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正文结局：晚年家中装防弹玻璃，卧室养十几条狼狗，10个子女疏远他，活到97岁葬礼冷清......
01
在特务这个古老的行当里，吹牛向来是一门基本功。
有些人吹自己三进三出、千军万马中取上将首级；有些人吹自己谈笑风生间，樯橹灰飞烟灭。
但我们故事的主人公，谷正文先生，他的牛皮吹得就比较有文化，有格调。
在他晚年出版的一系列回忆录里，开篇总有一句分量十足的自我介绍，掷地有声：“在民国二十四年这个战乱频仍的时代，我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的身份加入了戴笠的军统局。”
北京大学，中文系。
它代表的不仅仅是一纸文凭，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知识分子、社会精英、国家栋梁。
仿佛从一开始，他就站在一个道德和智识的高地上，他之后的一切行为，似乎都有了某种“合理解释”。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高明的开场白，充满了戏剧张力：一个本该在未名湖畔吟诗作对的爱国青年，为救亡图存，毅然投身于最黑暗的秘密战线。
听起来，是不是很像电影剧本？
然而，历史这个东西，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它总会在不经意间，把那些精心裱糊的牛皮纸给你捅破。
很多年后，当好事者们拿着谷先生的大名，去翻阅北京大学档案馆里那几本已经泛黄发脆的新生名册时，一个尴尬的事实出现了。
他们把1932年到1935年的每一页都翻了个底朝天，从头到尾，仔仔细细地找，别说“谷正文”了，就连他的本名“郭同震”，也是查无此人。
档案馆的工作人员甚至贴心地把所有山西汾阳籍的学生名单都拉了出来，依然没有一个能和他对上号。
这就很尴尬了。
原来，这位“北大高材生”的身份，从一开始，就是他精心打造的无数谎言中，最基础、也最关键的一块基石。
那么，真实的郭同震，也就是后来的谷正文，当时在干什么呢？
他确实在北大附近混，但不是在教室里听课，而是在沙滩的街头搞运动。
1935年，“一二·九”运动进入后期，北平城的空气里到处都是热血和口号。
在北大所在的沙滩区域，一群青年自发组建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一支分队。
我们的郭同震同志，就是这支分队的“大队长”。
问题在于，这支队伍的成员，基本都不是正儿八经的北大学生。于是，圈内人便半开玩笑地送了他一个外号——“杂牌大队长”。
“杂牌”，这个称呼，精准地概括了谷正文一生的底色：非主流，不走正途，却总能凭借自己的手腕，在主流的牌局里搅动风云。
这位“杂牌大队长”虽然没能混进北大的校门，但他身上有一种更厉害的天赋——表演。
他天生就是一个演员，而且是那种能把自己都骗过去的出色演员。
很快，他就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更广阔的舞台。
抗战爆发后，郭同震辗转加入了由中共北方局领导的“山东政府教育厅演剧队”。
在那个每个人都用理想燃烧自己的年代，这个剧团汇聚了一大批后来在中国文艺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比如张瑞芳。
在这些真正的革命者中间，郭同震的“表演”开始了。
郭同震表现得比任何人都要完美。
他个子高大，浑身仿佛有使不完的劲儿，性格爽朗，能说会道。
排练的时候，他比谁都投入；讨论学习，他的发言总是那么积极，那么有见地。
他和剧团的领导者荣高棠（当时叫荣千祥）好的能穿一条裤子，称兄道弟，推心置腹。
他和张瑞芳、张昕这些女同志们的关系，也把握得恰到好处，热情而不轻浮，可靠而又稳重。
在同志们的眼中，这个叫郭同震的年轻人，简直就是完美的革命战友。
尤其是在排演著名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时，他所展现出的那种发自肺腑的热情，足以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
当他声嘶力竭地喊出抗日口号时，没有人会怀疑，这颗心不是红色的。
然而，他们都看错了。
他们看到的是舞台上的郭同震，却从未见过台下的他。当夜深人静，同志们已经进入梦乡时，郭同震却毫无睡意。他会在黑暗中，冷静地复盘今天发生的一切。
谁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谁只是同情革命的积极分子？
谁的性格软弱，可以被利用？
谁的意志坚定，需要提防？
每个人的家庭背景、社会关系、性格特点，都在他的脑子里被分门别类，建档归册。
剧团的领导者荣高棠，自然是他观察的重中之重。
郭同震早已通过自己的渠道和分析，确认了荣高棠的党员身份。但他不动声色，依旧把荣高棠当作最可信赖的“大哥”，分享着自己的“革命感悟”，甚至会在夜谈时，痛心疾首地探讨中华民族的出路。
他的表演，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很快，一个绝佳的“试镜”机会来了。
某天，剧团乘坐着一辆破旧的卡车，在崎岖的山路上转移。
车上，藏着好几箱子抗日宣传的传单和文件。
在那个年代，这玩意儿要是被日本人发现，车上的人一个都活不了。
墨菲定律告诉我们，你越是担心什么，就越会来什么。
在一个拐弯处，他们迎面撞上了一支荷枪实弹的日军小股巡逻队。
车厢里瞬间一片死寂，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空气仿佛凝固了，只能听到自己擂鼓般的心跳声。
一个日本军曹端着三八大盖，一脸凶横地走了过来，嘴里骂骂咧咧。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在劫难逃的时候，郭同震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惊掉下巴的举动。
他脸上堆着谦卑的笑容，主动从车上跳了下去，迎着那个日本军曹就走了过去。然后，他微微一鞠躬，用一口流利到让日本人自己都感到惊讶的日语，和对方打起了招呼。
他解释说，他们是一个四处流浪的戏班子，生活所迫，来“贵军”的地盘上讨口饭吃，希望能多多关照。
他的语气、神态、甚至是对日本军人那种微妙的等级心理的精准把握，都堪称完美。
那个原本一脸凶横的军曹，神色也缓和了下来。
但军曹的目光，还是落在了那几个可疑的大箱子上。他用枪托敲了敲，厉声问道：“这里面，是什么？”
同志们的心又一次悬了起来。
郭同震却不慌不忙，甚至亲热地拍了拍箱子，用一种近乎谄媚的语气说：“报告太君，这是我们团长最宝贝的几件私人戏服，都是些花花绿绿的绸缎。我们团长说了，要是能有幸见到皇军的军官阁下，一定要把这些献上去，博长官们一笑。”
说着，他压低了声音，神秘兮兮地补充道：“都是给女人穿的，漂亮得很。”
这番话，信息量巨大。既解释了箱子的用途，又满足了日本兵的某种龌龊想象。
更绝的是，郭同震在和军曹对话时，眼神无意中扫到了对方胸前一枚不起眼的徽章。
那是一个非常冷门的标志，但他恰好在某本杂志上见过，知道那是日本九州某个偏远县城的标志。
他的大脑飞速运转，立刻又加了一句：“说起来真巧，太君您这个徽章，我看着眼熟。我的老家以前也有来自贵县的商人，他们人都很和善，我这几句日语，就是跟他们学的。”
这纯粹是胡说八道，但他赌对方不会去查他的户口本。
这一招，彻底击溃了日本军曹的心理防线。
在一个异国他乡的战场上，突然听到有人能认出自己家乡的标志，那种感觉是极其微妙的。
军曹脸上的凶横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丝老乡见老乡般的亲切。
盘查草草了事，巡逻队挥手放行。
当卡车重新启动，慢慢远离危险时，车厢里爆发出劫后余生的巨大欢呼。
同志们纷纷把郭同震当成了英雄，围着他，拍着他的肩膀，又捶又打。
他只是谦虚地笑着，解释说自己老家那边以前有日本商人，耳濡目染，学了点皮毛，没想到今天派上了用场。
这个解释，合情合理，所有人都信了。
只有一个人例外。
剧团的领导者荣高棠，在欢呼的人群中，没有说话。他只是隔着人群，深深地看了郭同震一眼。
他不是怀疑郭同震的忠诚，那时候，他做梦也想不到“叛徒”这两个字。他只是对郭同震刚才的表现，感到了一种无法言说的、毛骨悚然的困惑。
那种超越年龄的镇定，那种对敌人心理近乎本能的精准洞察，那种在生死关头，还能即兴发挥、滴水不漏的表演能力……这不像一个热血青年，更像一个……一个在黑暗中行走了很久的老手。
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荣高棠没有说出来，只是在日后的相处中，多了一分自己也说不清的留意。
舞台上的“革命者”，与台下的“观察者”，郭同震在这两种身份之间切换自如，享受着这种双面人生的刺激。
然而，再出色的演员，也有谢幕的一天。
郭同震的谢幕，来得同样突然，且充满了戏剧性。
那一天，剧团又要转移。同志们忙碌地收拾着行装，装车，一切都有条不紊。
郭同震找到了荣高棠，脸上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歉意，说自己的手表坏了，想去镇上找个师傅修一修。
他拍着胸脯保证，耽误不了多久，很快就能骑车追上队伍。
在那个年代，手表是贵重物品，这个理由无可挑剔。
荣高棠没有多想，拍了拍他的肩膀，叮嘱他注意安全，快去快回。
郭同震点了点头，转身离去。他的背影，在同志们的视线中渐渐消失。
然而，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有人说，他可能在路上遇到了敌人，被捕了。有人说，他或许是为了掩护谁，牺牲了。大家为他惋惜，为他悲伤，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把他当作一位失踪的烈士来怀念。
没有人，把他和“叛逃”这个词联系在一起。
直到六十多年后，台北永康街一间昏暗的住宅里，一位白发苍苍的记者，向垂垂老矣的谷正文（也就是当年的郭同震）问起了这件事。
“前辈，我们查到资料，说您当年在‘战士剧社’，为什么会突然失踪？他们都说您是去修表了……”
听到这个尘封已久的问题，那个行将就木的老人，浑浊的眼睛里突然闪过一丝奇异的光。
他的嘴角咧开，露出一抹混杂着残酷、得意与嘲弄的笑容，用一种平静到令人不寒而栗的语气，清晰地吐出五个字：“那是骗人的！”
那么，真相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