埴轮书话[超话] 交错的系谱：五四时期文化论战的思想资源
（以下引自 沈松侨〈五四时期章士钊的保守思想〉，见《纷纭万端》pp.155-57）
在五四时期尖锐的思想论争中，激进派与保守派各有其鲜明的旗帜——前者是反传统的，后者则是传统的维护者。但是，我们若以章士钊为例，深入探究，却可发现，保守主义与传统的关系，并不像表面上那样简单，而是纠葛错综、极其复杂的。
首先，在对中西文化的看法上，五四的激进派认为中西文化只有进化程度的迟速，而无本质的差异。换句话说，西方文化乃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而为落后的中国所当仿效。根据这项基本假设，他们很容易走上对中国传统的彻底否定；同时，他们所推崇的新文化运动，虽是以民族主义为原动力，却又带有相当强烈的“大同主义”（Cosmopolitanism）色彩。这种思想貌似激烈，其所蕴涵的思想模式，却与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并无二致。质言之，五四的激进派事实上保留了传统“天下”概念所包含的文化一元论，所不同者，只是他们以西方思想取代儒家思想，作为世界性文化秩序的核心内容。反之，章士钊则以为中西文化本质不同，世界文化是由许多各具特色、并无优劣可分的异质文化所构成的多元系统；因而中国人绝无自弃本身文化，全盘袭取“史性、素养与节度”迥然有别的西方文化之理。这套理论，虽是翼护传统而发，实已轶出传统的概念范畴。两相比对，五四的激进思想有其传统的一面，而章士钊的保守思想，却有着非传统甚或反传统的一面。
其次，五四新文化运动强调以文化、思想的改造作为解决一切政治、社会问题的手段。这种取向，又与传统的思想模式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如本文所曾提及，传统儒家的政治思想中，对政治、社会问题的解决，基本上是以个人的道德资源作为最终凭借。《大学》所谓修齐治平之道，便是将道德与社会、政治等不同范畴融成一个一贯的连续体（integral continum），由“内圣”以臻“外王”。这个“大学典范”，不仅历代儒家传统主义者奉之为圭桌”，也为五四反传统主义者所承袭。为了改造社会和政治秩序，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呼吁的，正是国人思想、道德上的自觉。章士钊则不然。他虽以传统文化伦理秩序的卫道者自任，却把这套秩序看成由特定的经济基础所制约的“上层结构”，因而不得不要求恢复“以农立国”的生产关系与经济结构。在这一点上，他和当时的激进派又有着“角色互换”的辩证关系，亦即，后者循传统的途径进行反传统的工作，前者则是用非传统的手段来为传统辩护。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曾指出，五四时期的思想层面，不能单纯地以“激进-保守”的二分法加以涵盖巴；同样地，激进与保守的区分，也不是“传统-非传统”的简单概念所能完全包容。
另一方面，我们亦可由此窥见五四保守思想的根本困境。为了有效地维护传统，他们极力向传统之外探求有利的思想资源。然而，这些非传统因素的引入，却解消或稀释（rarefy）了传统本身。五四保守主义所标榜的传统，严格说来，已非中国的旧有故物。这种进退两难的尴尬处境，正是中国现代保守主义者的最大特色。
……虽然，从章士钊与激进派在五四时期的论争中，我们可以看见，当时的激进改革者谋求中国现代化的努力，基本上犯了两项认知上的错误：第一，他们把“现代化”与“西化”混淆为一；第二，他们认为“传统”与“现代化”针锋相对，绝无并存之余地。事实上，近十余年来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已确切显示，现代化与西化迥非一事，现代化之所以以西化的面目出现，不过是历史上的偶合；同样地，传统与现代化亦非水火不容，反而可以相辅相成。一个社会，唯有立基在自身的传统上，才可能发展出适合本身需要的现代化模式。因此，五四时期的章士钊虽与激进派蹈袭了同样的认知错误，而其对历史文化之延续性的一再强调，却也并非毫无可取。
