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契尼的《图兰朵》在世界歌剧舞台上取得了显著的地位，并且随着世界的进步，依然在音乐舞台上熠熠生辉。 它的成功与其中融入的“中国元素”密不可分，故事背景设定在元朝时期的中国，人物塑造自然流露出浓郁的中国氛围。 主角图兰朵外貌绝美，作为元朝公主，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势，然而，为了复仇，她铸就了冷酷无情的性格。 最终，这位美貌而冷酷的中国公主被鞑靼王子卡拉夫的爱所征服，卡拉夫是一位流亡至中国的鞑靼王子，他对中国公主怀有极大的向往。 并非仅仅因为她的美貌，更因其强烈的征服欲望和自信，这源于他对部族利益的考量和对中国这一强大国家的向往。 柳儿是一个身份卑微的侍女，作为配角，她原本被描绘为顺从、服从、甘愿牺牲的典型东方女性形象。 然而，普契尼通过独创性的塑造，将她打造成了整部剧的核心，成为古典歌剧中的一个经典女性形象。 在服装方面，尽管不同版本的设计可能存在细微的调整，但这并不妨碍突显中国元素。 比如，在皇帝和图兰朵公主的服装上，常见的龙凤图案，以及官员们头顶的帽子形制和服饰等，虽然这些可能并非完全准确，但它们呈现了一种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印象。 作为一部设定在中国背景下的歌剧，普契尼在人物刻画方面努力地运用了所谓的“中国元素”，以期达到更加“真实”的效果。 柳儿被描绘为一个顺从、服从、甘愿牺牲的东方女性，然而，这所展现的东方女性形象更可能是他们对亚洲女性的臆想。 值得称赞的是，普契尼尽管从未到过中国，却能创造出这样的形象。 普契尼从未亲临中国，且对于他不感兴趣的文学作品也不甚关注，他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创作之中，他对中国的了解可能仅限于传闻。 对于图兰朵这样的角色，其偏激的人物性格可能是他将西方女性特质与剧情需要相结合所塑造出的虚构形象。 西方歌剧通常具有浓厚的悲剧色彩，但普契尼的《图兰朵》却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有些观点认为这是普契尼故意突破西方传统歌剧的俗套，标新立异，在情节安排上运用了“中国元素”。 中国的戏剧和文学作品大多以圆满的结局为特点，与西方文化形成鲜明对比。 以《梁山伯与祝英台》为例，尽管两位主人公最终双双殉情，但他们也在故事中羽化成蝶，给观众带来一些安慰。 《图兰朵》这部以中国为背景的歌剧中，中国元素的运用可以用鲜明、准确和恰到好处来形容。 剧情中设定的地点是北京，这个经济和文化中心，在中国和西方国家看来都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国”符号之一。 在服装方面，尽管不同版本可能对服饰稍作调整，但仍能突出中国特色。 在皇帝和图兰朵公主的服装上，以及官员们帽子的形制和服饰中，出现了龙凤图案。 虽然不是完全准确，但却呈现出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一种印象。舞台布景和道具方面，出现了场面宏大、气势威严的场景。 在民俗和生活习惯方面，呈现了孔子、道士、结婚用的红灯笼和抬轿子，丧礼用的白灯笼和抬棺，至于语言方面，则充斥着大哉、读圣贤书、吾皇万岁等极具中国特色的元素。 普契尼的《图兰朵》成功地运用了“中国元素”，给我们传达了中国戏剧发展的两个关键要素，要主动适应时代的变革，跳出自身，吸收国外艺术的精华。 中国戏剧需要主动关注当代民众对艺术的需求，通过自我创新来适应市场。 创新的途径有很多，其中吸纳外国优秀文化元素是一个可行之道，《图兰朵》对“中国元素”的运用方式值得借鉴。 尽管《图兰朵》在人物、地点等方面与中国有关，但从配乐到唱腔再到舞台设计，仍保留了典型意大利歌剧的特色，只是借用了富有中国情调的题材。 正因如此，《图兰朵》不仅在意大利和欧洲受欢迎，而且在文化背景与之不同的中国和日本同样备受欢迎。 可以相信，当中国戏剧以包容并吸收外来文化的态度，呈现全新面貌并深受中国民众欢迎时，它也将自然而然地走向世界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