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恶的最高级别是什么?坏事做尽,还被人捧得高高在上
我在县法院刑庭干了二十六年。退休以后,常有人问我一句:你这辈子办那么多案子,你见过的坏人,坏到什么程度?
我每次都不直接答。我跟他们说,恶这个东西,是分层的。就像水,浅的地方你能看见底,深的地方,你把竿子伸下去,探不着。
我干这行二十六年,见过三层。
第一层,是明着来的那种恶。
偷、抢、骗、打。这种人被抓的那天,脸上就写着。他坐在那把椅子上,头一低,什么都不用问。他身上那种坏,是诚实的坏。他自己知道自己在干坏事,他认。卷宗翻到最后一页,你心里是清楚的:这个人是坏人,这个案子办完了。
这种恶,是低级的。它坏得光明正大。
第二层,是躲在规矩后头的恶。
后来我见过另一种人。他不动手。他的手上是干净的。
我办过一个案子。上面下来一笔款子,一层一层往下走,走到终点,落到那些干活的人手里,剩了一点点。你去查,一层一层问过去,每个人都跟你摊手:我这是按流程签的字。合同有,发票有,验收单有,章是真的。
那个真正拿钱的人,坐在家里喝茶。你到村里打听,人人都说他好——他给学校捐过款,他给村里修过桥,他过年给老人送过米。
这种恶,比第一种高一层。它自己不动手。它让别人动。它把自己藏在那些"流程""规矩""签字"后头。
可它还是有形的。你顺着钱那根线捋,总能捋到那个手里。
第三层,也就是最高那一层——
恶到了这个份上,它已经不需要"恶"这个字了。
它把自己装成善。它不是偷偷地干,它是当着所有人的面干,干完了,还被人捧着。
它operation的方式是这样的:它让那些替它干活的人,个个觉得自己在做一件好事,在尽一份本分,在报一份恩。谁也没觉得自己在作恶。到最后一算账,所有人都掉进坑里,而它站在坑边上,手里还捧着一束花。
白居易有一首诗,说的就是这个。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这四句里那个"王莽谦恭未篡时",是我这辈子翻卷宗翻得最多的一句。
王莽这个人,两千年吵不完,是圣人还是巨奸,到今天没定论。我不去断他。我说的不是他这个人,是那个现象。
他年轻的时候,在一个奢靡成风的外戚家族里,独独守着一份清苦。他散盡家财,接济门客,救济穷人;他儿子杀了家里一个奴婢,他逼着儿子自杀抵罪。全国旱灾,他带头献出田产三十顷。那时候的朝野上下,人人都夸他,说他是道德完人,是一代圣贤。天下的百姓、满朝的官,推着他往前走,推着他去坐那把椅子——不是他抢的,是人家求着他坐的。
他坐上去了。他推出一套又一套制度,土地、奴婢、钱币、官制,一样一样改。他那套东西,立意是不坏的,有些地方,甚至超前得让人觉得他不像那个年代的人。可他不管现实能不能接得住。几年下来,荒地、流民、天灾、饥荒,把整个天下拖进去了。
我想说的是那一件事:一个人可以做到"人人说好",而结果是把所有人拖下水。
他坏在私心吗?我办过那么多案子,我见过太多有私心的人。私心这个东西,反而好查。王莽那种,难查。他不是贪钱,不是贪色,他贪的是他心里那个"对"。
一个人把自己心里那个"对",当成天下人都必须付的一笔账——这就是最高那一层恶的样子。
这个事儿,秦桧也是一样的。
他活着的时候,权倾朝野,满朝的人写诗夸他、给他送寿礼。那时候的秦桧,也是被人捧着的,捧得高高在上。谁不捧,谁就有麻烦。
一千多年过去了。如今杭州岳王庙那几尊跪着的铁像,就是他和几个跟他一块儿弄那桩事的人。铁像被围在栏杆里,来来往往的人往里吐口水。那铁像的头,被摸得发亮。
这两个人,一辈子做的事不一样,可那件事是一样的:在他们在世的时候,他们的恶,是有人捧的。
说到"捧"这个字,我不得不提一个人。
汉娜·阿伦特。她是个搞政治哲学的,德裔,后来去了美国。
1961年,以色列把纳粹战犯艾希曼抓回去审。艾希曼这个人在二战里管的是"犹太人问题的最终方案",是那套杀人机器的执行人。阿伦特当时是《纽约客》的特约记者,她自告奋勇去耶路撒冷旁听。
她去之前,心里想的是,我要好好看看这个恶魔长什么样。
审判开始那天,她看到的,是一个坐在玻璃罩子里的人:中等身材,有点瘦,四五十岁的样子,前脑门半秃,牙齿不好,近视眼,脖子干瘦。整个人一直朝法官席那边探着脖子。
她听了几个礼拜。她越听越觉得不对。这个人说话,句子是空的。他不会站在别人的角度想一件事。你问他,他就说,那是命令,那是我的职责,我按规矩办的。
她后来写了一本书,提出一个词:平庸之恶。
她那个话的意思,我按我这个粗人的理解说:恶这个东西,不一定长着獠牙,不一定是个恶魔。它有可能就是一个小职员,上班、下班、把文件签了、把表格填了、把那一车人送上那趟车。他不觉得自己在作恶。他连想都没想过。
她这个话当年捅了个大篓子。好多人骂她。可我读到这个词的时候,坐在我那间办公室里,想起的是我那些卷宗。
那些卷宗里头,真正的坏人,其实不多。多的是那些"我只是按流程办了"的人。
阿伦特讲的是执行的那一层。我今天要接着往下说一句——
最高的那一层,是让这些不思考的人,替它把事干完;干完了,还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在尽职责、是在报恩、是在做一个好人。
这个话,不用往历史里找。就在我们身边。
单位里那种人,你肯定见过。出了事,责任顺着杆子往下滑,滑到最后那个最老实的人头上。有了功,那些名字往上一挪,都挪到他那栏里去了。他一步一步往上走,走到最后,人人都说他好,说他脾气好、人缘好、会做人。
那种人,你跟他共事十年,你恨都恨不起来,因为没有什么可以让你恨的具体的事。他就是那么一点一点走的。等他坐上去了,你才想起来,他走的每一级台阶底下,垫着的都是别人的肩膀。
家里也有。
有一种人,一辈子"都是为了你好"。为了这个家,把一家人都耗干了。他不打你,不骂你,他什么都做,他什么都对。到后来你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你说什么?他做的每一件事,摆在桌面上都是对的。你要是一说,你就不孝、你就没良心。
大家还夸他。街坊都说,那个人是真好人,那样的男人,那样的媳妇,哪儿找去。
这就是最高那一层:它把"好",做成了一件外套。
我办过一件事,到现在记着。
一个村里有个"好人"。几十年了,村里谁家办事他都到,谁家有难他都伸手。后来他出了事。他的事不小。那天案子立起来,村里有一半的人,给他写了求情信。
那些信,厚厚一沓,都是手印。
那些人不是坏人。他们写的每一个字都是真心的。因为他们看见的,只有那个人的那一半——在饭桌上给人夹菜的那一半,在人家门口帮着抬桌子那一半,掏钱给老人买药的那一半。
他另外那一半,他们没看见。
看一半,是人这一辈子的毛病。而那个最高级的恶,就是专门做给这半边的。
所以你要问我,这种人怎么认?
我干这行二十六年,总结出三条,说给你听。
第一条,看他身边的人,还敢不敢说话。
凡是只能听见一种声音的地方,那个东西一定在。一个家里,一个人身边围着的人,个个都说好,没有一个敢说第二个字的,你就要留神了。不是他们没想法,是那个地方不许有。
第二条,看他做的好事,代价是谁在掏。
善是有账的。一个人做了好事,你往下翻,看那一笔账最后落在谁头上,是谁在割肉、是谁在填窟窿。有些人的善,是拿别人的命换来的脸面。
第三条,看他怎么对待"不感激"。
一个人能被感激,这是好事。可他要是把这个当成规矩,谁不感激谁就有罪,那就不是善了。人这一辈子,可以要求被尊重,不能要求被感激。
还有一个最靠得住的法子:时间。
白居易那句话说到骨子里了——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可我要再补一句,这话也不能全信。时间不一定替人还账。秦桧跪了一千年,可这一千年里,多少跟他一样的人,没被跪下来,名字还刻在碑上、挂在墙上的名字里。
时间只是一面镜子,它把真的照出来;照出来的东西,得有人肯看。
我干了二十六年,办的都是别人的案子。今天最后,我说一件我自己的事。
有一年,一个很小的案子。里头牵扯到一个我认得的、口碑极好的老同志。那件事,往上再查一层,就能查到他。我动笔写那份材料的时候,停了一下。
我停那一下,想起他那个人在大会上讲话的样子,想起他逢年过节去看望老人。
我后来把那个名字,绕过去了。
那件事,到现在我记着。记着的不是那个人,是那天我放下笔的那一下。
我今天说这个,是想说一句实话——
那种最高的恶,它不在别处。它就在每一个"算了"里头。它在每一支放下去的笔里。它靠的不是一群坏人,它靠的是像你我这样的人:不坏,也不作恶,只是那天累了,只是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是把笔放下了。
所以你要问我,这恶的最高级别是什么。
我的答案是这么一句:
最高的恶,是它让你在干坏事的时候,觉得自己是个好人。
它不挑坏人。坏人有名有姓,好抓。
它挑的是你我。它需要的第一样东西,从来不是刀,是一堵墙——一堵由沉默的人垒起来的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