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对不起你……”1959年，顾方舟将一管不明药物喂给襁褓中的儿子，泣不成声。他还有一个颇为好听的外号——“糖丸爷爷”。那么，“糖丸爷爷”背后究竟有什么故事？ 1959年的一个寒冷夜晚，灯光在简陋的实验室里摇曳。顾方舟站在婴儿床前，手里拿着一支玻璃管，里面装着一种新型疫苗液体。 他的双手在颤抖，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他望着熟睡中的襁褓中的儿子，心中有无数个声音在叫喊：“这是一场冒险，一场生命的赌注！” 顾方舟，作为一名坚定的医学科学家，此时却被一种深沉的父爱与愧疚感淹没。“爸爸对不起你……”，他的声音沙哑，喃喃自语着。 儿子是无辜的，可他决定亲自将这一管尚未完全证明安全的脊髓灰质炎疫苗注入儿子的体内。这一刻，他的泪水夺眶而出，生命与科学的博弈令他痛苦万分。 几天的焦虑让顾方舟夜不能寐。每当儿子咳嗽或打喷嚏，他都吓得浑身一颤。那几天的等待，仿佛拉长了生命中的每一秒。幸运的是，儿子没有出现任何不良反应，身体健康如常。 顾方舟与妻子相拥而泣，喜极而泣的同时，也更加坚定了他继续推进疫苗的信念。这一次冒险，不仅是一位父亲对儿子的考验，更是对整个国家儿童未来的赌注。 在上世纪50年代，脊髓灰质炎在中国乃至全球肆虐，尤其是儿童更是深受其害。感染者轻则肢体瘫痪，重则死亡。 顾方舟亲眼目睹了太多孩子因为这场瘟疫永远失去了行走的能力，这让他内心十分痛苦。他深知，唯有通过科学手段攻克疫苗，才能让这些无辜的生命免于悲剧的重演。 1955年，顾方舟被派往苏联，学习如何生产脊髓灰质炎疫苗。在那里，他接触到了一种新型的减毒活疫苗。 这种疫苗使用后能在人体内模拟自然感染，但不会引发疾病，从而激发人体免疫反应。虽然技术原理简单，但生产和应用在当时极具风险，特别是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科技条件落后，疫苗的保存和运输困难重重。 顾方舟明白，这场战斗不仅仅是与病毒抗争，更是一场与时间和条件的赛跑。他和他的团队日夜奋战在实验室里，用自己的身体实验，冒着生命危险去验证疫苗的安全性。在这样的条件下，顾方舟逐渐成为中国脊髓灰质炎防治工作的领头人，承载着国家的希望。 为了将疫苗生产工作落到实处，顾方舟和他的团队从北京前往云南昆明，在一个荒废的山洞中建立了中国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生产基地。那时，昆明交通不便，实验设施简陋，几乎没有现代化的设备，更不要提任何高标准的生产条件了。 然而，顾方舟从未退缩。他带领团队克服了一切困难，用最原始的方式搭建起了基础设施。为了保持疫苗的稳定性，他们不得不每天从山上跑到昆明市区，把疫苗存放在肉联厂的冰库里。 每天的工作都充满挑战：山路难行，气候恶劣，工作条件极为简陋。这一切并没有动摇他们的信念。 1960年，昆明的团队生产出了第一批脊髓灰质炎疫苗，共计500万人份，迅速在全国推广使用。虽然这批疫苗效果显著，但顾方舟很快意识到，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摆在眼前——疫苗在运输和存储过程中需要冷链，而当时的中国尚未具备完善的冷链体系，尤其是在偏远地区。 顾方舟没有放弃，他夜以继日地思考如何让疫苗更容易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一天，顾方舟看着自己的儿子向母亲撒娇要糖吃，忽然灵光乍现——如果把疫苗做成糖果一样的糖丸，不仅可以解决孩子们不愿意打针的问题，还能方便运输和储存！ 有了这个想法后，顾方舟和团队立即开始了新的实验。经过一年多的反复研究和试验，终于在1962年研制出了糖丸疫苗。 这种疫苗不仅安全有效，还能够在较高的温度下保持稳定，成为解决脊髓灰质炎问题的关键一步。 糖丸的出现，仿佛一道阳光照亮了无数家庭的希望。孩子们再也不害怕打针了，只需吃一粒糖丸，就能获得免疫。 糖丸疫苗迅速推广到全国各地，尤其是在偏远农村地区，许多孩子的生命因此得到了保护。至1965年，脊髓灰质炎的发病率大幅度下降，中国脊灰疫苗的推广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 顾方舟的奋斗并没有因此停止。为了彻底消灭脊髓灰质炎，他继续研究改进疫苗。1981年，他带领团队研制成功了“脊灰”单克隆抗体试剂盒，并在病毒抗体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 1990年，他提出了“全面消灭脊髓灰质炎病毒”的计划，经过长达三年的努力，全国的脊髓灰质炎发病率从0.3%下降到0.04%，彻底打破了病毒的传播链。 1994年，中国报告了最后一例脊髓灰质炎病例，随后的6年间，国内再没有新的病例报告。2000年7月，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中国成为“无脊灰国家”，而顾方舟则作为中国代表，在报告上签下了他的名字。这一刻，他用几十年的坚守和努力，终于为亿万中国儿童带来了健康的未来。 2019年1月2日，92岁的顾方舟在北京去世。弥留之际，他曾轻声说道：“我一生做了一件事，值得……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