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钟扬：铁翁——殉真无悔

屈指算来，2023年铁翁（陈铁健）八十有九了。这年中秋边，我拟与邓野上京为之庆祝九十大寿。

《陈铁健九十文录》

我以旧文《陈铁健学术素描》（见《悦读》杂志第44卷）中的嵌名联“寻真无悔仗铁肩，书香多姿有健笔”，写成扇面装框作寿礼。铁翁在微信圈里见了图片甚喜，嘱先别寄，待见面交他。

然新冠路阻，我们无法如约至京。只得期待后会有期，岂料不久即见他所在单位于11月29日发布的讣告：

讣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退休干部陈铁健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11月23日7时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根据陈铁健同志遗愿，丧事从简。遵照家属意愿，不对外举行送别仪式。

陈铁健先生讣告

为弥补前年的遗憾，今年5月16日我与邓野相约赴京追悼铁翁，却意外读到铁翁留给爱妻的遗书。

陈铁健先生遗书一

丕军：

我的最好的老伴。

十年前确诊慢阻肺，如今已是晚期。去冬染新冠病毒后，心肺俱伤，从日行万步，到只在室内漫步；手杖支撑，移动很难，睡眠尤其困难，安眠药已无半点作用，近十多天，每夜只睡一、二小时，甚至彻夜不眠，平躺呼吸困难，咳嗽不停，倒卧则褥疮疼痛难忍。总之，病入膏肓，无药可治，与其浪费资源，拖累家人，尤其是拖累——你及亲友，心更不安，自我了断，在我应是最好的选择。

我俩相识、相知、相爱三十年，苦辣酸甜，恩爱情忧，几乎尝遍。虽因避免逆子骚扰而选择离异，情爱却未消失。你对我的关爱照料，我永世难忘。我走之后，你会选择更好的生活，过好新的三十年。

忘了我，我走了！

陈铁健先生遗书二

令我震惊，原来铁翁是趁夫人短暂外出的空档伺机“自我了断”的！

有遗书在案，我才能依稀读懂那些谜一般的纪念文字。

常州瞿秋白纪念馆首任馆长赵庚林说：“三月前，还在整理着他的‘九十文录’的书稿，走得太急促了，不想麻烦他人，走得又那么静悄无声……”（《“治史唯真”陈铁健》）。

他的弟子北大教授黄道炫说：“陈老师晚年状态很好”，“微信朋友圈里经常可看到他赏玩书、画、石、砚，不时点评新出的书籍、论文，保持着一贯的敏锐、热情。然而，这一切，意外地戛然而止。陈老师对事潇洒，对人潇洒，对自己也潇洒，时间地老天荒，人力终有穷尽，老师就这么跨过了生死时间的门槛。”（《陈师铁健：文有呼啸之声》）。

他导师李新之子、作家李大兴说：“陈先生在九秩高寿安排好身后事，然后从容离去，令生者如我悲伤，而又更多感佩。他毕生忠于师友，爱护亲人，而又从不愿麻烦别人；他亲历大历史变幻，见证许多命运沉浮如尘埃，却一直努力主导自己的人生；他并非激烈之人，却用文章与行动，履践了‘特立独行’这个词本来的意义，这是很少有人能做到，也未必有多少人能理解的。”（《屡经风雨但存真——怀念陈铁健先生》）

《寻真无悔：陈铁健八十文录》

凡此种种，都在为铁翁遗书中以“自我了断”为“最好的选择”云云，作注脚，凸现其人格之高洁。“一路潇洒多遗爱，生死看破不求人”（李大兴之兄挽联）。

然而铁翁之另类走法，无疑令他的亲友弟子尤其是小他十九岁与之恩爱三十年的“最好的老伴”陷入难以自拔的痛苦与思念。

6月3日16:23常老师有微信致我：

我实在不想让他这样离去，他太理性也太狠心了，一般人是做不到的。我多么希望能陪在他的床边多几年，陪他在医院里寿终正寝该多好！可他没有给我机会，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一年多了，只要静下来，无时无刻不在想铁健，这三十年我俩既是生活更是精神的伴侣。有人说我们是神仙伴侣，我心里是认可的。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呀！没办法，阴阳两隔，再也见不到，摸不着了。

（三个流泪表情）谢谢您的理解和关爱！

（三个合十三朵玫瑰）

作为一个勘古察今的历史学家铁翁的现实处境，显然不同于文革中自杀的陈梦家（1901——1966）、傅雷（1908——1966），他们不堪凌辱，以死抗争。

铁翁九十年风雨兼程，其间虽有惊却多无险，虽长期处社科院之边缘但那是他安贫乐道无意仕途有志学术的理性选择，虽未大富大贵但上有恩师提携下有弟子拥戴且著述等身堪称功成名就，虽亲生儿子不孝但有爱妻相伴日子也甚滋润，虽患慢阻肺兼被新冠侵袭痛苦不堪，但观其遗书逻辑清晰笔健如常并没到夺命之境……，令人百思不解：铁翁为何要如此这般“自我了断”？

作者与陈铁健先生合影

近代史研究所的朋友也多有不解：陈先生弃世的准确时间同仁不忍细问，至今也没有开个追思会之类的活动。陈先生太决绝了。（合十）这是六月九日近代史所朋友在微信对我的回答。

铁翁青年时代有过保密工作的经验。他的“自我了断”非一时冲动之举，而是周密策划的行为艺术，义无反顾的赴死。我倒觉得这如同历史上梁济（1858——1918）、王国维（1877——1927）之自杀，须从文化上寻找答案。

梁、王二位貌似殉清实皆殉文化。他们皆以“主义为本位”，“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故不容不殉”。

梁济与儿子梁漱溟最后的对话推出天问：这个世界会好吗？于1918年11月8日六十岁生日前夕从容投北京积水潭。

陈寅恪挽王国维联手稿

王国维留给小儿子的遗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藁葬于清华园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于1927年6月2日上午11时许从容投昆明湖。

陈独秀说，梁先生“想用对清殉节的精神，来提倡中国的纲常名教，救济社会的堕落”。（《对于梁巨川先生自杀之感想》）

梁启超说：“违心苟活，比自杀还更苦，一死明志，较偷生还更乐”，所以王国维这样的自杀，完全代表中国学者“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精神”。

他进而分析：“王先生的性格很复杂而且又可以说很矛盾。他的头脑很冷静，脾气很和平，情感很浓厚，这是可以从他的著述、谈话和文学作品看出来的。只因有此三种矛盾的性格合并在一起，所以结果可以至于自杀。他对于社会，因为有冷静的头脑所以能看得很清楚，有和平的脾气所以不能取激烈的反抗，有浓厚的情感所以常常发生莫明的悲愤。积日既久，只有自杀之一途。”（《王静安先生墓前悼词》）

卓如任公避开西方的自杀观，试图从始于屈原的自沉传统揭示王国维之死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一洗意气之争，既体贴又超脱。字里行间令我仿佛见到铁翁的身影。

陈寅恪则为王国维树立起“文化遗民”的精神丰碑：“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王国维纪念碑

其实王国维无论为废帝之师还是清华导师，他的待遇、成果都相当可观，他只是惟恐北伐革命军夺了他的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甚至如湖南读书种子叶德辉被夺了命，于是主动赴死。

倒是陈寅恪真的死在渴望“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途中，尽管他不是自杀身亡的。从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成为几代知识分子的理想，更是铁翁之史学追求。

如同王国维，铁翁也有着浓重的悲剧情结，因而对近代史上悲剧人物陈独秀、瞿秋白心有戚戚。于不准怀疑处质疑，不合时宜地“非弄个究竟不可”。于陈独秀《我的根本意见》知其走向最后的觉悟：破苏共死局探科学的民主真谛；从瞿秋白《多余的话》见书生革命之悲剧情怀：破“历史的误会”而“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

铁肩担道义，于是有“悲剧史家”之称。铁翁心路历程与独秀相同，性格气质离秋白更近，从而形成了他唯真唯实的史学观：

《治史唯真》

历史学的第一标准是真实，是史镜，而非“胜利者的宣传”。

历史学家的第一品格是真诚，无所禁忌，而非附庸政治的奴婢。（《书写真实的历史》）

这本史家常识，并不玄妙，但在这真理过剩真相奇缺的土地上竟成奢望。陈独秀晚年“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意为任何党派所拘束”，身后被他曾创建的党派冠以九顶铁帽；瞿秋白就义前夕“卸下戏服”，以“多余的话”告别“美丽的世界”，身后却遭“阳谋论”者掘墓鞭尸！

尽管经朝野艰难努力，陈独秀的铁帽已被摘下几顶，瞿秋白的铁案终于平反，但陈研瞿研仍是令人心悸的畏途，更不要说司马迁“秉笔直书”的惨痛代价。

铁翁不由得仰天长叹：

《瞿秋白传》

历史何以如此颠倒不公？我亲身经历过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与“文革”，目睹理想与手段、梦幻与现实、信仰与操守、阳谋与阴招、人性与兽性，种种诡谲怪异，难以理解的世相变态，不能不对之质疑、反诘、批判，并追根溯源，弄个明白。（《书写真实的历史》）

他深知：“伪造历史，往往是为了现实中不可人的目的”，而“还原历史真实面目，是为了认识现在的问题和未来的路。不吸取历史教训，现在的错误可能就是过去错误的延续”；“净化历史并非否定一切，而是排除坏的种种，保留好的种种，从而摆脱危机，使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人民生活富足，思想行动自由。”（陈香《陈铁健：吾以吾心对历史》）这才是治史唯真的神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