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社会？

社会是生产关系的总和，是各类人群所共同组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什么是社会的本质？

社会的本质就是要采用何种方式才能让全体人类共生共赢。

人类社会大约可以分成三层：领导决策层、中间管理层，以及底层群众。中间管理层实际上是作为领导层的助手而存在。

上层领导都需要通过中间助手才能实现对底层的有效管理与控制。

领导层和中间层，属于上层建筑；底层群众则属于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过来影响经济基础。

人类世界的一切问题，本质上都是上层建筑出现了问题。至于中上层与底层群众的关系问题，在大多数历史时期都还没有真正涉及。

几千年来，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不断更替，本质上都是上层建筑的制度设计不合理造成的。也就是领导层与中间层的关系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用教员的话说就是：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问题。

古代中国历史，就犹如一群人流落荒原。大家为了生存，不得不相互携手，于是就需要推举出一位首领来协调大家。这个首领就叫做天子。

当这群人还比较少的时候，首领一个人或许就可以协调好大家。但当经历过千百世之后，这群人必然会越来越多。作为首领的天子，他一个人便已经完全协调不过来了，于是他就需要再找很多帮手去协助他处理一些杂事。

这些协助天子处理杂事的人，就叫做王侯将相，也叫作王公贵族，或者士族。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叫法。比如后世的门阀世家、文阀、财阀等，都是此一类人。他们都属于社会的中间层。

当这一类人出现之后，阶级也就出现了。他们在协助天子管理天下的同时，也在假公济私。甚至有时候他们会忘记初衷，反而变成压迫奴役众生的主力军。

三皇五帝尧舜禹时期，就是天子掌管天下，而助手却很少，甚至基本没有的时期。

夏商周时期，则是助手中间层开始逐渐增多的时期，也是助手层王侯将相权力比较大、地域比较分散的时期。大家都比较分散，基本上一家一个地盘，交通又不便，倒也容易相安无事。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路诸侯实力膨胀，人口增多，摩擦征战便也跟着逐渐增多。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人口基数进一步增大，助手中间群体也进一步增大，并成功骑到了众生的头上。

人类的主要矛盾、主要问题，其实一直都是内部问题，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欺压问题。

这种欺压必然会造成人类民族内部的自我割裂。然而一个割裂的社会是不可能有出路的。印度的社会就是割裂的，它还能存在，是因为外面还有更文明的存在。它能从外面不断补命，从而弥补自身的不足。

中国那时已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内部割裂之后，整体文明就会失去方向，失去活力。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要么自我毁灭，要么被外部势力覆灭，甚至被极为落后弱小的野蛮文明所征服。元清两朝就是因此而来。

领导层与中间层的争斗，很容易就会造成民族内部的割裂。春秋战国时期，其实就是助手中间层、王侯将相们壮大了，人数增多了，天子的领导地位被弱化了。流落荒原上的人群分裂了。

秦朝则是把流落荒原上的人群再一次整合在了一起，大家又开始只认一个领导。但是天子只有一个人，不可能直接管理整个天下，助手中间阶层依然必须要存在。

天子坐镇的地点，就叫做中央；王侯将相直接管理的地点，就叫做地方。

经过大汉一朝的发展，社会人口基数进一步增大，社会剩余财富继续增多，助手中间群体进一步壮大。他们依靠累世的财富积累，已经有了可以稳稳地骑在众生头上作威作福的实力。甚至还有了可以把天子拉下马的实力。

以前的天子，大家都是坐下来共同推举；当人们口袋里有了财富，手中有了武力，大家便开始倾向于凭借手中的实力，去角逐天子之位。于是中间层的争斗便开始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争斗不休，基本上都是因此而生。三国时期，其实就是中间阶层的大内斗时期。董卓、袁绍、魏蜀吴，大家都想当领导，也都有当领导的可能。

其实隋唐时期也是如此。社会动荡的根源，在本质上就是人口基数变大，助手中间群体坐大。在皇族昏庸的情况下，大家都想单干。这一时期的中间层，就是所谓的门阀世家、五姓七望。

然而人类要前进，就不能有太多作威作福的人。助手中间群体太大，会直接压垮基层民众，会让社会根本无法向前，会让社会人群彻底割裂。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人进行了一场自下而上的变革，这个人就是黄巢。

黄巢的思路就是铲除助手层，中间层，门阀世家层。从而使得人民的财富人民用。但结果自然是失败了。铲除了旧的，还会生长出新的。但是宋朝似乎继承了一部分黄巢的思路。

于是宋朝便开始削弱助手中间层的权力，从而让他们形成不了世家门阀。比如著名的“杯酒释兵权”。但这同时也削弱了社会的组织强度，尤其是地方的组织强度。

这一时期，西夏、辽、金、蒙古等纷纷崛起，而宋朝却失去了制衡的能力。

天子与王侯将相，领导层与助手层，就相当于上层建筑。中间助手层的削弱，便意味着组织力的削弱。于是辽金蒙古等便有了入主中原的可乘之机。

明朝虽然恢复了中华，但是朱元璋实际上也算是黄巢的信徒，他们应该是同一类人。都是为了解决阶层对立问题，都是为了铲除削弱中间层。

赵匡胤采用了杯酒释兵权，朱元璋也没有放过那些开国功臣。但是明比宋多做了一点，就是制定了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规矩。所以明初的武力就比较强大。

但是社会中上层的矛盾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

他们削弱了门阀士族产生的基础，又会诞生出阉割版、弱小版的文阀、财阀等。天子治理天下，又必须借助中间助手层。

天子对门阀士族的削弱，很容易就会造成领导层与中间层的离心离德。

这实际上扩大了领导层与中间助手层的矛盾。或者说：助手层权力越来越小，能力也会越来越小。清兵一进来，助手层就连像样的抵抗都组织不起来。他们甚至都没有权利去组织抵抗。

中间层的权力过大，很容易就会出现汉末、魏晋、唐末内部的乱局；

中间层的权力过小，也会很容易出现宋末、明末对外的虚弱无力。

‍几千年来，封建王朝的不断更替问题，实际上就是上层建筑——领导层与助手层的权力分配问题。也就是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问题。

宋朝和明朝亡于地方权力过小，魏晋汉唐亡于地方权力过大。

地方权力过小，能安内不能攘外；过大，能攘外不能安内。

中央就是领导层，地方就是中间助手层。

宋明都是亡于外族，亡于领导层昏庸，并同时地方权力过小、君臣离心离德上。天子昏庸，就会决策失误。地方权力小，就会有力无处使，甚至是不得不投降外族。

古代中央王朝，在唐以前，亡于中央过于信任地方；在宋以后，亡于中央过于不信任地方。

人类社会的稳定，本质上就是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好了，然后才有机会、才有资格，去解决底层人民的真正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