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狱医刘石人到女牢诊病，刚到门口，一女犯突然趔趄摔倒在他身上，并迅速塞给他一个纸团。刘石人正要扶她时，狱警走过来。刘石人只能怒骂：“找死啊，差点把老子撞到！”   在国家动乱的年代，战火频仍、百姓苦难才是基调。   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生的刘石人，可以说一“落地”，就注定要面对艰苦的人生。   这个生于1911年的孩子，在其8岁那年，家中唯一的顶梁柱——父亲就去世了。   家里本就过得十分困苦，失去经济来源，这时候作为男性的刘石人就要承担起帮衬家里的责任。   幸运的是，刘石人有一些好亲戚。   他的叔父和姨母深知读书非常重要，再难也不能断了孩子的学业，于是他们拿出钱来，资助刘石人继续学习。   在如此艰难竭蹶的境遇下，亲戚还主动帮助他上学，这让刘石人内心感激万分，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珍惜读书的机会，奋笔疾书，废寝忘食。   刘石人读书很用功。父亲去世五年后，恰逢西北军阀冯玉祥招收军医学生，年仅13岁的他一考，就考上了，被送往西北军医学校修习医学。   于是，医学就成为了伴随刘石人一生的“战友”。   毕业后，由于冯玉祥支持孙中山先生的国民革命，刘石人成为了国军医生。   而刘石人虽然除了一手医术之外，也颇有学识文化，但却对政治毫无兴致，只管治病救人。   47年年底，国民党设立渣滓洞监狱以关押共产党员。   刘石人就被调往渣滓洞担任狱医，虽然监狱各种条件都非常差，且离市区又很远，刘石人一度不愿前往，但考虑生计，最终也只好应了下来。   来到渣滓洞监狱，刘石人才知道这里并非普通的看守所那么简单，里面保密工作比较严密，就连只是医生的他，也多有限制。   比如，他只能隔着铁牢诊病，绝对不允许进入牢内，且不许问犯人姓名等等。   刘石人不关注政事，但他内心是有作为一名医者的觉悟的，他认为自己来渣滓洞是行医治病的，这些规定让他有时候根本没法治病，也让他心生不满。     一次，一位被关押的共产党员腹中急痛，刘石人怀疑他突发急性阑尾炎，强烈要求进入牢房诊断，狱长坚决不同意，还是他以离职为要挟，而狱长怕刘石人走了之后狱中犯人死亡要他担责，这才放行。   从那开始，刘石人与革命者有了更多的接触、了解。   在治病的时候，刘石人虽然不能问病人姓名，但问问他们是干嘛的还是没有限制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交谈，刘石人注意到这狱中关押的人根本不应该被关押，军人、知识分子、编辑记者、企业职员等等。   从与这些人的对话中，他能够感受到这些人的亲和，救国的热切，刘石人意识到，这里关押着的，根本就是无辜的爱国者。   刘石人看着被狱警打得皮开肉绽的“犯人”们，虽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坚定，但善良的刘石人还是希望他们都能够好好地活着。   作为一名医者，刘石人尽心尽力，甚至不畏强权。   由于狱中医疗、伙食条件极差，可能早产的周泉香若在狱中生子有遭遇“母子双亡”的风险，刘石人冒着被打为“包庇罪犯”进而枪杀的危险，和狱长据理力争。   好在有惊无险，周泉香遂安全出狱。   所长害怕担“犯人”死亡之责，刘石人还数次将10名“犯人”以外出就医的理由，让他们出狱治病，后来也全部释放了。   在渣滓洞行医救人5个月，刘石人有了弃暗投明的“契机”。   当时，狱中的同志见刘石人如此善良，为了拯救病人甚至可以不计个人安危，敢于与随身携带枪支弹药的上司针锋相对，实在难能可贵，决定拉拢刘石人成为同志。   一天，刘石人在给女同志胡其芬诊病，她顺势往刘石人的手中塞去字条，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大惊，但此时不能声张，否则自己也会有生命危险，于是迅速把字条藏了起来，像往常一样看完了病。   后来，又有多位同志趁诊病时拉拢刘石人，当时他的内心早已有所倾向，几经鼓舞，刘石人终于决定加入其中。   凭借自己的身份，刘石人竭尽所能，他希望帮助更多同志脱身，也给狱中的同志们建立起了与外界沟通的桥梁，跟同志们的情谊越来越深厚。   国民党反动派一溃千里，败逃台湾，但在这之前，他们对秘密关押在渣滓洞的革命同志们进行了屠杀。   不幸中的万幸是，还有极少数同志在屠杀中脱逃，后来也是他们帮助刘石人洗清了反动派分子的身份，他走向光明，帮助狱中同志的事迹也得以传开。 （信息来源： 《渣滓洞的狱医刘石人》——中国知网； 《重庆珍档丨渣滓洞的狱中策反》——重庆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