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东门遗址。1989年，辛集市政府将新城东门、西门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拍摄于2026.1.10

新城西门遗址。1989年，辛集市政府将新城东门、西门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拍摄于2026.1.10

文 | 张红云

图 | 焦汝恒

明朝天启二年（1622年）六月廿三日，滹沱河自晋州涅槃村决口，吞噬了已历数百年的束鹿旧城。衙署民舍，尽为泽国。

面对一片狼藉，巡抚张凤翔与地方官绅决心为流离的县民和悬空的县治，寻一个栖身立命之所。他们的目光，投向了东北方向新圈头市。

天启四年（1624年），甲子岁，张履端以新圈头市（今新城镇北街）为核心，东联河上集（东街和南街），西并小西天（西街），用一道新筑的土墙，将这三个村落紧紧箍在一起，统称“新城”。

康熙《束鹿县志》记载，城“周围六里零一百四十步”，城墙“高连垛口不及二丈，底厚二丈余，顶宽仅数尺”。

这座初生的土城其规模虽显仓促，却已勾勒出一座县级治所的轮廓。

城开四门，立角楼四座，设垛口八百六十个，炮台二十座，窝铺三十二个。一道宽、深各约两丈的护城河绕城而掘，成为新城最初的水系与防线。

筑墙的日子像节庆。男人光着膀子夯土，号子声在低空盘旋；女人和孩子用柳条筐运送黄土，筐底漏下的细土，在晨光里扬起金尘。墙是一寸寸“长”高的，下午西晒时，新夯的土墙暖烘烘的，收工的老汉喜欢靠墙蹲着抽袋烟。

土城初成那夜，没有垛口，没有城楼，矮矮的一道弧，在月光下像个朴素的拥抱。更夫第一声梆子响时，惊觉回声厚实了——那是墙在帮着传声呢。它圈住的第一样东西，是三个村落忽然静下来的夜，和此起彼伏的、安稳的鼾声。

崇祯九年（1636年），知县杨琦主持了首次大规模重修。工程的核心，是让城池“长高”、“变厚”，并完备了女墙、夹墙、重池等设施。

城墙高度从原先的不及两丈，增至三丈一尺（约10米），底厚也达到了三丈（约10米）。最惊人的是顶宽，从原先“仅数尺”拓至一丈六尺余（约5.3米），增宽近两倍。

杨琦的匠心远不止于城墙本体。他为之构建了一套层次分明的立体防御体系：城上加筑了高三尺的女墙，为守卒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掩体。城下开挖了宽五丈、深两丈的主壕，其外还有一道宽两丈、深一丈五尺的重壕，构成双重水障。城门增筑了四座瓮城，形成城门前方半圆形防御空间。

而整个体系中最精妙的一笔，莫过于那道建于城外、高七尺、宽三尺的夹墙。

它不再仅仅是城墙的延伸，更是一道心理与物理的双重缓冲。想象一下，当洪水或敌军来袭，它们必须首先克服这道矮墙，方能触及主城。这短短的距离，消耗的是敌方的锐气，争取的是守城的时机。

至此，束鹿新城在城建史上，第一次拥有了完整的城防体系。

杨县令给四座城门起了名字，东门“启明”，瓮城“眺瀛”——守门的老兵说，冬至前后，朝阳恰好从瓮城门洞正中升起，金光灌满整条东街，瓮城里“眺瀛”二字被照得灿亮，真如望见海上晨光。

西门“城宝”，瓮城“瞻恒”——贩枣的商队最爱此门，说一出瓮城回头望，“瞧恒”二字对着远山轮廓，心里便踏实。

南门“咸亨”，瓮城“文明”——赶考的书生必在此整理衣冠，瓮城像个小小的书房，把喧闹隔在外头。

北门“胥宇”，瓮城“拱辰”——农人傍晚归家，见“拱辰”二字映着初升的星斗，知道时辰该做饭了。

走入城内，街道布局突破了常规，东西、南北四座城门并非直线相对，城内主干道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卍”字形街巷体系。

全城道路多为“丁”字街口，据传如此设计，是为了一旦城破，便于守军展开巷战，步步为营。作为行政与教化的核心，县衙被安置在城内东北隅，坐北朝南，层层进深，彰显威仪。

而在城垣之上，一座魁星楼屹立于东南角，寄托着对地方文运昌盛的期盼。

四座瓮城内皆建有庙宇，东瓮城祀龙王与关帝，西瓮城奉马王与三义庙，南瓮城则为火神庙。

新城北曾经的县衙所在地，现在是一所学校，这是学校的围墙。拍摄于2026.1.10

近看东门 拍摄于2026.1.10

此后，在清代康熙、乾隆、同治各朝，因水患、雨蚀和战备，新城经历了不下十次重要修缮。

康熙七年（1668年），大雨坍塌。八年，知县南昌刘昆捐俸重修。自三十九年（1700年），风雨剥蚀，渐就颓坏，知县祥符高茂运重修，雉堞墙堵焕然一新。

康熙三十九年的风，经过高茂选重修后的城池，砖石坚固，但边角已被时光磨得圆润。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知县蔡廷斗“请帑大修，始易以砖”，终于将土城变为砖城，使其“屹然称坚城焉”。

新城没有护城河堤。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夏季，暴雨成灾，河水泛滥，新任知县黄义徽奉上级之命，主持修筑了一道环绕县城的护城堤。堤防总长九百零三丈，高一丈五尺，宽也达一丈五尺，宛如一条坚实的臂膀，将整座城牢牢护在怀中。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知县李文耀慷慨捐出俸禄，主持加固城防水利。在西北大堤口最易受冲毁的地段，增筑三十余丈；又将东北一带残缺的堤岸修补五十余丈。

整体堤防连绵千余丈，高度增加三分之一，宽度也拓展了四分之一。此外，他还在东门外沿堤加筑一道护壕墙，长达二百余丈，更沿堤栽种上万株柏树，用以抵御湍急水势。至柏树成林，满目苍翠，被誉为“鹿川十景”之一。

滹沱河的“挑战”，在此时意外地催生了一种“适应性景观”。水患的阴影并未远去，但先民已在抗争中学会了如何与洪水共存，甚至从中寻觅一丝诗意。

真正让新城“长大成人”的，是乾隆三十三年的那场大修。

开工前，蔡廷斗知县在衙门口摆了三天沙盘。全县的泥瓦匠、木匠、铁匠都可以来看，可以拿小旗子在沙盘上插——“这儿排水要再斜一分”，“那儿角楼地基得多打三根柏木桩”。七万一千多两官银，化作了无数个精细的念头。

老土墙要拆，砖窑就在西门外垒起。窑火点了整整一冬，火光映红半边天。

老师傅掌握火候的秘诀，是听窑内声音——砖胚在烈火中会发出轻微鸣响，似雏凤初啼。新烧出的青砖，一块块泛着蓝灰色的光，敲击时有清越的金石声。砖上都暗刻着“乾隆乙酉”和窑户姓氏，张家的砖，李家的砖，在城墙上挨在一起。

砌墙时，工匠发明了“暖浆”——数九寒天，给糯米灰浆盖上草帘，底下用炭火盆微微温着，保持柔软。每一块砖落定前，工匠都会用手心最后焐一下砖面，仿佛在说：“好了，就是这儿了。”

三年后，当脚手架拆除，新城第一次以完整的砖城面貌迎接春天时，全城人都出来了。他们发现，城墙投下的影子更清晰了；雨滴打在砖面上声音更清脆了；午后阳光把砖缝照成一条条金线，整座城像被温暖的金丝网笼着。

四座城门也换了新名，“善长”、“义和”、“嘉会”、“宝成”——这些字眼开始活在市井语言里。

酒肆伙计招呼客人：“这位爷，打‘义和’门进来，一路辛苦，快喝碗热茶！”妇人嘱咐孩子：“去‘嘉会’门边市集买斤盐，找零钱要数清。”

城南豆腐坊的雾气，天天拂过，石匾的凹痕里竟长出了一小丛柔嫩的蕨类，青翠欲滴。卖豆腐的小女孩说，那是字在发芽。

西门顶上的砖 拍摄于2026.1.10

近距离看东门的砖 拍摄于2026.1.10

那时节，砖缝里长出的枸杞已经红了三茬。城墙有些地方开始“吐碱”，白色的盐霜像淡淡的霜花。南墙被染坊的蓝靛染过一角，阴雨天会泛出隐隐的青色；北墙某处砖面特别光滑，是几代孩童溜下坡时磨亮的。

知县陶云锦的“劝捐”，没有锣鼓喧天的号召，他在城隍庙前的槐树下摆了张方桌。

第一个来的是东街米铺的刘掌柜，放下布包，里面是二十两银子和一小袋新米：“银子修墙，米给修墙的师傅煮粥。”接着是西街的寡妇赵大娘，摸出三枚温热的铜钱：“钱少，给城墙买颗钉子吧。”稚童跑来说：“我帮修墙叔叔抬水！”

于是，从三万二千四百两到三枚铜钱，从两年的工时到孩童的一桶水，都以同样的分量，被记在了城墙的记忆里。

工程进行得很慢，老砖能用的都仔细留下，新砖要和老砖颜色相配，匠人们跑遍周边五县找相似的土。修补墙体的老师傅，会先和损坏的墙“说说话”，用手拍拍它，像安慰老伙伴：“疼不疼？咱们这就好。”

城门的四座石匾，众人商议“老匾额还换么？”摇头声一片。“启明”、“城宝”、“咸亨”、“胥宇”——这些名字已经活了一百多年，怎舍得换？最后决定原样保留，只做了加固。

石工王师傅清洗“眺瀛”二字时，发现燕子年年在“瀛”字最后一勾里做窝，便特意把那个勾凿深了些，好让燕子继续安家。

历时两年零两个月，当最后一处修补完成时，正值元宵。全城人提着灯笼出来，沿着城墙走。灯火连成一条温暖的光带，勾勒出城墙的轮廓——那轮廓不再棱角分明，却圆融温厚，像老祖母在夜色中侧卧的身影。

李嘉端撰写《束鹿修城记》时，研墨用的是护城河的水，掺了收集来的百家灶灰。墨色因此格外深沉。碑立起来那天，几只燕子准时归来，绕着“文明”石匾飞了三圈，钻进了熟悉的凹槽。

后来，城墙慢慢融进了更广阔的生活里。

有人拆了半堵废墙的砖，回去砌自家暖炕，说这砖特蓄热；有块刻着“张记”的城砖，成了井台边捶衣的石板；东门“善长”的石匾，被小心安置在小学照壁前，新生入学都要摸摸那两个字。

如今站在这里，风经过人，也经过砖石深处所有的温暖记忆。夕阳西下时，残缺的城墙会在麦田里投下长长的影子——那影子是柔软的，边缘泛着毛茸茸的光晕，仿佛还能拥抱什么。

它最终成为了一方水土的掌心纹路，所有的修筑、所有的命名、所有的触摸，都化成了清晰的纹理。

这纹理会引着春雨找到麦苗，引着游子找到老家灶头的火光，引着每一个寻找故事的人，触到那些从未冷却的、人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