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东门的街角，如今立着一盏锃亮的共享充电宝柜，蓝白相间的外壳映着车流，热闹得有些刺眼。可我总忍不住在路过时多望两眼——那里曾有个绿色的铁皮报刊亭，像块褪色的糖，嵌在我少年时代的晨昏里。

那报刊亭不足两平方米，铁皮顶被常年的雨水浸出些锈斑，四围的玻璃擦得透亮，里面码着整整齐齐的报刊。守亭的是张爷爷，总穿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鼻梁上架着副断了腿的老花镜，用胶布粘了继续戴。他记性好，哪个学生爱买《儿童文学》，哪个上班族习惯要份早报，都记得清清楚楚。我上初中时，总攒着每周的零花钱，在放学路上拐进亭子里，踮着脚够玻璃柜上层的《故事会》。张爷爷见我来，会提前把最新一期抽出来，用粗糙的手指捻掉封面上的灰：“丫头，今天来得早，这本刚到的，还留着油墨香呢。”

报刊亭是少年时的“秘密基地”。买不起全套的《哈利·波特》，就蹲在亭外的石阶上，借着玻璃透进来的光，一页页蹭着看，看到精彩处，连放学铃声都忘了。张爷爷从不说什么，只悄悄把旁边的路灯开关拨亮些，再递来一杯晾好的白开水：“慢点看，别伤了眼睛。”雨天更热闹，没带伞的路人挤在亭子里，有翻报纸的，有聊家常的，张爷爷的铁皮亭就成了临时的“避雨港”。有人忘带钱，他摆摆手：“报纸先拿去看，钱下次再给。”亭子里的油墨香混着雨水的潮气，竟成了最难忘的烟火气。

后来，手机慢慢成了口袋里的“全世界”。早报的头条变成了推送，杂志的连载移到了屏幕上，路过报刊亭的人越来越少。张爷爷的玻璃柜里，报纸堆得越来越厚，杂志的封面也渐渐蒙了尘。有次周末我回去，看见他坐在亭子里，手里捏着份没人买的晚报，老花镜滑到鼻尖上，眼神空落落的，像在等什么。“丫头，现在都看手机啦，”他叹口气，指了指柜角，“你以前爱读的《儿童文学》，这月就剩最后一本了。”我买下那本杂志，封面都有些卷边，翻开时，油墨香还是熟悉的味道，却少了当年蹲在石阶上的雀跃。

再后来，城市改造的通知贴到了亭子里。拆亭那天，我特意绕路去看，绿色的铁皮被吊车吊起来时，张爷爷站在路边，手里攥着那把用来拨亮路灯的旧开关，眼圈红红的。他把最后剩下的几份报纸塞进我手里：“留个念想吧，以后再也见不着啦。”铁皮亭被拉走的那一刻，街角的风好像都变慢了，只有路边的梧桐树，还记得当年蹲在树下看杂志的少年，和亭子里那杯晾好的白开水。

如今，手机里的信息刷得再快，也找不回当年蹭读杂志的欢喜；共享充电宝再方便，也替代不了亭子里那盏暖黄的灯。偶尔整理旧书，翻出那本卷边的《儿童文学》，指尖触到泛黄的纸页，突然明白，消失的从来不是一座铁皮亭——是慢慢读一页书的耐心，是陌生人之间的信任与温柔，是少年时代里，那些不慌不忙的、带着油墨香的时光。

路过东门街角时，我还是会习惯性地驻足。共享充电宝柜的灯光很亮，却照不亮当年蹲在石阶上的影子。可我知道，张爷爷的铁皮亭，早已经藏进了记忆里最软的地方，每当想起那缕油墨香，就像又回到了那个放学后的黄昏，有人在亭子里，为我留着一本带着温度的杂志，等着我踮起脚，去够那片小小的、纸质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