和控制系统中的一些关键性部件存问题较多。再加上1960年以后遇到国家经济困难，财政开支难度较大，许多建设项目都不得不停顿，科学研究工作很难继续开展，265-1反坦克导弹的研制工作就此停止了。

1961年以后，根据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等领导机关的安排，北京工业学院一部分参与了“265-1反坦克导弹”研制工作的人员动身前往沈阳炮兵技术研究院。而红箭73诞生之前的另一个故事就从那里展开。

“265-1”反坦克导弹是我国在科学技术水平不高、工业不发达、基础研究条件较差的情况下独立进行导弹研究所取得的初创性成果。诚然，它仍然有很多不完善、不成熟的地方，离能够投入实战还有相当长的距离，然而这却是新中国反坦克导弹研制真正的起点。

如今陈列在北理工教学馆内的265-1模型

1961年，新中国的国防工业遇到了“天灾人祸”。一方面，三年自然灾害使国家经济出现严重困难。另一方面，苏联撤走了全部的在华专家。更糟糕的是，随着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强大的军事力量对中国构成了严重威胁。一马平川的蒙古草原和华北平原给庞大的装甲突击群提供了绝佳的作战环境，中国急需研制一种有效的反坦克武器来在宽正面、大纵深的防御战中摧毁敌方装甲车辆，迟滞苏军突击力量。面对这种情况，军队领导机关再次筹划反坦克导弹的研制。

1962年年初，沈阳炮兵科学技术研究院带头，与北京工业学院、沈阳724厂组成了联合研制机构，新型反坦克导弹项目上马，研制代号J-201，总设计师王昌仁。通过情报检索与分析研究，研究人员获得了一些有参考价值的资料，其中最有用的是一本联邦德国“柯布拉”反坦克导弹的勤务指南，其中比较详细的介绍了柯布拉导弹的结构与性能参数。

图示：“柯布拉”反坦克导弹是瑞士康特拉斯和厄利康公司联合研制的第一代反坦克导弹，1957年联邦德国伯尔科公司基于“柯布拉Ⅰ”改进出BO-810型，并出口至阿根廷、巴西、以色列等二十余国。

J-201的原理样弹，可见用于测试弹内电路的加电变压器。

然而研制一开始，设计人员反而在导弹设计方案的选择上出现了分歧，一部分人认为应当依据柯布拉反坦克导弹的资料，采用有线制导的控制方式。而另一部分设计人员认为，265-1反坦克导弹的研制经验表明，有线制导存在着材料和可靠性的诸多问题，新导弹应当采用无线制导体制，双方莫衷一是。

1963年10月，曹刚川同志从苏联加里宁炮兵学院毕业回国。他所在的团队带来了苏联的3M6（AT-1）导弹教材和使用说明。虽然3M6导弹是车载重型反坦克导弹，与我国便携式新型反坦克导弹相比，在设计理念方面并不相同，但它采用的有线制导方式给J-201反坦克导弹的研制指明了方向。通过对教材的学习，科研人员也掌握了导弹的控制原理和部件组成等关键技术。

AT-1反坦克导弹，其制导系统采用目视瞄准跟踪与手控有线指令传输，是早期的第一代反坦克导弹的典型特点

炮兵副司令陈锐霆（中）视察J-201导弹试验，副总设计师王昌仁（右）曹翟（左）陪同。

经过十多次无控飞行实验，初步解决了一系列导弹发动机和导线放线中存在的问题之后，J-201导弹在1964年12月成功进行了第一次有控飞行试验。3发试验弹中有一发成功受控飞行了600米。用副总师曹翟的话说“这一发600米的有控飞行，凝聚了近百名科技工作者三年的心血，它证明了我们的方案可行，象征着我国反坦克导弹进入了新的阶段，给我们带来了信心和希望。

1964年成功完成受控飞行实验的J-201，外形与“柯布拉”十分相近。

”随着科技项目和单位的调整，J-201导弹的研制由沈阳转移到西安兵器工业二零三所继续进行。1966年年初，导弹开始进行靶场测试，但随后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拖慢了导弹的研制进度。1969年珍宝岛事件之后，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反坦克武器科研生产会议，“823”反坦克武器大会战开始了。J-201导弹作为会战成果之一来到北京进行了汇报表演。参试代表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由此J-201导弹的研制工作再一次走上正轨。

1969年年底，通过加工工艺的改进和结构的优化，先后解决了推进剂装药和制导导线的放线问题，提高了导弹可靠性，J-201导弹设计完成并开始进行定型试验。1971年，该导弹被安排在三个军区的基层部队进行试用，受到了基层指战员的广泛好评。战士在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模拟训练之后对于目标的命中率能达到60%左右。试验还证明了其在寒区和热区的使用可靠性十分良好。

经历重重磨难之后，1973年1月J-201导弹终于正式设计定型——此时距离项目立项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

正在寒区接受测试的J-201导弹，技术干部正在检查发动机点火电路。从军装判断，这一幕发生于文革前。

J-201导弹在定型后并没有大量投入生产，也没有正式列装部队，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国于1971年获得了苏联的9M14（AT-3）反坦克导弹。这就是我国红箭73反坦克导弹的原型。相比于技术更加先进的9M14，J-201导弹不能折叠、勤务性差，且飞行速度慢、射程近、破甲能力不足、控制困难等缺点暴露了出来。可以说其技战术性能全面落后于红箭73，因此在70年代末反坦克导弹选型的时候完败给了红箭73。这也反映出那个特殊年代军工科研人员所面临的尴尬局面。

苏联的9M14“婴儿”反坦克导弹

通过对9M14导弹的学习消化，我国成功研制了红箭73反坦克导弹。

万丈高楼平地起，尽管J-201反坦克导弹最终没有列装部队，然而它作为中国成功研制的第一个反坦克导弹，为之后红箭73乃至红箭8反坦克导弹的研制铺下了一条道路。在J-201反坦克导弹几十人的研制队伍当中，有两人后来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而在研制过程中锻炼出来的科研队伍，直接促成了我国反坦克导弹研发基地——兵器工业二零三所的建立和发展。这些人也成为了之后共和国一件件破甲神兵的锻造者，为我国的国防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我国研制的红箭8反坦克导弹

1978年，J-201反坦克导弹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这是对这款导弹价值的最大肯定。同时这也标志着，我国反坦克导弹事业由此开始了质和量的飞跃。

柯布拉反坦克导弹1954年由瑞士厄利空康特拉斯公司和联邦德国波尔考公司联合研制，之所以叫做Cobra（眼镜蛇）是因为两家公司加上德语中火箭（Rakete)的首字母缩写正好是COBRA。

1957年该导弹进入联邦德国国防军服役。它采用目视跟踪，手动操纵，有线制导，导弹射程400米至1600米，65度夹角下破甲厚度120毫米，弹长950毫米，直径100毫米，重10千克，属于第一代反坦克导弹。

导弹头部装有聚能破甲战斗部，后部是呈“X”形布置的四片硕大的弹翼，发射时弹翼可以直接将导弹支撑在地面上，弹翼后缘装有塑料制成的扰流片。为了便于搬运，在上方两片弹翼之间还装有提手，提手后边装有曳光管，以便对导弹进行目视识别和跟踪。

美军测试柯布拉(眼镜蛇)导弹

动力装置由起飞发动机和续航发动机组成，起飞发动机位于下面两片弹翼之间，推力为500牛，工作时间约0.6秒，喷管向下与导弹纵轴成25度夹角用以产生向斜上方的推力，使导弹与地面成22度夹角向斜上方跃起，并把导弹抬升到预定的高度。续航发动机位于弹体后部，推力为78.5牛，工作时间18.8秒，用来保持全部飞行过程中导弹85米/秒的飞行速度和机动性。

导弹发射后射手通过瞄准镜目视跟踪导弹和目标，估测出导弹飞行方向与视线间的偏差，然后操纵控制装置上的手柄给出修正指令，指令通过导线传给导弹，控制扰流片修正弹道偏差，使之命中目标。由于过大的机动容易使导弹坠地，一般情况下要求射手控制导弹在飞行过程中始终稳定在目标上方，然后在继续飞行中降低其高度直至击中目标。

马岛战争中的柯布拉导弹

这类采用人工指令制导方式的导弹对射手的要求比较高，射手在控制导弹时注意力必须高度集中，确保控制命令简洁准确，只有那些发射经验丰富心理素质过硬的射手，才能在战场的复杂环境中控制导弹精确的命中目标。

此外，在导弹长达十几秒的飞行过程中射手始终暴露在敌方火力之下，很容易遭到压制性射击而使导弹脱靶。

柯布拉导弹与同时代法国SS.10导弹技术类似。除装备西德军队外，还曾出口至阿根廷、以色列等国。日本的第一代反坦克导弹64式也与该导弹存在技术联系。

西德陆军使用的柯布拉改进型——柯布拉2000反坦克导弹

阿根廷在柯布拉基础上研制的马索戈导弹

日本陆上自卫队的60式装甲车正在发射64式反坦克导弹

法国为替代SS.10而设计的ENTAC导弹

ENTAC导弹剖面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